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我国刑诉“近亲属拒绝作证权”制度

近亲拒证权是指在具备证人资格的情况下,可以行使法定的拒不出庭的权利。《刑事诉讼法》最近修订的第188条,将“近亲属”的范围界定为被告人的配偶、父母、子女。这一段话,是我们刑事诉讼中,亲情和法律关系走向和谐的一个重要起点,也是人类在法律和人性之间的博弈中取得的重要成果。近亲属不出庭作证权在2012年修订后的《刑事诉讼法》中确实体现了我国刑事诉讼法立法与人权的融合,这既体现了古代“亲亲相隐”的传统,也体现了刑事政策的以人为本、宽严相济、维护家庭和谐、社会稳定的政策。但由于历史、文化和立法基础相对较弱,因此,在实践中存在着适用主体和范围过窄的问题,笔者就此问题进行了探讨。

证人拒绝作证权的主体探析

证人拒绝作证权,是指了解案情并有作证能力的人,因符合法定情形而依法卸除作证义务,不予作证的权利。我国目前对拒绝作证权主体的设定的范围应包括亲属型、公务型和职务型;对拒绝作证权主体行使其权利必须作一定的限制。

为自己作证的权利及其真实义务——论英美法被告人作证权制度及其对大陆法系的影响

被告人作证权制度是英美法特有的一项制度,是在十九世纪中期边沁功利主义思想影响下确立的。在英美法国家,被告人如果要在法庭上陈述事实就要像其他证人一样,走上证人席,宣誓作证。被告人作证时不受不得强迫自证己罪原则的保护,对控辩双方的提问必须如实回答,故意虚假陈述将构成伪证罪。二战之后,部分大陆法国家或地区在改造职权主义庭审方式时,都不约而同地借鉴了被告人作证权制度,形成了相对独特的调查被告人程序。我国也不例外。但我国的调查被告人程序不符合无罪推定原则、控辩平等对抗原则和证明责任分配原则的精神,有待进一步的完善。

论拒绝作证权的确立

证人拒绝作证权是保障人权和实现法律价值的一项重要权利,而我国目前对此立法尚属空白。拒绝作证权具有良好的人性基础和法律传统基础,并且符合现代法律的效益价值观和系统论观点。在立法上确立拒绝作证权对完善我国法律制度具有重要意义。

证人拒绝作证权的价值与立法建议

证人拒绝作证制度作为现代法治国家的一项重要证据制度,在世界许多国家的证据立法中都已明确规定,而我国目前对此立法却尚未确立。这项制度旨在保障人权和实现法律价值的多元化,该制度具有良好的人性基础和法律传统基础,并且符合现代法律的效益价值观。因此,尽快确立证人拒绝作证制度对进一步完善我国法律具有重要意义。

从“亲亲相隐”的人性论谈“亲属拒绝作证权”的立法思考

现代西方各国多赋予了亲属拒绝作证的权利,我国古代"亲亲相隐"制度也规定了具有亲属关系的证人互相容隐的义务。但是现行诉讼法规定公民具有出庭作证的义务。而强制亲属证人出庭作证引发了许多问题,究其原因是忽视了人性的道德要求。因此,以人性为基点,讨论亲属拒绝作证的权利,传承"亲亲相隐"制度具有重要意义。

律师的拒绝作证权探索

律师的拒绝作证权作为现代法治国家的一项重要证据制度,在世界上的大多数国家中都已得到确立,而在我国的法律中却没有明确规定。介绍各国法律对律师拒绝作证权制度的不同规定,对在我国确立律师拒绝作证权制度的必要性进行深入探讨,并就如何建构我国的律师拒绝作证权制度提出大胆设想,具有重大的现实意义和理论价值。

近亲属证人的拒绝作证权探析——兼评新《刑事诉讼法》188条

新《刑事诉讼法》188条有关于近亲属证人免于出庭作证的规定,这并不代表近亲属证人拒绝作证权的确立,仅是回避了近亲属证人出庭作证的尴尬。建立近亲属证人拒绝作证权虽然在短期内会影响证人证言的收集,但从长远看,它既维护了家庭伦理道理又保障了证人证言的真实性,既是保障人权的需要也是各种价值权衡的必然结果。我国近亲属证人拒绝作证权应在权利主体范围、权利内容及权利的限制方面加以完善,达到提高诉讼效率与保障人权兼顾的双重目的。

论亲属拒绝作证权

文章是用社会学、伦理学的方法研究刑事诉讼法的一种尝试,通过探讨和分析刑事诉讼中一些特殊证人如夫妻、父母子女等亲属作证给社会带来不稳定及负面道德影响与对司法追求真实所实现价值的比较,从而得出的结论是:授予夫妻、父母子女近亲属等人有限的拒绝作证权所实现的社会价值远远大于他们作证而实现的司法追求真实的价值。本文对我国的相关法律作了比较详细的分析,并对我国的立法提出了修改建议,建议我国诉讼法应赋予这类证人拒绝作证权,以实现刑事诉讼的公平、正义、秩序和效率价值。

