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录像制作者权的适用空间与修法方案

录像制作者权不仅在适用上存在录像制品与视听作品的区分难题,在立法层面也有存废之争。录像制品相关规范的历史沿革表明,录像制作者权旨在周延保护连续画面,但其设置反映了我国立法者对邻接权制度的误读。邻接权的目的是保障特定主体的投入获得回报,并且不以对象独创性为设权的逻辑起点。录像制品对视听作品起补充保护而非分割界定的作用,更不能因其存在反而抬高视听作品的独创性标准,侵蚀视听作品及其著作权的适用空间。在著作权法采用视听作品概念后,建议废除录像制品条款,或至少将录像制品改为普通录像。

保护录音录像制作者权的若干问题刍议

保护录音录像制作者权,近年来已经成为社会上共同关注的焦点。本文就此问题从著作权与其邻接权的权利客体与主体的分析入手,对如何保护录音录像制作者权,以及音(影)源同一性的举证责任分配和所谓版权“代理组织”等几个问题,阐述一些交叉观点。

著作权、作者权与版权:正其名以顺其言

20年后的今天，再从故纸堆里翻出“版权”与“著作权”的概念之争，甚至试图就其取合提出个人建议，相信会有不少人要斥之为浪费笔墨：既然我国现行著作权法律实践已经用20年甚至更长的时间将其定格：版权=著作权。然笔者以为，法律规定固然要遵守，理论上的探索则可永无休止。

人工智能创作物邻接权保护模式研究——兼论人工智能创作物制作者权的构建

邻接权模式契合人工智能创作物保护特点,对人工智能参与者独创性贡献和创作物独创性程度要求较低。邻接权模式的优势在于有利于激励人工智能创作物的制作及传播,有利于激励人工智能产业投资,也有利于依据投资贡献明确人工智能创作物的权利归属。为此,有必要设立人工智能创作物制作者权,以此构建人工智能创作物邻接权制度,并在人工智能创作物制作者权的权利主体、权利客体、权利内容及保护期限方面进行规则设计,由此推动人工智能创作物的合理保护及充分利用。

认真对待权利——录音制作者权利扩张之批判

网络、高新科技的发展对录音产业造成严重冲击,录音制作者在现有权利无法实现其经济利益之情形下转而寻求广播权与表演权。然而,录音制作者所主张的"扩权"的理由存在错误的认识,混淆了报酬请求权与"两权"的专有属性。不正视已有权利无法得到实际有效维护的真正原因,而一味寻求"扩权",将会使著作权法已有的、可解决问题的规定形同虚设。

从“独创性”视角分析数据库的版权保护——基于普通法系“版权”与大陆法系“作者权”

数据库版权保护是数据库知识产权保护的主要方式。各国由于历史、文化以及法律制度的差异,对数据库版权中的"独创性"标准要求不一,但各国倾向于强调数据库版权保护中"独创性",不仅要有汗水的投入,还需要一定的创造性。

我国著作权法中录音制作者权及其完善研究

录音制作者权是一项重要的邻接权,与公众生活息息相关。基于此,本次《著作权法》中关于录音制作者权的修改引起了各方面的热烈讨论。文章对录音制作者权的产生、发展及现状进行梳理,在此基础上讨论制作录音制品法定许可制度的存与废、录音制作者的二次获酬权以及数字技术背景下录音制作者权的保护等相关问题,并对当前录音制作者权制度的发展提出看法。

从作者权体系与版权体系的不同看体育赛事直播画面的著作权保护

作者权体系与版权体系有着诸多不同,二者的认识分歧也体现在对“体育赛事直播画面是否属于作品”这一问题的不同认识之中。这一争论的核心在于,赛事直播画面是否具有独创性。作者权体系与版权体系在认定作品时采用了不同的独创性标准,前者以独创性的“高低”为标准区分作品与非作品,后者则以“有无”独创性为标准。标准的差异导致了对直播画面著作权性的不同认识。与作者权体系相比,版权体系更符合著作权制度的初衷和发展规律,而从版权体系的原理出发,宜将体育赛事直播画面认定为作品。

论著作权、作者权与版权的关联与区分

我国是世界上少见的同时使用著作权、作者权与版权的国家。并且,由于著作权法存在“著作权即版权”的规定,以及我国学界将著作权视为作者权,这使得这三个概念在我国具有同一性。然而,这种认知存在错误,有待厘清。追溯历史,作者权与版权最先产生,并具有同源性,但二者在19世纪发生分化,之后二者虽然又在国际与区域公约的介入下发生融合,但仍有差异留存,作者权并不等同于版权。同时,著作权也不等同于作者权与版权,其融合了作者权与版权两大体系的精髓,但是,此种融合下,也使得著作权既不完全等同于作者权,也不完全对应于版权,具有相对独立性。因此,著作权、作者权与版权实际上互有联系,但各不相同。这一区分对于我国著作权的理论研究具有重要意义。一方面,在整体上,我国应当确立著作权的独立性,坚持体现中国法学传统和特点的法律体系。另一方面,就具体规则而言,我国在独创性上应追随作者权的标准,并删去法人作品的规定,再对视听作品权属作出完善。

审理侵犯录音录像制作者权案件几个问题的思考

录音录像制作者权是著作权范畴中邻接权的一种,其权利内容为我国《著作权法》第41条所规定,即"录音录像制作者对其制作的录音录像制品,享有许可他人复制、发行、出租、通过信息网络向公众传播并获得报酬的权利;--"由此可见,录音录像制作者权具体体现为这几种权利:复制权、发行权、出租权、信息网络传播权和许可他人使用上述权利的获酬权.

