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学院派小说《向西行》中作家与批评家共同体构建

作家与批评家之争一直是学界热门话题。二战后,批评家几近“寄主”地位,两者难分伯仲。当代英国学院派小说家布雷德伯里深谙作家与批评家的复杂关系,视两者为“一对奇特的伴侣”,并通过学院派小说《向西行》阐述了作家与批评家共同体构建的三个阶段:1)误解与偏见:根深蒂固的歧视和敌意;2)对话与互助:从彼此对立到理解互助;3)赏识与共融:作家本我与批评家超我的融合。结论指出《向西行》超越了作家与批评家间的二元对立,致力于作家与批评家共同体构建,有助于促进两者的对话交流与互促互进。

中文系能否培养作家?——创意写作的传统、现状与未来

创意写作热潮在当下方兴未艾,论文梳理了创意写作国内、国外两条历史传统。就国内传统而言,论文围绕“中文系不培养作家”这一论争,以“写作课”的变迁为着眼点,勾勒了清华-西南联大-北大等高校的发展脉络,带出近百年来国内高校对于文学写作教育的不同理解;就国外传统而言,论文把握“创意写作”在美国兴起的核心问题意识,即文学教育应该更文学化,而不是更科学化,并就此以爱荷华大学为案例展开历史化的分析。在对于中外传统梳理、分析的基础上,论文讨论了创意写作在国内发展的现状,并对未来发展予以展望。

集体记忆与历史重述——左翼作家的“左翼文学”回忆

左翼作家对“左翼文学”的回忆蔚为大观,构成现代中国不容忽略而又意味深远的文化景观。其重构历史的强烈意图,与当下政治生态、社会现实之间的深层互动,使其足以作为实践中国现代文学研究“记忆的转向”的典型样本。左翼作家通过个人史、“左联”史和左翼文学史的叙述,完成形象重塑、身份认同、重构历史、接续传统等多种意图,充分体现话语生产与意识形态之间的紧密关系。“左翼文学”回忆对社会框架十分依赖,呈现出明显的“集体记忆”特征,打上了社会主导思想和主流意识形态的深深印记,但“个体记忆”又常常逸出“社会框架”,对集体记忆构成冲击与反抗,使得左翼作家的回忆呈现出微妙的张力。然而无论如何,左翼作家的“左翼文学”回忆都在很大程度上重构了中国现代文学史,深度影响了我们对左翼文学的认知。

经典的生成与东北作家群的文化身份认同

在中国现代文学史上,东北作家群是一个独特的文化群落,他们是受“五四”精神指引的启蒙知识分子,是孤独悲壮的流亡者,是不在地的东北叙事者,他们在进入左翼阵营之后为爱国主义的代名词,但又在融入抗战文学的话语洪流之后表现出主体身份认同的差异性。东北作家、流亡文人、左翼先锋、启蒙知识分子等多重身份使东北作家群成为文学史上一个极具身份标识性的作家群体,而其作品经典性的生成也正是基于这种主体文化身份认同的复杂性。因此,从主体文化身份认同的角度切入,揭示东北作家群与其他文化主体之间的内在差异性,可以为我们重新厘定和审视东北作家群提供一种新的思路。

《清人诗文集总目提要》订补——以乔寅等四位江苏作家为中心

今人柯愈春先生所著《清人诗文集总目提要》,从清代诗歌(包括散文)文献学的角度来说,代表了迄今为止该领域学术研究的最高成就。因此,以该书作为基准,对其中难免存在的若干舛误与疏漏进行订正与补充,从而使之尽可能地趋于完善,是一项很有意义的工作。同时,这些遗留下来的问题,其难度相对来说也是最大的。现在就乔寅、吴庄、史逸裘、马迅及吴屯侯等江苏籍作家的有关问题作些订补,供作者及其他相关读者参考。

《清人诗文集总目提要》订补——以吴本泰等八位嘉兴作家为中心

就《清人诗文集总目提要》及《清人别集总目》两书,对其中吴本泰、袁国梓、葛定辰、葛定远、屠焯、屠逵、蒋楷和富遇恩八位浙江嘉兴地区作家的生卒年等有关问题予以订补,供编撰者及其他相关读者参考。

