大学文学教育对于刘震云文学创作的影响——兼谈当代“作家学者化”的问题

刘震云能够成长为如今具有世界影响力的作家,一个无法忽视的重要因素就是在北京大学中文系求学的四年间,他所接受的文学教育对其文学创作产生的深远影响。北京大学老一辈名师的言传身教以及二十世纪八十年代初期校园浓厚的文化氛围、学习环境对于刘震云创作热情的激发、文学观念的形成、写作资源的丰富以及知识结构的完善都起到了不可小觑的作用。作家的天赋对于创作固然有很大的帮助,但学识修养的积累与知识结构的完善对于其创作的厚积薄发则更加重要,而正规的大学文学教育既是完善知识结构、丰富学识修养的重要起点,也是“作家学者化”的关键途径。

关于“作家学者化”和“学者作家化”的问题

在《文艺报》1992年2月1日的“文摘”栏内,读到一篇摘自《社会科学报》的短文,说是我正在“提倡‘学者作家化’,认为有助于打通理论和创作的‘壁垒’和界限,使理论和创作在相互沟通中得到进一步繁荣和发展”。其实我从未公开提倡过“学者作家化”这个口号,因此想在这里稍作澄清和解释,以便消除误会.

驻校作家在中国:概念、评价与实践(1967-2001)

学界一般认为中国驻校作家制度最早于2002年由中国海洋大学创设。其实,20世纪下半叶中国早已使用驻校作家的概念、评析这一制度并开展实践活动。在作家生平和作品译介过程中,中国接触到了驻校作家的概念以及这一制度的内容,其中张爱玲、福克纳任驻校作家的身份最受关注。在作家学者化/学者作家化社会背景和文化语境中,国外的驻校作家/学院作家现象引发了国内各界的思考和讨论。1990年代以降,有一些中国作家到海外担任驻校作家、深化了对这一制度的认知,而中国港台地区及内地高校也开始探索和实施驻校作家制度。因此,驻校作家概念及其制度在1967-2001年期间在中国已有相对丰富的成果。

从“学者作家化”到“教授写小说”——对当前一种文学现象的解读

"教授写小说"的现象,作为市场经济和大众文化时代文学生产和文学消费关系中的"文学事实",凸显了文学嬗变和转型期的特征,更引人关注,因而成为本文的解读对象。文章首先从现代文学史的视野,梳理了"教授写小说"的渊源,然后着重阐释了20世纪90年代后兴起的这一现象的背景原因,重点论述了教授写小说的意义价值:对学院体制、学术体制化的挑战,对大学文学教育现状的反拨与改善,扩展了文学的题材,提升了文学的人文精神和文化内涵,丰富了文学的审美表现力。文章最后对教授创作的小说的局限性进行了剖析。

作家的学者化与深入生活问题

青年作家梁晓声在《生活、知识、责任》(《人民文学》83年12期)一文中,谈到了作家的学者化与深入生活的重要性: 王蒙提出作家学者化的问题,我是很看重他提出的这个问题的。车尔尼雪夫斯基说:“要使人成为真正有教养的人,必须具备三个品质:渊博的知识,思维的习惯和高尚的情操。”我们的古人朱熹也说过:“博学之,审问之,慎思之,明辨之,笃行之。”

编辑学者化与非学者化的辩析

编辑工作是社会精神产品生产过程的中介环节,是以出版和传播为目的的社会文化活动,是在出版和传播之前按照某种标准选择、加工的社会文化职能。编辑就是这种职能的执行者。自从有了大众传播媒介以来,任何具有固定的物质形式的精神产品,如书籍、报纸、刊物、音像制品等无不经过编辑的选择、加工。

学者创作:打通文学与学术——新时期学者创作研究述评

学者创作研究是从创作主体角度对文学创作进行的研究;新时期以来对学者创作的研究,主要从两个方面展开:学者创作研究和作家学者化现象研究,虽然这两个研究在学者散文上取得了重要成绩,但在学者写作的其他文体上仍有值得开拓的学术空间。并且作为一种文学创作类型和创作现象,学者作家的作家模式和作家学者化的作家发展方向,都有着不容忽视的研究价值。

八十年代高校“作家班”探源

随着"作家学者化"口号的提出,八十年代多家重点高校都开设了作家班,在为中青年作家提供文化深造机会的同时,也在推动文学发展及教育革新方面收获了很多宝贵经验。认真探究80年代高校"作家班"产生的时代背景和现实原由,对于我们今天应对文学、教育领域的一些问题还有现实的借鉴意义。本文从外在背景和文学自身两方面入手,在梳理高校"作家班"演化经历的基础上对其产生原因及影响加以探析。

谈当代作家论的写作

我和曾华鹏同志曾合作写过一些现代作家论,如《郁达夫论》、《谢冰心论》、《叶绍钧论》《王鲁彦论》和《蒋光赤论》等。我个人又为当代著名作家撰写过作家论,如《陆文夫论》、和《高晓声论》等。我觉得写现代作家论和当代作家论,在准备工作上有很大的不同。主要是掌握材料的难易度有极大的悬殊。对现代文学史上的作家,往往有一个考订笔名,追踪轶文,求索难得资料等细致工作的过程。研究当代作家,也有这一行的特殊的难点。现代作家作品,已经经过一段历史的沉淀;但是当代文学的稳定性却有待于历史的考验。而当代作家本身也在发展变化,在艺术上也在不断磨砺更新。要找出某一作家的好的征兆或刚露端倪的隐患,是需要真知灼见的。这样复杂的问题。

