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精神权利转让研究——精神权利二分法视域下的理论建构与立法抉择

传统著作权理论认为作品系作者人格之外化或延伸,精神权利与作者人格无法分离,故作者精神权利无从转让。然社会实践尤其于信息以"裂变"速度传播的互联网络领域,转让作者精神权利之现象不时发生。传统理论与实定规范均无法解释变动不居的现实。作者精神权利转让之于学界形成了禁止转让说、自由转让说和限制转让说三种不同理论主张以维护或解构传统著作权理论,但既有学说在解释作者精神权利之可转让性问题上则语焉不详、缺乏说服力和解释力以致商榷余地十足。审视作品系作者人格之外化或延伸这一观点不难发现,精神权利与作者及其人格并非不可分离,作品一旦创作完成便独立于作者而存在决定了精神权利与作者及其人格的某种可分性,但精神权利中的各具体权项与作者及其人格的可分离程度有别。以此为标准,可将作者精神权利分为能动性权利和防卫性权利,前者包括发表权和修改权,后者涵盖署名权与保护作品完整权。能动性权利和防卫性权利除与作者及其人格之可分程度存在差异外,二者所具备的财产性强弱亦不大相同。具言之,能动性权利所蕴之财产性要大于防卫性权利所含的财产性。故此,能动性权利具备可转让性而防卫性权利则否。我国著作权立法确认能动性权利之某种转让具必要性、可行性和紧迫性。

艺术品作者精神权利与作品合理使用——英美法与大陆法比较视角

艺术品作者精神权利与合理使用存在内在的冲突,作者精神权利保护艺术作品原件,合理使用不能限制艺术品原件作者精神权利,作者精神权利具有人格性的特点,合理使用则是限制非人格性的经济权利,作者精神权利的目的具有尊重作者和保护文化的道义性,而合理使用则是激励创作,使得公众获得更多作品的功利主义目的,合理使用四要素不适于作者精神权利。

作者精神权利保护的国际化

在版权游说和外交谈判的时代,人们更多关注版权(作者经济权利),著作权制度的协调不仅需要履行规则,而且需要考虑跨区域的法律环境、文化环境、法律改革、公共政策、教育,从长远来说,还需要关注法律偏见和文化歧视,经验证明,因为文化差异,相同著作权规则在不同国家实施效果是不一样的。作者精神权利国际协调需要什么样的法律改革,现有的国际著作权条约为协调国际作者精神权利保护提供了基本手段,欧盟和世界知识产权组织作了大量工作,但是,各成员国缺乏强烈的政治意愿。要适应数字技术的发展,作者精神权利保护和版权保护一样还有很长的一段路要走,作者精神权利不仅和数字环境密切相关,而且是重塑未来著作权法的支柱,在后数字时代,版权概念可能过时,但是,作者精神权利一定比以前变得更加重要。

视听作品作者署名权新论——兼评《著作权法修改草案》“作者精神权利”的修改

《保护文学和艺术作品伯尔尼公约》有"作者精神权利"的规定,"电影作品和以类似摄制电影的方法表现的作品"是《伯尔尼公约》保护的重要作品类型,电影和电视属于该类作品的代表,视听作品成为可以涵盖该类作品的新概念。"作者精神权利"是作者权体系的特色制度,署名权是表明作者与作品之间关系的作者的重要精神权利。版权体系虽没有视听作品署名权的专门规定,但参与方的署名非常规范。我国著作权法虽有视听作品署名权的规定,但是实践中非常混乱,普遍将视听作品上的"署名"与视听作品的"署名权"混同。《著作权法修改草案》新增"视听作品"概念,以涵盖电影、电视、网络视频、网络直播等新型作品,"视听作品"署名权的规定有待完善。

论作者精神权利的几个理论问题——兼与郑成思同志为代表的学者商榷

作者精神权利(moral right)是著作权的基本内容之一,它包括署名权(right to claim authorship)、发表权(rightto publish work)和保持作品完整权(right to the integrity of work)。尽管《著作》已经颁布、施行了多年,但在有关作者精神权利的理论问题上,学术界仍存有模糊认识,以郑成思先生为代表认为作者精神权利的主体仅指自然人,而不包括法人和非法人组织。