文学评价体系的确立与经典作家作品的价值重估

回顾文学批评和文学研究,从新时期、新世纪到新时代已取得了公认的成就,但也存在若干问题和不足。如何提升文学批评和文学研究的影响力、公信力?如何增强文学研究的体系性和原创力?如何更大地发挥文学批评的作用?这是摆在我们面前的严峻课题。我们首先要建构起科学的、完整的文学评价体系和正确的价值取向。然后,以此重估经典作家作品的价值,完成再解读、再阐释和价值重估的重任,这是今后文学研究的主要任务之一,也是延续经典作家作品生命力的主要途径,更是加快构建中国特色文学“三大体系”的重要举措。而文本发现、理论激发、现实激活是经典作家作品再阐释和价值重估的三条路径。

“新东北作家群”与“新东北文学”摭论——以群体形成、传统赓续与审美追求为例

近年来,“新东北文学”与“新东北作家群”崛起的呼声日渐高涨。在众多研讨会与论文的助推下,学界对“新东北作家群”及“新东北文学”的形成、特质、超越及可能,有了较明晰的体悟和较深层的认识。然而,略感不足的是,这些研究对“新东北作家群”产生的契机、赓续的传统、高扬的精神谈论较少,且对这一群体的定义角度不同、时段不一,多有抵牾;对“新东北文学”崛起本身所固有的基因元素、与之相关的文化定位分析不够;对其创新流变、审美追求、艺术品质提升空间语焉不详。基于此,本文将聚焦这些问题,坦陈粗见。

驻校作家在中国:概念、评价与实践(1967-2001)

学界一般认为中国驻校作家制度最早于2002年由中国海洋大学创设。其实,20世纪下半叶中国早已使用驻校作家的概念、评析这一制度并开展实践活动。在作家生平和作品译介过程中,中国接触到了驻校作家的概念以及这一制度的内容,其中张爱玲、福克纳任驻校作家的身份最受关注。在作家学者化/学者作家化社会背景和文化语境中,国外的驻校作家/学院作家现象引发了国内各界的思考和讨论。1990年代以降,有一些中国作家到海外担任驻校作家、深化了对这一制度的认知,而中国港台地区及内地高校也开始探索和实施驻校作家制度。因此,驻校作家概念及其制度在1967-2001年期间在中国已有相对丰富的成果。

文学史上跨代作家属代处理的原则和方法——以元末明初代表性作家为例

文学发展是一个连续不断的历史过程,并不一定会按照朝代更替而改变其发展路径。然而,文学史家又不能不将文学的历史发展分为若干段落来加以描述,以便呈现出各个朝代的独特文学风貌,揭示文学发展的内在规律。于是,文学发展的历史与朝代更替就不能不产生联系,跨代作家的属代问题也就成为文学史家不能回避的问题。尽管文学史家在撰写文学史的过程中都会对跨代作家进行属代处理,但却很少有人对属代处理的原则和方法进行理论探讨,以致出现同一作家在不同文学史著中归属于不同朝代或同一时期的作家在同一文学史著中被分属于不同朝代的现象。跨代作家的属代处理应该遵循作家自愿归属原则,这不仅体现出作家的主体性,而且容易与其创作实践相关联,有利于确定此作家在文学史上的真实地位。在此原则指引下,寻找作家自愿归属的文字材料,发现作家进行创作的情感动因,发掘作品呈现出来的时代风貌,就成为跨代作家属代处理的有效方法。

中国现代作家演讲文本辑录与整理之反思

演讲是现代公共传播的重要途径,作家群体是演讲的重要主体之一。活跃的现代作家演讲活动留存下大量演讲文本,构成现代文学研究的一种特殊史料。整理现代作家演讲文本的关键在于对演讲文本进行合适的类属划分。同时,还应掌握演讲文本的辑录取径,遵循演讲文本整理的学术规范。作家演讲文本具有推进作家生平研究、理解作家创作以及了解作家思想动态等多重价值。要实现这些价值,就必须遵循互文性原则,在与其他相关文本充分互文的基础上,对作家演讲文本进行合理和适度的阐发。

