试析韩国再次要求延迟战时作战指挥权移交的动因

在韩国战时作战指挥权即将于2015年12月1日由驻韩美军移交给韩国之际,由于韩国自身独立指挥体系、针对朝鲜非对称威胁而构筑的杀伤链和韩国型导弹防御系统尚未建成以及持续不稳的周边环境,韩国再次要求延迟战时作战指挥权的移交。这必然会对韩国自身、朝韩关系、韩美关系、朝鲜半岛乃至东北亚局势造成影响。

信息化条件下作战指挥权力分配与运用探析

通过分析指挥权力分配与运用方式转变的历史条件，以及作战指挥权力（operational commanding authority，OCA）分配与运用的特点，阐明了体系化作战对指挥权力分配与运用（distribution and application，D＆A）的要求，进而提出了信息化条件下作战指挥权力运行模式。传统的树状逐级分权与按级用权的指挥权力分配与运用方式，在信息时代将被基于信息系统的“按需赋权，灵活集分”式的动态权力分配与运行模式所取代。

美韩交接韩军战时作战指挥权的措施与考虑

1950年开始，驻韩美军一直掌管着韩国军队的作战指挥权，韩国由此成为世界上唯一由外国军队控制本国军队指挥权的国家。但是，随着朝鲜半岛局势的变化以及国力的增强，韩国国内收回军队主权的呼声高涨。2003年卢武铉执政后，积极推行“自主国防”政策，并最终与美国达成在2012年交接韩军战时作战指挥权的协议。

文在寅政府任内美韩战时作战指挥权移交问题论析

美韩作战指挥权移交问题属于朝鲜战争遗留问题,至今仍是美韩两国持续协调和讨论的焦点。文在寅在大选期间曾承诺在其任期内收回战时作战指挥权,但目前来看,很难实现预期目标。此前韩国战时作战指挥权移交被一再推迟,受到韩朝关系恶化、朝鲜军事威胁增加及韩国执政党观念不同等因素影响,但最重要的因素仍是美国的战略考虑。韩国能否拿回战时作战指挥权,决定权仍然掌握在美国手中,而这始终是美国牵制韩国的重要手段。

美韩同盟的运行机制及其演变

机制建设是同盟建设的重要方面。60余年来,通过一系列合作机制的构建,美韩同盟已成为历史上关系最为紧密和机制化水平最高的同盟。美韩同盟的基本运行机制形成于冷战时期的20世纪六七十年代。冷战后,随着国际和地区安全环境的变化以及美韩两国安全战略的调整,美韩同盟及其运行机制也进行了相应的调整。由于受到政治力量左右分化因素的影响,不同政府时期的美韩同盟机制的调整方向不同,在进步的卢武铉政府时期美韩同盟走向弱化,在保守的李明博政府和朴槿惠政府时期同盟关系则前所未有地得到了加强。文在寅政府执政以来,围绕韩军战时作战指挥权移交问题的推进,美韩同盟及其运行机制再次进入了调整期,从而使美韩同盟在联合指挥体系具体将形成怎样的合作机制等方面具有相当大的不确定性。

美国的对韩认识与美韩同盟关系走势分析

美韩同盟作为美国在亚太地区“轴辐式”同盟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之一,其地缘价值及战略地位依循美国政界人士对韩认知的不同而呈现不同的发展样貌,从特朗普执政时期的“漠然轻视”到拜登总统的“高度重视”鲜明地印证了这一点。韩国试图从美国手中收回战时作战指挥权,彰显了其谋求“战略自主性”的尝试,美国基于全球战略的通盘考量,则期望美韩同盟突破仅限于朝鲜半岛的适用范围限制,向更为广阔的亚太地区乃至印太地区拓展,不断激活和增强美韩同盟的“战略灵活性”。韩国的安保战略时时陷入谋求“战略自主性”与“对美依附性”之间的两难困境中难以自拔。

构建亚太“核心轴”:美韩同盟的安全合作转型

美韩同盟近年逐渐加强安全合作的地区性,比起韩国对美国主导的网络化多边安全机制的正式参与,这种转型的主要实现途径在于美韩双边安全合作的深化拓展。在李明博和奥巴马执政初期,美韩同盟就确立了构建“全面战略同盟”和亚太“核心轴”的战略定位,并围绕加强延伸威慑和细化战时作战指挥权移交安排,持续深化双边安全合作。美韩通过强化军购与国防技术合作、情报共享和互操作性、同盟的全面导弹应对能力,以及美国主推的“联合国军司令部”复兴等,事实上加深了韩国与美国反导体系的接入程度,并逐步将朝鲜半岛及周边地区塑造成为美国调集和演训区内同盟力量的又一重要枢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