证人的拒绝作证权

我国现行诉讼制度没有近亲属和特定职务人员拒绝作证权的规定,不利于维护家庭伦理和职业操守。设立证人拒绝作证权有利于防止公权力对私权利过度侵害。我国设立证人拒绝作证制度要使免证人范围不宜过宽同时要完善相关的程序规定。

警方线人拒绝作证权初探

警方线人作证诚然会促进案件事实的查明,但其身份信息以及其所知晓的案件情况或所掌管的案件资料的泄露不仅会给其自身安全带来危险,也直接影响到特情侦查手段的有效性。作为现代法治国家的一项重要证据制度和线人侦查制度的重要内容,警方线人拒绝作证权在大多数国家中都已得到确立。因此,立足于我国刑事司法的现状,借鉴国外关于警方线人拒绝作证权的立法经验,构建我国的警方线人拒绝作证权,具有重大的现实意义和理论价值。

试论律师的“拒绝作证权”

本文是用法社会学、伦理学的方法研究刑事诉讼法的一种尝试,通过探讨和分析刑事诉讼中一些特殊证人如律师、牧师、医生等作证给社会带来不稳定及负面道德影响与对司法追求真实所实现价值的比较,从而得出的结论是:授予律师、牧师、医生等人有限的拒绝作证权所实现的社会价值远远大于他们作证而实现的司法追求真实的价值。

对国外证人拒绝作证权的法律探究

证人拒绝作证制度在英美法系国家被称为证人特权规则 ,是外国证据法中一个法治原则的体现。文章通过对外国证人特权规则适用的主体范围、特权规则内容的对比、总结 ,探讨在中国当前增设证人拒绝作证制度的意义。

证人作证权论略——以区分“知情人”和“证人”为视角的思考

证人有广义和狭义之分。对于广义证人也即知情人来说,"作证"并不是其所负有的应然义务,而是一项权利,他们有权在不受任何外力强迫的前提下自主选择是否作证。狭义证人是指就其所了解的案件情况向司法机关作出陈述的人,他们用自己的行为向司法机关和社会许下了"作证"的承诺,这时如果其拒绝作证则将涉嫌违约,必将会受到惩罚。显然,与知情人不同,只有狭义证人才负有不可推卸的作证义务。

论我国证人拒绝作证权规则的完善

证人拒绝作证规则是英美法系国家的一项传统的证据规则，最早出现在英国的普通法中，后来大陆法系很多国家也建立了这一规则，而在我国现行法律中却只有寥寥规定，基于我国的历史传统和现实需要，有必要在法律中建立完整的证人拒绝作证规则。

论证人拒绝作证权

本文通过对两大法系的主要国家以及我国古代和港、澳、台地区证人拒绝作证制度的考察 ,提出建立我国证人拒绝作证制度的有关设想 ,以期对健全我国证人作证制度有所借鉴。

小议亲属拒绝作证权

亲属拒绝作证权是刑事诉讼中的一项重要证据规则,在世界大多法治较为发达的国家和地区都设立了该制度。我国刑事诉讼法仅规定了证人作证的义务,却未赋予证人在特定情况下拒绝作证的权利。设立亲属拒证权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它可以保护基于人之自然本性之亲情权,避免家庭关系遭到人为的破坏;它可以纠正证人权利义务失衡的局面,加强证人在诉讼中的主体性地位;它可以为家庭自治留下一定的空间,保护家庭自身的发展,为法治社会的构建提供社会基础。我国的文化传统和先进国家的立法经验表明,在我国设立该制度是必要的,同时也是可行的。

论刑事诉讼证人拒绝作证权

证人拒绝作证权是世界许多国家刑事诉讼立法中的重要内容,在我国古代的封建法制中也有所体现。而我国现行的刑事诉讼立法规定证人负有作证的强制义务,仅部分亲属有不被强制出庭作证的权利,至今尚未确立系统的证人拒绝作证权制度。证人拒绝作证权的存在,是刑事诉讼法律价值多元化和社会利益权衡的结果,有其深刻的必然性。因此我国刑事诉讼应当在借鉴古今中外法律相关规定的基础上,对享有证人拒绝作证权的主体范围,以及拒绝作证权的行使和限制等方面作出完善。

应赋予刑事案件被告人的近亲属拒绝作证权

我国刑事诉讼法规定:凡是知道案件情况的人,都有作证的义务.据此,无论你是不是被告人的近亲属,哪怕是配偶,只要知道案件情况,都有义务作证来指控被告人,帮助国家顺利进行刑事追诉、及时打击犯罪.而且在司法实践,特别是在受贿犯罪案件中,利用近亲属的证言来对被告人定罪的现象比较多.近亲属与被告人比较亲近,有的甚至生活在一起,比较了解被告人的犯罪情况,利用其近亲属来指证被告人,不失为追诉犯罪的一条简捷而有效的途径,然而在提高司法效率的同时却带来了远甚于此的负面效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