战时流亡与作家的“生活”问题——兼谈抗战初期左翼文艺界的一场论争

抗战全面爆发后,新文学作家在动荡的流亡与迁徙途中,也面临着经验结构与文学创作方式的重塑。作家如何在战争流亡中维系“生活”本身,以及如何以文学的方式理解和把握“战时生活”,成为文艺界关心的重要问题。本文从抗战初期大规模的战时流动给作家带来的“生活”问题入手,考察文学生产环境、作家生存状态与实践方式的战时重构,聚焦丘东平、周行、周扬之间的一场论争,及其与聂绀弩、艾青、冯乃超、端木蕻良等以胡风为中心的《七月》同人以及“文协”负责人老舍之间,就“抗战文艺”的发展问题展开的对话,透视左翼作家力图深入“战时生活”,将“作家生活与抗战实际”相结合的历史诉求及其内在困境。

女劳模形象生成再现与多重政治文化意蕴——论“十七年”时期女作家的女劳模书写

与“十七年”文学时期其他女性形象相比,女劳模是新中国文学最为耀眼的社会主义新人形象之一,兼具性别、阶级、政治等多重政治文化意蕴,为人们提供值得借鉴与需要反思的样本。在“十七年”时期女劳模之所以能够大规模地出现,或者说妇女之所以能够通过劳动生产而获得国家表彰嘉奖,是历史、现实、政治、经济等多重动因共同作用的结果。女作家所塑造的女劳模形象与国家意识形态之间形成了同构与互动的态势,改变了社会以及妇女自身对妇女角色、妇女形象、妇女审美的认知。尽管“十七年”时期女劳模形象建构存在着许多需要反思的问题,但是,“十七年”时期对劳动妇女的大力表彰,对劳动价值的充分肯定,以及为推进妇女解放进程所采取的倾斜性政策,在今天仍然值得借鉴“。十七年”时期女劳模形象和劳模表彰制度是中国妇女解放的重要文化资源。

论康巴藏族作家群汉藏文化互融书写

康巴藏族作家群汉藏文化互融书写,主要包括以茶马互市为轴心的汉藏文化互融书写,以汉藏通婚为轴心的汉藏文化互融书写,以民俗、建筑、宗教等为重心的汉藏文化互融书写。它不仅凸显了汉藏民族对彼此文化的认同感,彰显了汉藏两个民族的友谊与感情,歌颂了汉藏民族“一家亲”的和谐民族关系,而且对汉藏族等各民族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反对民族分裂,维护国家统一、稳定与安定团结,推动各民族共同发展繁荣等,具有重要现实意义。

作家文论与诗学探索——论“俄罗斯文学研究的中国学派”建设新路径

在加快建构中国自主知识体系和话语体系的背景下,以刘文飞为代表的斯拉夫学研究者正在推动“俄罗斯文学研究的中国学派”建设。学派建设离不开理论,不是个别的理论观点,而是成体系的学说,任何学说通常可简化为一定的理论核心,学派围绕这个核心不断发展壮大。本文梳理文学理论的命运及其特色,借鉴英美“批评理论”观,提出“作家文论”概念,认为学科化与职业化使得古已有之的、以文学本体为导向的诗人谈诗或作家论文学边缘化,作家文论则可为研究者在新的语境中重返文学本体、为国别文学研究的“中国学派”建设提供可能的核心理念。具体到俄罗斯文学研究,至少可采取两种路径:其一,俄罗斯作家论文学的言论是作家文论研究的宝贵资源库,其所蕴藏的作家有关文学创作的大量理论思想有待我们去系统发掘;其二,当代文论研究者也应该学习诗人谈诗或作家论文学的运思方式和言说方式,努力探索“实践诗学”,一方面可为文学理论、文学史与文学批评的兼容提供视角,另一方面可用作家语言丰满文学理论的身躯。作家文论不一定是建构“俄罗斯文学研究的中国学派”最恰当的理论核心,却对世界文学研究行之有效,所以不妨给它一个“试用期”,或可围绕此核心开创有别于国外斯拉夫学话语体系的新学说。