论作者精神权利的双重性

作者精神权利的传统理论面对世界范围内各国立法的不统一、众多的精神权利的“交易”现象以及网络数字经济的挑战,显得苍白与无奈,致使一些学者对作者精神权利的存在与否产生了怀疑。本文从精神权利的权能分析入手,认为作者精神权利具有双重性,从而建立了一个积极权能与消极权能理论,试图解决作者精神权利在立法、理论和实践中的一些疑难和困惑,并使其在这三方面达到了较好的统一和协调。

作者精神权利的保护应有期限限制

永久存续的作者精神权利意味着作者及其权利承继人有权永远控制对作品的利用和诠释,这与版权法的宗旨是相悖的。对版权和作者精神权利兴起的历史考察表明,版权是因应作品市场而产生的,作者精神权利是为了更有效地保护作者的经济利益而赋予的,确保作者的永恒地位不是版权法的目的。现代文学批评和创作理论也消解了作者精神权利的认识论基础,作者不再被认为是作品的主宰、作品意义的赋予者。在作者的财产权利之外谈论作者的精神权利问题,希冀以版权法来确保作者的永恒地位则超越了版权法的能力。

美国对作者精神权利的保护

在美国版权法的框架下，作者的精神权利不同于由作品而产生的版权。版权是一项经济权利，是一项关于使用作品获得经济利益的权利。而精神权利则与作者的人格或精神密切相关，只能由作者享有，并且在绝大多数情况下不得转让或放弃。所以，本文的题目使用了“作者的精神权利”，

英国出版特权制度与作者精神利益保护

伦敦书商公会的出版特权主要是替王室审查图书作品的出版,而且经常是出版商而不是作者向星座法院寻求＂版权＂保护,不过,出版特权也不仅仅是保护作品的经济利益,而主要是保护创作过程,以及作者的声誉。随着印刷术的普及,作品出版特权变成了权利,作者概念也发生了变化,不久作品出版特权演变成了版权,作者精神利益保护转向作者精神权利。

“作者论”中的作者精神——关于“作者论”及其理论辨析

在电影批评的理论阵营中,20世纪50年代产生于法国的'作者论'是欧美电影理论的重要资源,对中国当代电影创作和电影批评亦产生重要影响。70年代后'作者论'作为一个理论话语逐渐式微,但它对当代电影特别是艺术电影创作的影响却延续至今。本文从'作者论'的发展过程入手,对'作者论'的理论要点进行剖析,分析'作者论'衰败而其理论精髓却何以成为一种电影精神或追求的原因。

作者精神权利保护的神学传统

精神或者创作灵感对于艺术精神发展和作者权保护至关重要。精神或者灵感作为创作的内在动机,与经济激励的创作动机形成了鲜明对照,创作的内在动机包括挑战、个人实现或者创作对于作者具有特殊意义,"精神"或者"灵感"可以用来指作者与作品之间的特殊关系。"一开始,上帝创造了天和地"(《旧约》开始的一句简单话,不亚于革命性影响),《创世纪》体现了西方社会对创作的共同理解,与其他宗教和文化传统相比,犹太—基督传统对艺术精神和艺术创作的影响最为著名。

澳大利亚作者精神权利制度评介

澳大利亚是迄今最晚制定作者精神权利制度的国家之一，自1958年开始对这项立法进行论证，直到2000年12月才通过该项立法。但正因为其立法较晚，其对作者精神权利制度的讨论也较为充分，对相关问题的处理也较为理性、务实，因而可资对照和参考之处颇多。本文对澳大利亚作者精神权利立法过程中的主要争议和该法的主要内容进行了介绍。

试论作者精神权利的限制—— 一起广告著作权纠纷引发的法律思考

关于著作权的限制问题，现行著作权法对著作财产权的限制问题作了较为系统、详尽的规定，而有关作者精神权利（著作人身权）的限制则没有明确涉及。与此相关，人们比较重视著作财产权的限制问题，而对作者精神权利的限制问题，则重视不够。

精神卫生工作者合法权益保障制度建设的思考

精神卫生工作者的合法权益没有得到应有保障,对精神卫生工作的健康发展造成了消极影响。本文通过介绍"甘特起诉阿尼塞特"案,分析了精神障碍患者伤医案在法律适用上的争议,并对国内外有关责任认定的观点进行了法律评价,试图从立法层面和行政政策层面如何构建我国精神卫生工作者职业保障制度提出观点。

