共犯能兼作证人吗?

共犯能否兼作证人?有的同志持肯定的态度,认为共犯“可以既是被告又是证人这样的双重身份”.我认为这是值得商榷的.持上述观点的同志,根据《刑事诉讼法》第37条“凡是知道案件情况的人,都有作证的义务”的规定,认为共犯既然知道案件的情况,就有义务作证,就应成为同案犯的证人.我认为,在一定的条件下,通过共犯中的举发虽可以发现和证实其它犯者的罪行,但对同案处理的共犯来说,并不能由此而得出,共犯甲就是共犯乙的证人,或互为证人.这是因为.一、从共犯与证人的诉讼地位讲,根据《刑事诉讼法》第58条的规定,共犯属案件的一方当事人。

共犯可以兼作证人——与薛喜堂同志商榷

《河北法学》1984年第4期上登载了薛喜堂同志《共犯可以兼作证人吗?》(以下简称薛文)的文章.薛文认为“共犯不能兼作证人”.我认为这是一个值得研究的问题.对此,谈谈我的一些粗浅认识,与薛喜堂同志商榷.

报复作证人该如何处置

编辑同志: 一次,我在公共汽车上看到几个扒手在偷一个老太太的钱包,便悄悄打手机向110报了警,110民警上车将他们抓住,并当场搜出了钱包。可叹的是,老太太否认那个钱包是她的。为使110民警摆脱尴尬,不让小偷逍遥法外,我当即站出来作证。老太太见我如此,也指控了他们,小偷终于被绳之以法。没想到,半年之后,这伙人之中的一个竟带人打上我的家门,说我多管闲事,以致他被判了3个月拘役。请问,对这种打击报复行为该如何处置?

铁路职工工作证防伪特征及其真伪鉴别方法

有些不法分子持着伪造或变造的铁路职工工作证,冒充铁路职工进入火车站或直接登上旅客列车,偷逃火车票或实施盗窃旅客财物等违法犯罪活动。针对此类案件,如何快速、有效地识别和鉴别假铁路职工工作证是铁路民警工作中经常遇见和急需解决的问题之一。根据铁路职工工作证的防伪特征,真假铁路职工工作证的鉴别方法主要从印刷材料、印刷方法、印刷技术和印刷图文等方面,利用一观察、二比较、三照射、四放大的方法进行识别与鉴别。

刑事诉讼证人出庭与远程视频作证——基本权干预的视角

面对刑事诉讼证人出庭难的实践挑战,远程视频作证成为技术层面的创新应对之策.然而,以证人在线出庭作为传统线下出庭的替代方案,存在正当性疑问.证人出庭对于查明案件事实至关重要,更是确保对质诘问权得以实现的程序保障.被告人与证人的直接对质诘问,是人的本能追求,也被国际司法规范认定为公正审判的基础性要求.从我国宪法文本出发,可以推导出对质诘问权的基本权地位.作为诉讼行为的远程视频作证,将不可避免地触及对质诘问权的核心内涵,从而具有基本权干预的性质.为规范远程视频作证,确保基本权干预的正当性,立法需要为其设置适当的正当化事由,包括但不限于当事人同意、证人无法出庭及证人保护等.

场景置换:元宇宙虚拟庭审下的未成年人出庭作证

元宇宙技术的迭代发展,将传统在线诉讼的二维平面推向三维立体的虚拟法庭空间,为司法实践中未成年人证人出庭作证难题的解决提供了新的思路。其方式是通过创造一个高精度的数字孪生场景,打造一个与真实法庭别无二致,且功能相同、效力相同的虚拟法庭,并以“数字分身”为媒介,以“人在回路中”的方式将未成年人证人从线下真实法庭置换至虚拟法庭场景中,达至与线下出庭作证一样的作证效果。囿于未成年人的特殊性以及未成年人权益优先保护的需要,因此须对未成年人证人出庭作证采取与成年人证人作证不同的诉讼方式,即未成年人证人适用元宇宙虚拟庭审出庭作证,以实现打击犯罪、保障人权、查明案件事实以及“庭审实质化”的目标。

