数字人文视域下20世纪留美作曲家社会网络关系分析

20世纪留美作曲家群体为近现代以来中国音乐的发展做出了不可替代的贡献。文章从数字人文角度出发,梳理多方数据来源,利用社会网络分析软件Ucinet构建20世纪留美作曲家群体社会关系网络,计算网络特征指标,并从师承关系、校友关系、同乡关系三个方面剖析了留美作曲家社会网络关系,具有多重发现,为中国近代音乐史、留学史以及作曲家群体研究提供了新的视角与方法。

中国音乐元素对西方作曲家艺术创作的影响探究——以克莱斯勒《中国花鼓》为例

自“中国音乐风格”这一名词出现在大众视野之后,便受到了众多学者的关注。大量的中国艺术元素呈现在西方作曲家的视野中,使他们对于音乐的创作、音乐的理解达到了一个全新的领域。他们通过中国的音乐风格,发展出了自己创作之路上的全新篇章,“例如奥地利作曲家古斯塔夫·马勒在他的交响声乐套曲《大地之歌》中采用了《中国之笛》中的唐诗作为素材。意大利作曲家普契尼在自己的作品《图兰朵》中,将中国故事作为自己音乐的题材。俄罗斯作曲家柴可夫斯基在作品《胡桃夹子》中选用中国元素创作了《茶-中国舞曲》”(1)。这些作品足以说明中国音乐风格已经融入西方作曲家的写作中,并影响着他们的创作思路。在本文中,笔者将从中国音乐与西方音乐的融合,及西方作曲家眼中的中国元素入手,以克莱斯勒《中国花鼓》作为范例进行相应研究与分析。

在传承剧种韵味中发展丰富立体的闽剧音乐 闽剧作曲家陈德忠访谈

吴思富:感谢陈老师接受我们的访谈!作为一个取得丰硕创作成果的闽剧作曲家,先跟我们谈谈您学习与创作闽剧音乐的一些经历吧。陈德忠:我出生在梨园世家,1958年读初中的时候考进了福州艺术学校的歌舞班.

“我们自己培养起来的作曲家”——记鲁艺音乐家王卓

王卓是延安鲁艺第六期培养出来的优秀学员,曾任东北民主联军文工团团长、东北鲁迅艺术学院教员、辽宁省歌舞团团长兼党委书记、辽宁省少儿音乐家协会会长等职,曾荣获全国从事革命文艺工作50年奖牌、民族音乐终身成就奖等荣誉,周总理赞誉他为“我们自己培养起来的作曲家”(1)。王卓经历了抗日战争、解放战争、抗美援朝战争,也赶上了社会主义新时代,他数十年如一日地坚守在创作一线,其音乐作品具有鲜明的时代特征和浓郁的民族色彩,真实地反映了中国各个时期的风雨历程。

美国制造 美国浪漫主义作曲家比奇夫人和她的音乐

音乐神童比奇夫人原名艾米·玛西·切尼(Amy Marcy Cheney),1867年出生于美国的新汉普郡。她是第一位在美国土生土长,并未在欧洲接受教育,却在国际建立声誉的美国女性作曲家。她的一生共创作了三百多部作品,包括艺术歌曲、钢琴作品、室内乐、交响乐以及弥撒曲等。艾米在很小的时候便以“钢琴神童”的身份崭露头角,其音乐轶事多不胜数,例如她一岁便可唱出四十首不同的歌曲,两岁便可以为妈妈哄她入睡的摇篮曲哼出和音。

在黑暗中寻找永恒的亮光 缅怀作曲家格洛丽亚·科茨

和比奇夫人相比,同样出生于美国的女性作曲家格洛丽亚·科茨(Gloria Coates,1933-2023)的声名与影响力虽远不如前者,却代表了二十世纪美国女性作曲家的某些共同特质:鲜明的个人风格、国际化的作品演出机会以及日趋成熟的职业作曲家生涯。格洛丽亚·科茨一生共创作了十六部交响曲、十部弦乐四重奏以及多部声乐作品、室内乐及电子音乐作品。她于2023年6月检查出胰腺癌,短短几个月后便匆匆离世,享年九十岁。

“艺术为艺术而作”德国作曲家沃尔夫冈·里姆

“我相信,大多数与艺术相关的东西都源于痴迷,源于我们无法触及的深层。”——沃尔夫冈·里姆沃尔夫冈·里姆(Wolfgang Rihm)这个名字与1945年之后兴起的“新音乐”有着紧密的联系,他是与施托克豪森、诺诺、布列兹齐名的作曲家。里姆出生于卡尔斯鲁厄一个非音乐家庭,虽然母亲会弹钢琴,但母亲并没有特别引导和鼓励他学习钢琴,只是偶尔自己在钢琴上弹奏一些通俗小曲;而父亲在艺术上给予里姆的帮助就是每个周日带着他去逛美术馆。

“我一生会长久地走下去”—— 作曲家谷建芬的长寿经

谷建芬中国音乐家协会名誉主席、中国文学艺术界联合会全国委员、著名作曲家谷建芬今年已是89岁高龄,但依然宝刀不老,2023年11月,还应邀出席“绿叶对根的情谊——谷建芬作品交响合唱音乐一会”。谷老一生创作了《年轻的朋友来相会》《烛光里的妈妈》等脍炙人口的歌曲上千首,由她作曲的《我是中国人》还伴随“嫦娥一号”进入太空。

20世纪上半叶西方作曲家团体现象研究

“作曲家团体”是由若干作曲家组成的集体。西方音乐历史上真正的作曲家团体兴起于19世纪。20世纪上半叶是作曲家团体数量激增的阶段,受当时社会历史背景下诸种外部及内部因素的推动,西方各国涌现了不同性质及规模的作曲家团体,形成了某种特殊的音乐文化现象。借助“团体动力学”相关理论,可以厘清“作曲家团体”的实质,从学理层面破解20世纪上半叶西方作曲家团体现象。