燕赵文脉谱系中的白洋淀作家群

“白洋淀作家群”是生长在河北大地上,继承了燕赵文脉传统,并不断涌动向前吸收时代新质的一个文学团体,他们的创作是燕赵文化在现当代的余响,是河北古老历史底蕴的现代演绎。考察白洋淀作家群发生发展、文学作品和文化生态,在河北文学的精神谱系中寻找白洋淀文学的历史定位,有助于更为全面地理解冀中平原的时代变革与文化记忆,从而为河北孕育独特的现代文化品格提供文学支撑,推动京津冀三地“瓣瓣不同,却瓣瓣同心”的协同发展。

新东北作家群“子一代视角”的现实主义再思考

首先从“子一代视角”研究中“阶级论”和“人性论”两种观点的有待商榷之处入手,论述该视角是这一作家群体符合现实主义的共同选择,是“子一代”知识分子在遭遇市场经济冲击下,与下岗大潮中失去主流地位的父辈工人阶级之间最强烈的情感共振;进而讨论这一视角下,作家们“对父辈的历史现实主义关照”与“子一代自我书写”之间出现的明显悖论及实质:他们在讲述父辈历史意义的过程中遭遇言说困难时,不约而同地选择了用“回忆”和“虚构”来回避意义,倾心于言说本身;最后新东北作家群的作家们虽然意识到自身“子一代视角”的写作也许终将成为自己作品中寓言的一部分,但他们仍然会坚持以一种特有的方式来重新续写寓言。在对新东北作家群“子一代视角”的论述过程中,我们看到了他们对现实主义从认知到实践的不断探索,现实主义不只是一种精神、一种信仰,同时也是一种氛围、一种气质,它将以自己的方式在新的时代获得新的生命力。

春秋时期鲁公室公族作家群体与世族文学考论

在春秋时期政治生态逐渐完成由“王权”政治向“霸权(君权)”政治、“族权”政治、“庶人”政治渐次变革的历史进程中,就公族作家群体的构成成分而言,“孝族”“桓族”皆为春秋前期逐渐形成的早期世族,至春秋中期开始,“桓族”不仅在政治上逐渐开始专权,而且在文学创作方面成果亦非常突出,而“孝族”“庄族”“文族”及其他公族不仅在政治上被边缘化,在文学创作方面则亦渐次淡出;就公族作家群体的创作动机而言,完成了从维护公室为基本宗旨向认为公室“天禄不再”的转变,进而认可“三桓”专权;就其创作话语而言,以“礼”“德”“孝”为中心话语,彰显出“周礼尽在鲁矣”的文化氛围;就其理论体系建构而言,提出了“鬼道”“人道”之别说、“二德”说、“三德”说、“六德”说、“七德”说、“飨义以昭德”说、“吉德”“凶德”之别说、“男”“女”之别说、“立德”“立功”“立言”为“三不朽”说;就散文体类而言,以“议”体、“对”体为主,兼及“上书”体、“讼辞”体、“载书”体等文体。

“90后”女性的东北记忆与文学观照——以黑龙江籍青年女作家杨知寒为例

杨知寒被称为继“铁西三剑客”之后的“东北文艺复兴”的接力书写者和“新东北作家群”中的领军人物。作为生长于齐齐哈尔市的“90后”女作家,杨知寒用精到的笔触、冷峻的叙事,以“子一代”的视角和女性的细腻观察,再现了世纪之交以来东北经济的衰退和由此带来的社会阵痛及道德困境,揭示了社会转型期人与人之间光怪陆离的情感变化。杨知寒在作品中塑造了大量的女性形象,这些从少女到青年乃至中老年的女性形象,着眼于时代变迁中的女性命运,深刻揭示了在时代大潮冲击下的女性命运的悲与喜,以及隐藏于人性深处的善与恶。

知识社会学视域下当代江西作家“红色小说”创作的传承与创新

从知识社会学“社会进程中的精神传承”视角来看,江西作家的“红色小说”在人物塑造和情节模式上借鉴了“十七年”红色经典小说的叙事传统,完成了对红色经典的继承和延续。但在新时期文艺政策的调整和新历史主义文学思潮的影响下,江西作家的红色小说创作也表现出了境况影响下的新认识,即突破了红色经典的社会偏向性,更加注重对个体主体性的描写。同时,相较于红色经典,江西红色根据地、客家文化等赣文化地域特色元素作为认知者立场下的地域痕迹,在江西作家的红色小说中得到极大的凸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