信息网络传播权间接侵权责任制度初露端倪——评上海步升音乐文化传播有限公司诉北京百度网讯科技有限公司录音制作者权侵权纠纷案

一引言 本案当事人涉及到中国最大的网络搜索服务商和多家知名唱片公司，引发了2005年中国互联网界关于网络著作权保护的大论战。2005年秋一审判决在各方的期待中公布，判决“短小简练”认定百度未经权利人许可利用MP3作品盈利的行为构成侵权，然而，该判词实际让百度承担了一种比较严重的直接侵权责任，并没有就网络技术服务中的侵权责任及其归责原则进行深入的论析。

论著作权法对“创作者特权”的确认与限制——以“鬼吹灯”案中的作者续写权利主张为切入点

“创作自由”与“创作者的自由”是一对容易混淆的概念,《著作权法》对于这两类自由采取了不同的确认方式,不宜仅基于“创作自由”的话语扩张“创作者特权”,乃至将其主张为著作权法上的专有权利。“鬼吹灯”同人作品案中被控侵权人主张的“系列故事续写权”实为一种积极权利,不同于一审判决和既有研究中确认的消极权利,因而违背了《著作权法》第1条和第10条中对于“创作者特权”及其专有权利化主张的限制。该类主张的背景是两大法系中作品观融合导致了对于作者权益的挤压,作者权理念在法律实践中出现了反弹。从现代社会中创新的复合属性、版权利益分配格局的自发形成、我国社会中通行的权利观念等角度出发,应当坚守《著作权法》对于创作者自由的既有确认与限制机制。民法典对于一般人格权的保护则能够提供外部的制度协同。

为何不是“作者权”?

拙作《为何是“著作权”?》一文考察了中国近代立法取“著作权”而弃“版权”的原因,也附带着略论了“著作权”一词并非对“作者权”的误译①.学界在讨论一些当下的争议时,有观点认为问题的症结在于没有遵从作者权体系的观念,并断言日本和中国自近代以来已经选择了作者权体系.这就使“著作权”与“作者权”的关系问题有了新的现实意义,值得进行更充分的考察.核心问题有二:“著作权”是否等于“作者权”?此名之问;弃“版权”之谓是否等于弃版权体系而取作者权体系?此实之问.

数字时代与著作权传统、作者权传统之间鸿沟的弥合

在世界范围内调整作品创作和传播的社会关系的法律，存在着两大历史传统，一为作者权传统，另一为著作权传统。坚持作者权传统的为以法国、德国为代表的大陆法系国家，而继承著作权传统的则是以美国、英国为代表的英美法系国家。在近300年模拟技术时代，作者权传统和著作权传统特征迥异，对垒鲜明；而随着数字时代的到来，这一切发生了深刻的变化。

单位作者及其精神权利

我国《著作权法》第十一条第三款“单位作品”的规定与第十六条第二款“特殊职务作品”的规定常发生适用上的混乱。关于这一点,本文从何谓单位作品入手,着重分析单位的作者地位问题及其他相关问题,以期更好地理解与适用相关法律规定。

《淮南子》作者权问题探论

《淮南子》一直被认为是刘安亲自参与策划和编写的一部书。但《淮南子》的作者权其实既不应该由刘安是否参与了《淮南子》一书的策划、撰写和编辑来决定,也不应该由刘安是否将该书呈献给皇帝并在朝廷上“表演”来决定。刘安与《淮南子》以及其他归于刘安名下文本的关系,是由包含了两个不同层面的混合材料所决定的:一层是与刘安有关的历史材料,另一层是民间传说性质的材料。后者指的是刘安死后所形成的关于他和他的门客的传说,这一传说不但强调刘安得道升仙,而且极力宣扬他卓越的文学创作才能。对刘安作者权的理解,既要考虑到早期中国文献产生与流传的传统,也应当顾及刘安传说的宗教社会背景。

侵犯录音制作者权纠纷案审理实务研究

关于录音制作者权人对自身权属的证明责任问题 关于录音制作者如何证明自己享有合法的录音制作者权，其是否还须提供其录制作品的著作权人及表演者的授权证明？这在审判实践中是历来存有争议的问题。

高校思想政治工作者话语权发展路径研究——从“话语失态”到“话语回归”

高校思想政治工作者作为思想政治教育的主力军,其话语权体现主体性的实现程度,现今高校思想政治工作者呈"话语失态"之状,优化高校思想政治工作者话语权发展路径实现其"话语回归",将有利于思想政治教育活动有序发展。

MCN机构推广的短视频未经许可使用背景音乐侵犯他人录音制作者权

当前各种各样的短视频平台方兴未艾,这其中催生出了大众喜闻乐见的多种视频平台,作为内容提供者,短视频制作者在进行创作时,如何避免著作权侵权?下面这个案例可以更好地让大家认识到未经许可使用他人录音制品制作短视频会构成侵权,需要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