民事庭外作证方式的体系构造

民事庭外作证方式的扩张表现为两种基本模式:庭外作证方式多样化、庭外作证条件低阶化。由此使庭外作证手段呈现繁复多变的色彩。欲厘定具体庭外作证方式选择所应遵从的程序法理与规则,须准确透视复杂庭外作证现象下的体系构造。以单一基准衡量,各庭外作证方式与直接言词原则的距离呈现远近分层的静态构造;以双重基准衡量,直接言词原则与成本衡量决定各庭外作证方式分层呈现模糊性、相对性的动态构造。静态构造与动态构造均对庭外作证方式选择发挥规范与引导作用,法官在两种构造的价值取向之间保持平衡,保证庭外作证运用的妥当性与可接受性。

论新时代背景下五音戏的创新发展——以新创剧目«青山作证»为例

五音戏作为中国传统戏曲的重要组成部分,具有重要的历史文化价值、地域文化价值、艺术传承价值,当前五音戏的发展也面临重要机遇与严峻挑战。新创剧目«青山作证»是新时代背景下五音戏创新发展的一个成功案例,创作者在继承五音戏传统艺术的基础上,按照新时代对文艺创作的要求,从创作思源、伴奏乐队、乐谱编排上进行了艺术创新。«青山作证»的艺术创排变化是五音戏在新时代背景下创新发展的重要体现,通过剧情、音乐和舞美等方面的创新,使五音戏在保留传统特色的基础上焕发出新的生命力。

民事在线作证的现状及完善

民事在线作证展现出降低作证成本、强化对证人的保护、保障作证活动顺利进行、缓解证人的人际关系顾虑以及实现司法公正的比较优势,具有广泛的适用前景。但当前民事在线作证仍然面临着性质不明确、适用决定机制不健全、法院对在线作证过程的掌控容易被削弱等问题。为优化民事诉讼在线作证机制、充分发挥其优势,应当明确将其作为一种出庭作证方式,积极探索该作证方式在线下审理的民事案件中的适用,确立由法院决定在线作证适用的机制,现阶段应当以证人至当地法院的视频室作证为原则。

公正审判权视野下辩方证人出庭作证的权利保障——以欧洲人权法院Murtazaliyeva V.Russia案为视角

辩方申请有利证人出庭作证是被追诉人的一项重要诉讼权利。我国辩方证人出庭作证制度采取法官裁判权全面压制辩方举证权的基本态度,对辩方证人出庭作证权利的保障不足。欧洲人权法院在Murtazaliyeva v.Russia案中确立辩方证人出庭作证的三步审查法,既充分保障辩方证人出庭作证的诉讼权利,也避免不必要的证人出庭,较好地平衡法官裁判权与辩方举证权的冲突。完善我国辩方证人出庭作证制度的关键在于强化法官在事实认定过程中的程序约束,即对于法官已经形成心证或印证的事实,只要辩方提出异议并申请辩方证人出庭的,除非明显不必要,法官应当允许。

“坐正”、佐证、作证:曾平标报告文学《向死而生》的书写方式

曾平标坚持“坐正”的创作理念,通过搜集、辨析、整理湘江战役资料,实地探访、考察湘江战役遗址,创作了《向死而生》这部红色文学作品。《向死而生》以报告文学的形式通过红军战士、史料工作者、民间传承者以及脱贫民众的“声音”为湘江战役作证,在呈现历史与现实互为佐证的过程中,形成了颇具特色的复调式叙事风貌,充分表达了作者对革命先烈的英勇事迹及革命精神的崇敬之情。

会计、出纳为公司出庭作证,我能否申请其回避

小保:我是一家民营公司的职工,因半年时间的加班费是否已发放的问题,我与公司发生争议,并闹上了劳动仲裁庭。公司由于拿不出我在加班费发放表上的签字和其他有关书证,就向仲裁庭提出申请,让公司的出纳、会计出庭作证,说她们能证明我已经领取了加班费,而这些人都是公司老板的至亲。请问,在仲裁庭开庭审理时,我能否要求出纳、会计回避?

浅析公安机关侦查人员较少出庭作证的原因及对策

在以审判为中心的刑事诉讼制度改革大背景下,公安机关的侦查活动已然转变为服务于审判的诉讼准备活动。司法实践中,公安机关侦查人员较少出庭作证,在一定程度上显现出对相关法律规则的规避。究其原因,主要存在庭审未完全实质化、运行模式掣肘、公安机关的被动应付、侦查人员的抵触情绪和现实制约等因素。通过树立现代文明司法理念、公检法的有效衔接运行、公安机关的全力保障和侦查人员专业有效参与,逐步完善和强化侦查人员出庭作证,保证庭审对证据的认定和裁判公正,进而促进庭审的实质化。

