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河西走廊东灰山和西灰山作物遗存研究

河西走廊是古代中原文化和西域文化的交叉地带,也是古丝绸之路的重要通道。为了给研究东西方物质和文化交流在中国农业发展史上的作用提供实物证据,对甘肃民乐东灰山和西灰山现有材料采用遗址剖面土壤样本浮选、分拣、鉴定和理化分析方法,以现代作物种子为对照,确定遗址炭化作物籽粒的种类、性状差异及年纪。结果显示,东灰山遗址发现了炭化小麦、大麦、谷子(粟)、糜子(黍、稷)、黑麦、荞麦和燕麦籽粒,以及胡桃壳、枣核等;西灰山遗址发现了炭化小麦、谷子、糜子和大麦籽粒;两个遗址的作物种植结构基本一致。东灰山和西灰山发现的作物以小麦最为古老,距今在3800~3600年之间,西灰山小麦种植历史稍早于东灰山。在新石器晚期至青铜器时代,河西走廊的粮食生产已有比较合理的作物种类结构,包括小麦、大麦、谷子、糜子、黑麦、荞麦和燕麦等。炭化小麦籽粒较小,且大小不均匀,说明人工选育程度低。如对东灰山和西灰山作物和植物遗存开展系统性发掘,可能还会有更多新发现或新认知。

汉阳陵外藏坑农作物遗存分析及西汉早期农业

利用植硅体分析与炭化植物种子形态分析,对汉阳陵外藏坑DK15出土的距今2000多年前的农作物遗存进行了分析鉴定.分析结果表明,此外藏坑粮仓中的农作物包含了粟(Setaria italica)、黍(Panicum miliaceum)、稻(Oryza saliva)以及藜属(初步鉴定为杖藜Chenopodium giganteum)的大量种子.这些农作物反映了当时西汉早中期陕西关中地区主要的农作物(谷物与蔬菜).以前从考古遗址中获得的藜属种子都是零星的,归为伴人杂草.此次汉阳陵出土的大量藜属种子,是考古中的首次发现,也第一次用实物资料证明了藜属作为经济作物的悠久历史.由于西汉从汉武帝时才开始在关中大力推广小麦种植,所以外藏坑中缺少小麦遗存有可能至少反映了汉景帝离世(141 cal a BC)前,小麦在关中地区民众日常生活与农业经济中的从属地位.

古代农作物传播的“高原之路”

史前欧亚大陆农作物与家养动物的传播极大地改变了各个地区的生产与生活方式,对人类社会发展产生了深远的影响。一般认为,东方的粟(Setaria italica)、黍(Panicum milliaceum)、稻(Oryza sativa sub.japonica),与西方麦类作物相向传播的路线,有欧亚“草原之路”或经中亚-新疆-河西走廊的“绿洲之路”。近些年来,青藏高原及周边新发现和发掘了一批重要考古遗址,出土了一批农作物遗存。本研究系统梳理了青藏高原及周边考古遗址出土的农作物遗存,根据农作物遗存的时空分布,发现无论是驯化自东亚的粟、黍、粳稻向南亚的传播,还是驯化自西亚的大麦(Hordeum vulgare)、小麦(Triticum aestivum),以及驯化自南亚的籼稻(Oryza sativa sub.indica)向东亚的传播,都可能存在跨喜马拉雅的对向传播,遂提出农作物经欧亚大陆高海拔区域传播的“高原之路”假说。

大连王家村遗址炭化植物遗存研究

王家村遗址2011年度的系统浮选发现了粟、黍、水稻、小麦和大量的非农作物的种子;非农作物种子中以藜属最多,其次为黍亚科与酸模属。浮选结果表明,虽然小珠山三期、小珠山五期均为以种植粟、黍为主的旱作农业,但二者经历了此消彼长的过程;自小珠山五期始,水稻、小麦开始进入先民的食谱,此次的发现为研究二者的传播提供了坚实的材料;野大豆的驯化也已经开始,相比关中、中原地区,该地区的驯化过程起步较晚。除了主要农作物外,藜属、酸模属等非农作物在先民食谱中扮演着重要的角色,或为蔬菜。

加强对东胡林遗址保护利用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中华文明探源工程等重大工程的研究成果,实证了我国百万年的人类史、一万年的文化史、五千多年的文明史。”这其中的万年文化史,中华古代农耕史至关重要,北京地区则首开先河、贡献巨大。东胡林遗址是我国北方地区实证中华万年文化史的唯一标志地。东胡林遗址位于我市门头沟区斋堂镇,在此考古发现的古人类遗骨和农作物遗存,承载了我国新石器时代最为丰富的文化内涵。

中华文明形成时期的农业经济发展特点

农业经济的发展是古代文明形成的必要条件之一。公元前3000-1500年是中华文明形成过程中的关键时期,复原该时期农业经济特点对探讨中华文明起源具有重要意义。本研究在西辽河流域、黄河下游、黄河中游、黄河上游、长江下游和长江中游等6个地区选择了15处考古遗址,采用浮选法获取了丰富的古代植物遗存,其中包括粟、黍、水稻、小麦和大豆5种农作物。出土植物遗存的量化分析结果显示,在中华文明的形成时期各地区农业生产特点不尽相同,其中有北方旱作农业、南方稻作农业、稻旱混作农业等,而黄河中游地区的农业最值得关注,呈现出由单品种农作物种植制度向多品种农作物种植制度转变的特点。多品种农作物种植制度有提高农业生产总值、减轻自然灾害的影响、增加植物种类的多样性等诸多优越性,这种特有的农业发展模式应该与中华文明的形成之间存在着某种相应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