进入糖果屋的孩子 美国作曲家艾伦·塔菲·兹维里希

7月开始,本刊连载了三篇由中国香港女作曲家吴冠青撰写的,关于当代女性作曲家的文章:芬兰的萨莉亚霍、苏联的古拜杜丽娜以及韩国的陈银淑。她们虽来自不同的国家地域,但都在欧洲的音乐文化中心--德国和法国建立了各自的音乐版图,而后辐射全球。新的一期,我们将走近美国作曲家兹维里希,她是第一位在纽约茱莉亚学院获得作曲专业博士的女性,也是第一位获得普利策大奖的女作曲家。

改革开放以来四川作曲家群体研究(1979—2010)

改革开放以来,四川作曲家在创作、教学等工作之余,满腔热忱地担起了传承与发扬传统音乐的责任。他们在借鉴国外作曲技法的基础上,融入四川各地方民歌、四川戏曲和曲艺等音乐元素,创作了许多优秀作品。本文通过对这一群体的群体结构、代表作品分析,梳理改革开放以来四川音乐创作的脉络,探寻地域文化赋予他们创作上的共同特质,以及这一群体对四川、对中国,乃至世界音乐文化发展的推动作用。

作曲家高为杰

高为杰,男,汉族,1938年5月生于上海,著名作曲家、音乐理论家。1960年毕业于四川音乐学院并留校任教,1989年调中国音乐学院。历任四川音乐学院作曲系主任,中国音乐学院作曲系主任。

中国新生代作曲家室内歌剧创作的比较与思考——以《娜拉》和中央音乐学院“歌剧计划”若干作品为例

受中国(华人)当代作曲家核心人物创作室内歌剧的影响,自2011年起我国逐渐兴起了中国新生代作曲家创作室内歌剧的热潮。尽管目前他们所创演的作品数量与日俱增,但其所暴露的问题也越发明显,与此同时,更缺少针对其创作所进行的综合比较研究与问题思考。文章以杜薇的《娜拉》与中央音乐学院“中国室内歌剧创作推动计划”(文中简标“歌剧计划”)中的若干作品为例,采用综合比较手法来阶段性地总结中国新生代作曲家室内歌剧的创作情况,意在阐明其与经典中国室内歌剧的创作关联,发现问题,提出思考。

三类作曲家

音乐史中存在着三种不同类型的作曲家,每种作曲家都会以不太一样的方式构思自己的音乐作品。最能激发大众想象力的作曲家,像舒伯特等人,他们的灵感是与生俱来的,简直是乐思如泉涌,甚至来不及把它们记录下来。这种作曲家容易辩识,他们往往以多产著称。某些时候,舒伯特每天写一首歌曲,沃尔夫也是如此。

作曲家自己都不满意的作品?——The Voyevoda

这张CD(见下页图一),本来引起我注意的是“交响叙事曲”The Voyevoda(俄语意思大概是“领主”),这是柴可夫斯基作品中比较少听到的一部,至少我以前没有听到过。作曲家本人对这部作品非常不满意,以致于在首演之后说“这样的垃圾根本就不应该写出来”,并且把他的手稿都毁掉了,现在的谱子是别人记录下来的。

激情四溢又忧郁伤感的灵魂 纪念伟大作曲家拉赫玛尼诺夫诞辰150周年

但凡遇到伟大音乐家重要的生辰忌年,对于全世界的音乐界都堪称大事。通常这一年就会被命名为以作曲家为标题的“xxx年”,比如2006年是奥地利音乐天才莫扎特诞辰250周年纪念日,所以2006年成为“莫扎特年”;2007年是挪威国宝作曲家格里格忌辰100周年纪念日而成为“格里格年”;2020年乐圣诞辰250周年纪念日而成为“贝多芬年”。

于东西交汇之处寻找“永恒的当下” 俄罗斯作曲家古拜杜丽娜和她的音乐

出生于1931年的俄罗斯作曲家索菲亚·古拜杜丽娜(Sofia Gubaidulina)有着令人惊叹的复杂背景。她生于苏联的鞑靼斯坦共和国,祖父是位“毛拉”(伊斯兰国家对老师和学者的尊称),父亲是鞑靼人,母亲拥有俄罗斯、波兰及犹太血统。古拜杜丽娜说:“我便是东西交汇之处。”

十大古典音乐作曲家?

《纽约时报》“首席音乐评论家”Anthony Tommasini曾推出“史上十大古典音乐作曲家”系列连载,辅以博客文章和网上视频。在收到读者的大量反馈后,Tommasini最终揭晓了他心目中的“十大”。该文颇长,以下为节译,最后附上本人的意见。

专业作曲家的创作对笙乐的促进作用——以三首作品为例

专业作曲家为笙的创作发展注入了新的活力,本文以《扎寺伦布的回忆》《忆雪》《热土情》三首笙新作品为例,剖析了专业作曲家在笙作品创作中所应用的新语汇,阐释了其对笙音乐艺术的促进作用以及对笙制作及演奏艺术的推动作用。

作曲家拉尔松管乐情怀——拉尔松长号《小协奏曲》分析

瑞典作曲家Lars—Erik Larsson（拉尔斯-埃里克·拉松）是一位新古典主义作曲家，坚定地继承古典传统，根据古典传统的创作原则创作了一系列知名的器乐协奏曲。本文将通过对其创作的长号小协奏曲的分析，来演绎作曲家的创作风格和钟爱管乐创作的情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