世界华文微篇小说在21世纪初的发展指向

微篇小说是华文文学的一种代表性文体。各国华文微篇小说在彼此不平衡的发展格局中汇入了振兴华文文学的大潮。本文对世界华文微篇小说在21世纪初的发展提出六个发展的指向。1.拓展创作题材的范围。2.探索自觉、成熟而“正宗”化的微篇小说文体。3.创作思潮、创作方法上兼融并蓄。4.中西合壁的表现手法。5 .语言表现注重言外之旨、象外之神。6.作家的艺术素质与知识构成 。

汪曾祺与中国画

在谈论汪曾祺之前,先说几句"题外话"。作家王蒙曾倡导"作家学者化",得到许多人的赞同。但稍稍想一想,就会觉得这句话很有些莫名其妙。学者是一个很笼统的称呼。大的分类有自然科学的学者、社会科学的学者、人文科学的学者。想来王蒙不会要求作家成为自然科学的学者。但在社会人文领域。

关于新疆少数民族文学发展的思考

新疆是一块美丽富饶的土地。生活在这块土地上的各少数民族人民,是勤劳、勇敢和智慧的人民,是具有无比创造力的人民。几千年来,他们在创造物质财富的同时,也创造了各自丰富多彩、光辉灿烂的民族文化,而各具特色的民族文学尤为其中的珍宝。它们无疑是中华民族文化百花园中的一枝奇葩,是新疆各少数民族人民引为自豪的宝贵精神财富。20世纪以来,在俄国伟大的十月革命和我国反封建的“五四”新文化运动的影响下,尤其是在30多年的社会主义制度下,

“考研热”之我见

近年来我国报考研究生的人数日见增多,1919年创历史最高纪录.那么,导致考研持续升温的深层原因是什么?这一现象反映出我国社会经济、教育、文化心理的哪些变化?如何正确看待“考研热”?本文就这些问题作了认真分析和思考.

“散文热”与“大散文”

80年代中期以后,曾经激起过阵阵轰动效应的诗歌、小说、戏剧相对沉寂下来,一直无声无息地与之同步发展的散文忽然脱颖而出,独领风骚,不仅许多已在诗歌、小说、戏剧、理论甚至管理、科技等领域已奠定地位的主体趋向散文创作,而且许多名不见经传的、各行各业的普通人物也纷纷涉笔散文加之各种大众传播传媒介如报刊、非纯文学杂志等出于版幅需求的推波助澜，从而使散文热成为本世纪末中国文坛一大景观。然而，作者、作品众多，堪称大作、力作者较少，间或有一些“最强音”（丹纳语）喊出，旋即被淹没在一片大众化喧嚣之中。对此已有不少评论家、作家表示忧虑，开始关注散文的“热”与“冷”，并提出“走向大散文”、“散文精品化”等主张。笔者同意上述论者的识见，这里拟就这股“散文热”来龙去脉的梳理，谈谈我们对这股“散文热”的认识．以及对建构大散文的几种理解。

再论陆文夫

陆文夫创作历程的“三级跳”《陆文夫论》主要是勾勒他的“三起两落”的曲折艰辛的生活和创作历程,画的是一条波浪形的起伏曲线。而《再论陆文夫》是试图探究他创作道路上的艺术经验。陆文夫在艺术领域的足迹,是一条不断向高处攀登的上坡路。回顾陆文夫的创作经历,倒很象一位三级跳远的健将。他先跨进两大步,再趁势向前腾跃;他在沙坑里的落点很远,成绩优异。陆文夫的第一步是《荣誉》小说集的出版,《小巷深处》和《平原的颂歌》的发表,使他成为引人注目的新人。但当1980年陆文夫自选《小巷深处》短篇集时,他大刀阔斧,将《荣誉》小说集中的八个短篇删去七篇,仅是《荣誉》幸运地入选了。他用自己的取舍宣告他这一时期中的小说可以分成两类;一类是较为一般的先进事迹报导。

对文学的轻慢与失态——评王蒙近作《失态的季节》

王蒙在今日的中国文坛,具有举足轻重、无人可以替代的地位。 从七十年代末期的《最宝贵的》、《说客盈门》,八十年代中期的《活动变人形》,到九十年代的《恋爱的季节》、《失态的季节》; 从率先发动“小说革命”,推出《夜的眼》、《布礼》等探索性作品,到在“红学领域里异军突起的《红楼启示录》; 从关于“作家学者化”的倡导,和“失去轰动效应之后”的文学选择,到关于“躲避崇高”的吟味和对“人文精神”的责难;

超越后的困惑——论宗璞童话创作

当王蒙大声呼吁作家学者化的时候,我们的儿童文学创作队伍则是以幼儿园阿姨和中小学教师作为自己的生力军,他们的作品洋溢着新鲜活泼的生活气息。然而,鲜明强烈的情感被教育者神圣的使命所左右,无法升华进入更高的艺术层次;把握了敏锐的现实素材却又透出思想底蕴的不足而流于表象的铺陈,这些令人遗憾的现象在儿童文学界比比皆是。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宗璞的童话创作显得那样与众不同。宗璞家学渊源很深,自幼深受中国古典文学的熏陶,后又专攻欧美文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