诉讼新情态下强制证人到庭作证规范问题分析

我国刑事诉讼法关于“强制证人到庭作证”的立法规定体现出“重作证而轻质证”及“惩罚犯罪优先,轻视保障人权”的倾向。新冠疫情防控常态化期间,在线诉讼模式得以广泛应用,与传统诉讼模式相互并存,形成了诉讼模式的新情态。除固有问题外,强制证人到庭作证制度在诉讼新情态下还面临着诉讼活动被割裂,证人出庭场所泛化,义务内容难以在线上诉讼模式下落实,刻意从完整的诉讼程序中剥离证人到庭作证程序环节等新问题。因此,不仅需对传统诉讼模式中的法律规范予以完善,还需对在线诉讼模式有关规范做出针对性调整。

未成年被害人不出庭作证制度比较考察及构建

近年来,强奸、猥亵儿童等侵害未成年人案件高发。为了最大限度保护未成年被害人的身心健康,如何在未成年被害人不出庭作证的情况下保障案件的实体真相成了理论研究和实践探索的重要方向之一。通过比较研究德国、挪威、澳大利亚、日本、南非、英国、以色列的未成年被害人不出庭作证制度,从优化未成年被害人询问程序、健全刑事庭前会议阶段、加强专业侦查人员的培养、适当引入中介人制度这四个方面探索构建我国未成年被害人不出庭作证制度。

民事远程庭审证人在线作证制度之完善

随着互联网的不断发展,信息技术与司法程序逐渐融合,诉讼电子化已成必然趋势,远程庭审程序下在线作证便利证人和提高证人出庭比率的同时,对法官判断证人证言真实性产生一定程度的影响,弱化“情态证据”效应,不利于实现程序公正、保障当事人的程序权利等,为充分发挥证人在线作证的价值,有必要对证人在线作证制度进行反思:怎样缓解证人在线作证制度与庭审公开直播之间的冲突、保证证人在出庭作证之前不接触到庭审的相关材料;消除其对法官判断证据真实性的影响等。同时对证人在线作证制度进行完善:优化在线作证程序;构建“法院协助”证人在线作证模式;探索体系化的在线作证适用标准等,从而更好地保障当事人的合法权益,保证司法公正,保障远程庭审程序的正常运行。

刑事诉讼关键证人出庭作证的问题分析

在进行刑事诉讼审判时,一直存在证人出庭作证相关问题,较为显著的一点就是,刑事诉讼人出庭作证率始终处于较低的状态,虽然当前我国《刑事诉讼法》已经对证人出庭作证相关问题进行了不断完善,但是证人出庭率偏低,这一情况仍然导致刑事诉讼审判在一定程度上受到不良影响。由此,为了提升证人出庭作证的意愿,并进一步优化刑事诉讼审判结果,本文主要针对刑事诉讼关键证人出庭作证相关问题进行分析,以供参考。

证人出庭作证困难的原因及对策之探析

证人对于整个案件有着真实的情况把握,其证言是法院查明事实真相的重要支撑。在我国证人出庭作证的情况却并不理想,虽然近年来随着司法制度的完善有所好转,但证人出庭作证率仍旧不高。对于此类现象的存在,有着诸多的因素,深入分析后提出相关建议,才能更好的完善该机制,以进一步提高现代化法治水平的进程。文章仅供参考。

在线诉讼证人出庭作证规则研究

在线诉讼带来便利的同时也带来了挑战,尤其是证人的在线出庭作证规则应该主动求变适应时代发展。基于此,文章通过研究证人在线出庭作证规则的基本情况,并提出完善证人身份认证程序、规范证人在线出庭作证的环境、完善证人在线出庭作证规则等建议,以完善我国目前在线诉讼证人出庭作证规则。

论刑事诉讼证人出庭作证制度的完善

在刑事案件中,证人到达庭审现场,就自身所知晓的涉及案情的有关内容,接受法官或控辩双方询问,并作出如实回答,能够为案件公正裁判提供事实基础。在我国,刑事诉讼证人出庭作证是一项法定义务,该制度对于案件的公正审判、准确定性以及犯罪嫌疑人的准确量刑都极具价值。但通过实践分析,我国刑事诉讼证人出庭作证制度还存在许多困境,如拒证相关规定不完善、对证人出庭的安全保障不够、对证人的经济补偿措施不充分等。本文的研究在一定程度上能够对我国刑事证人出庭作证制度的完善提供新的有益路径,满足社会和司法实践的需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