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时间反差来看唐传奇的“作意好奇”——以《柳毅传》为典型来分析

"作意好奇"揭示了唐传奇作家主体意识的觉醒,反映了小说创作中引进想象、虚构等文学手段来布置符号、事件,以从中获得幻想的乐趣为意指,最终达到文本奇幻的阅读效果。唐传奇叙述中时间反差模式的运用集中反映了其"作意好奇"的特点,而《柳毅传》中的不同生命体的时间反差作为唐传奇中最为奇特的一类时间反差模式更是对"作意好奇"的内涵进行了全面的诠释。

“作意好奇”之风及其对唐代传奇创作的影响

"作意好奇"是中唐的一种社会风尚,也是当时文化界标榜的一面旗帜,在散文、诗歌等各种文体中都有明显体现。这种风尚与传奇小说"征异话奇"的先天题材优势相结合,极大地推动了唐代传奇的发展,具体体现在题材、故事情节、叙事手法和文辞这四个方面。"作意好奇"一方面极大地推动了唐代传奇小说的发展,但同时也带来了一定的消极影响,从整体上看是瑕不掩瑜的。

唐人“始有意为小说”辨

鲁迅根据胡应麟“至唐人乃作意好奇”一语以及唐人传奇的文体特征,推导出唐人“始有意为小说”的著名论断。但事实上胡应麟的原意并非如此,唐人也并非有意作小说。这个论断的得出,源于鲁迅在西方小说观念主导下的心证,不但学理依据缺乏正当性,逻辑推理也经不起推敲。作为以今律古的典型案例,唐人“始有意为小说”论改变了小说史的书写格局,中国小说史的书写成了论证西方小说观念在中国合法化的过程,符合西方观念的小说被视为有利证据得以保留,不符合西方观念的小说便被排除在小说史之外。其是非曲直,不可不辨。

唐代小说与诗“并称奇作”原因考——兼论小说发展中的重史倾向

本文从小说概念的演变和唐代小说地位的提高两方面,考察了唐代小说和诗律“并称奇作”的原因,其中涉及了中国小说发展中的重史倾向,认为这种倾向是前期小说发展缓慢、滞后的原因之一;而地位和命运的逐步改善,又是唐代小说繁荣的先决条件之一。

元好问咏史诗的得与失

在金元丧乱之际,元好问从现实角度出发,其咏史诗不仅表达了乱世中对正统的维护,更着力兼顾咏史诗的诗歌性。虽然元好问的咏史诗在议论的深度方面并未能尽善尽美,但是总体而言有得有失,其咏史诗歌仍然取得了较高的成就。

唐传奇中“写梦小说”的观念与成因

唐传奇中的"写梦小说"是指以记述梦境、解说梦境、心灵感应等为题材的小说,主要类型包括占梦小说、梦游小说、梦幻小说三种。占梦小说的主要特点有:多数小说表达上以"占者曰"或"解者曰"的形式展开,部分占梦小说不明确解释梦象,而是直接以梦告的形式把梦占的结果告诉读者,或者运用相互感应的方式来进行表述;梦游小说的主要特点主要体现在作品的离魂性和梦魂性;梦幻小说的主要特点表现为梦遇性和游历性两个方面。这些独特的写作方式反映了唐人梦是适意、梦是逍遥的写梦观念。唐人梦观念的成因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一是唐人以梦补偿现实,以梦超越苦难;二是唐人思想意识受道教思想的影响;三是唐代"作意好奇"、故意虚构的社会风尚对唐人小说创作产生实时影响。

风格迥异 各有兴味——《补江总白猿传》与《包公智捉白猴精》对读

《补江总白猿传》与《包公智捉白猴精》都写了猿猴盗取妇人的故事,但二者侧重点不同,前者叙述之奇,突出了唐人"作意好奇"的创作意图,而后者则写了包公智捉白猴精,突出了包公的神异性。二者风格迥异,证实模式与终局模式的结尾创意,各得其所,各有兴味。

卞之琳诗作的文化——诗学阐释

本文在简述以往卞之琳研究的成绩与局限之后,从卞之琳所置身的文化语境、个人诗学语境—文化诗学渊源、成长环境出发,具体分析了卞之琳诗的境界和文化意蕴,进而从融合中西诗学的总体视野,揭示了卞之琳诗作意好奇的艺术精神和互文性策略等艺术造诣。

唐五代小说中“胡人识宝”的文化意涵与历史演变

伴随中唐以降胡汉关系的改变与商业势力的兴起,"胡人识宝"作为一个可以替换的补充结构屡见于唐五代小说。"自家宝藏失而复得"的情节是此类小说书写的典型模式。"胡人识宝"的频繁出现表明安史乱后士人开始了文化心理上的自我纯化;同时,亦展现出胡人善贾的种族特征与小说"作意好奇"的文体追求。较之唐五代笔记中以"作意好奇"之小说笔法记录社会风貌,明清时期"胡商识宝"的书写已虚化为文学构成的一种方式,而不再担负录实的社会功能。

主持人语

唐代是中国古代小说文体独立的时代,其标志是胡应麟所谓"至唐人乃作意好奇"、鲁迅所谓"唐人始有意为小说"。这一认识已得到学界广泛认可,但并非没有争议。关键在于,唐代小说时间跨度大、作品繁多、类别纷呈,任何简单判断都不足以涵盖小说史的复杂格局与动态趋势。因此,本专题致力考查具有不同代表性的小说集及作品,揭示其各自的小说史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