临床医生精神疾病态度量表中文版在社区精神卫生工作者中的信度、效度研究

目的:探讨临床医生精神疾病态度量表(MICA)中文版在社区精神卫生工作者中的信度、效度与可接受性。方法:应用MICA中文版对广州市8个区(市)80名社区精神卫生工作者进行间隔1周的两次调查、报告和意向行为量表(RIBS)调查,并附加关于生活中对精神疾病患者态度及对MICA理解度的调查。结果:MICA中文版内部一致性信度(Cronbach’α)为0.720,分半信度为0.685,重测信度为0.764(P<0.05);表面效度良好;与RIBS总分及附加条目评分呈负相关(r=-0.516,r=-0.310;P均<0.01)。主成份分析产生6个因子,共解释方差65.1%。该量表3 min内可完成。结论:MICA中文版是社区精神卫生工作者对精神疾病态度的有效评估工具。

精神卫生工作者面临的困境及其对策

目前国内的精神卫生工作者不能满足社会的需要,认为精神卫生工作开展难度大、职业发展前景不乐观、工作的特殊性和职业满意度低等社会心理因素是导致目前这种状况的主要原因,提出规范精神卫生服务行业,政府增加投入、普及精神卫生知识和工作人员自我调节等措施干预目前这种困境。

古罗马作者精神权利

罗马法保护作者的“名誉”和“声誉”。罗马法的违法行为包括故意侵害他人人格;冒名或者虚假署名行为被看作剽窃,剽窃是一种严重侵权、损害作者声誉的行为。从古罗马开始就保护作品中创作者的人格,不过,那时还没有著作权和人格权保护。面对剽窃的泛滥,古罗马通过禁止剽窃来维护作者的声誉。

单位作者及其精神权利

我国《著作权法》第十一条第三款“单位作品”的规定与第十六条第二款“特殊职务作品”的规定常发生适用上的混乱。关于这一点,本文从何谓单位作品入手,着重分析单位的作者地位问题及其他相关问题,以期更好地理解与适用相关法律规定。

精神卫生工作者与精神分裂症患者社会距离及其影响因素分析

目的:探讨精神卫生工作者与精神分裂症患者社会距离及其影响因素。方法:采用方便抽样,用社会距离量表调查471名湖北省精神卫生工作者,了解精神卫生工作者与患者的社会距离,分析其社会距离的影响因素。结果:精神卫生工作者社会距离得分为18.73±3.95,精神卫生工作者与精神疾病患者社会距离较大;影响其社会距离的因素有:性别、文化程度、专业知识掌握度。结论:应进一步加强精神卫生工作者知识培训,提升文化层次,减轻精神卫生工作者对精神疾病患者的排斥。

基于互联网背景下的“三位一体”社会支持模式对基层精神卫生防治工作者心理健康及职业倦怠的影响

目的:探讨基于互联网背景下“三位一体”的社会支持模式对基层精神疾病防治(简称精防)工作者心理健康及职业倦怠的影响。方法:采用随机数字表法将142名选自2017年7月至2018年6月丽水市基层精防工作者分为观察组与对照组,各71名。给予对照组健康教育、知识培训、技能指导、心理辅导等医院一般性社会支持;给予观察组基于互联网背景下的医院-社区-家庭“三位一体”社会支持模式干预6个月。干预前后分别对两组采用精神症状自评量表(SCL-90)、Maslach职业倦怠量表(MBI-GS)评估及工作满意度问卷调查。结果:干预后,两组SCL-90中躯体化、强迫症状、人际关系敏感、抑郁、焦虑、敌对、精神病性、其他评分明显低于干预前(P<0.05或P<0.01),且观察组躯体化、强迫症状、抑郁、敌对、精神病性评分明显低于对照组(P均<0.05);两组MBI-GS评分明显低于干预前(P均<0.05),且观察组情感衰竭评分明显低于对照组(P均<0.05);两组工作满意度评分明显高于干预前(P均<0.05),且观察组明显高于对照组(P<0.05)。结论:基于互联网背景下的“三位一体”社会支持模式有助于改善基层精防工作者心理健康状况,缓解职业倦怠感,提高工作满意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