共犯之作用分类法合理性质疑

分工分类法和作用分类法都是基于行为,两者不可能是并列关系。和分工分类法相比,作用分类法在量刑上并不存在优势,相反却无法说明共犯的处罚根据、共犯的从属性以及共犯的停止形态,是一种存在先天缺陷的分类法。由此,双重分类法便不值得提倡。

共同犯罪人分类模式的比较与优化

共同犯罪人定罪量刑的科学解决,有赖于刑法对其正确分类。由于历史文化传统的差异,导致各国刑法在对共同犯罪人分类上的不同。运用比较研究的方法,探讨各国在共同犯罪人分类上的优劣,倡导共同犯罪人分类的二元论立法结构模式,将有益于我国共同犯罪刑法立法的完善。

论实行行为在共犯人分类中的意义

共犯人的分类一直存在作用分类法与分工分类法的争执。从罪刑法定原则出发,强调在我国共同犯罪立法中以实行行为为基准确立实行犯概念的必要性,并尝试以实行犯的刑事责任为基准确定其他共犯的处罚,从而建立以单一分工分类法为标准的共犯人分类新体系。

论共同犯罪人分类界定

共同犯罪相较于独立自然人犯罪和单位犯罪来说是更为复杂的一种特殊犯罪形式,如何对共同犯罪人进行科学的分类就成为厘清共同犯罪人的行为特征,以及进一步确定各共同犯罪人刑事责任的前提和关键,而且对共同犯罪理论的发展也能起到积极的作用。本文在现有中外理论基础之上进行比较研究,以期对刑法实践中共同犯罪人刑事责任的认定有所裨益。

论共同犯罪人的分类依据与立法完善

论共同犯罪人的分类依据与立法完善杨兴培一对共同犯罪中各共同犯罪人如何进行分类，在古今中外的刑事立法例上，曾有过三种分类法。一是分工分类法，即以各共同犯罪人在共同犯罪中的分工为标准确定各共同犯罪人身份的分类法，例如１９２６年《苏俄刑法典》将各共同犯罪人...

论德、日刑法中的“组织犯”

本文以德、日刑法对组织犯此类共同犯罪人的处罚为切入点 ,分析其在共犯人分类问题上的利弊得失 。

我国未规定共同正犯不是立法疏漏

我国虽然没有共同正犯的规定,但理论与实务部门却广泛接受共同正犯的归责原则——一部实行全部责任原则。一部实行全部责任原则的适用根据是因果性的扩张性和实施部分实行行为的正犯性。我国仅规定教唆犯,而没有规定帮助犯和共同正犯,说明我国在共犯分类上采用的是不同于德、日分工分类法的作用分类法。虽然采用分工分类法的国家都同时规定了教唆犯、帮助犯、共同正犯,但是我国明确采作用分类法,而不采分工分类法,因此可以认为,我国刑法中不规定共同正犯不是立法的疏漏,而是采作用分类法和统一正犯体系的必然选择。

共谋共同正犯探究

共谋共同正犯是日本正犯与共犯二元区分制下修正的正犯概念,成为区分制下对某些不是正犯但与正犯起着同等或更重要作用的犯罪行为人予以“正犯”量刑的补丁。共谋共同正犯理论虽然在一定程度上解决了区分制定罪处罚上的一些问题,但仍然会导致正犯范围宽泛、标准混乱等难题,不难发现,共谋共同正犯对区分制在处罚妥当性上所做出的贡献相比于其产生的缺陷而言,显得微不足道,因此承认并支持共谋共同正犯这一概念无异于舍本逐末。共谋共同正犯带来的这一系列难题,按照我国刑法的规定和处理规则便可得到解决,因此我国刑法理论不必也不应采用这一概念。

论正犯与共犯的区分——立足于我国刑法规定之检讨

基于正犯理论的实质化演进,现在通行于大陆法系国家关于共犯分类标准的分工分类法已经大异其趣,这种修正了的分工分类法试图在分工中解决不同类型共犯人刑事责任的大小问题而更接近于我国的作用分类法。我国目前共犯分类理论应当将分工分类法与作用分类法相结合,发挥各分类法的应有功能,做到对共犯人准确定罪量刑。我国目前坚持正犯判断标准形式的客观说并对其适当修正更为现实和可行。在此基础上我国刑法中正犯与实行犯几乎可以合一把握。

共同犯罪人的处罚

共同犯罪人按其在共同犯罪中的分工情况,可以分为实行犯、教唆犯、帮助犯和组织犯;按其在共同犯罪中所起的作用,可分为主犯、从犯、胁从犯。一般观点认为,我国刑法采用以作用分类法为主、分工分类法为辅的混合分类法。但也有观点认为,我国刑法采用单纯的作用分类法,例如,教唆犯并不是一种独立的共同犯罪人种类,在司法实践中,按其作用大小可分解为主犯、从犯、胁从犯。

区分制与单一制:中国刑法的立场与抉择

我国刑法中的共同犯罪立法具有政策导向、实用主义和粗疏化的特点,致使其在区分制与单一制之间的立场不够明确。司法解释以及指导案例大体上也承袭了立法的此一立场,这为学理上厘清我国刑法在区分制与单一制之间的抉择制造了较大的障碍。尽管如此,如果跳出所谓“作用分类法定量、分工分类法定性”的迷思,就会发现传统理解的双层区分制以及单一制都存在较大的问题。而且,单一制的单一不法观念具有重大缺陷,也与一系列共同犯罪的法律效果相左,只要重新理解我国刑法第25条,就能发现无论在应然抉择还是实然立场上,我国刑法规定的都是区分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