佞幸帮闲的绝妙画像──论《金瓶梅》中的应伯爵

佞幸帮闲的绝妙画像──论《金瓶梅》中的应伯爵边家珍本文对《金瓶梅》中被称为第三号人物的应伯爵的生态方式─—巧言奉承、插科打诨、揩油捞钱进行了细致分析，指出这不是简单的道德品质的扭曲，这种特殊的生态方式在人治专制的封建社会中具有普遍意义，作者是借应伯爵...

男色的爱与恨——评《史记·佞幸列传》

以男色获得帝王的宠爱和权势,其对政治的危害远大于女宠。他们虽因“色”或“佞”得幸于皇帝,与其保持着一种畸形关系,却结怨于朝臣和皇室,皆不得善终。权力对性爱生活的干预并与性爱生活的交织,为人类社会上演了一幕男色的“爱与恨”或“爱与害”的悲剧。

西汉佞幸问题初探——以《史记·佞幸列传》为切入点

佞幸指通过个人言辞、才能、外貌等得到君主宠爱,进而获得权势富贵的特殊群体。西汉一代佞幸的数量较多且权力较大,司马迁在《史记·佞幸列传》中对邓通、韩嫣和李延年等人事迹的记载极具代表性。西汉佞幸或干预君主决策,或积聚巨额财富,或直接把控朝政,他们所产生的政治影响不可忽视。这一现象的发生并非偶然,而有着深刻的社会根源,如西汉封建皇权的不断强化无形中为佞幸提供了保护、社会经济状况的发展为佞幸受宠创造了条件、国家统治思想的改变加大了对佞幸的宽容度等。

佞幸下的情感与人生——《史记佞幸传》浅论

佞幸,在西汉王朝频频发生,司马迁在其《史记》之《佞幸传》中清晰地记载着。佞幸是复杂的,佞幸下的情感与人生,亦是十分复杂的。我们今天在把同性爱视为病态异端并为之惊讶变色之时,翻开西汉王朝的佞幸史,审视佞幸臣子和佞幸下的情感与人生,其意义无疑是巨大的。

《史记·佞幸列传》发覆

司马迁之所以只为汉代的佞幸之徒立传,主要因为他们多是皇帝的男宠,而西汉皇帝喜好"婉佞"男色的性取向,又直接导致了官场谄媚作风的滋长蔓延。作为这种风气的受害者,作为有良知的史学家,司马迁憎恶阿谀奉迎的官吏,憎恶以色侍主的佞幸,憎恶喜好男色的皇帝,自当是情理中事。因此,他要把那些佞幸之徒连同他们侍奉的君主刻到历史的耻辱柱上,以警示后人,也就在所难免了。

明代的佞幸与明代社会

本文认为明代的佞幸干政在中国封建社会的历史上独具特点，构成明代政治史的一大特色．佞幸或靠掌握锦衣卫的权力，滥杀以求赏识；或靠宗教、左道以迎合皇帝的虚空心理而干求荣禄；或靠武勇投皇帝之所好，窃权弄柄；他们对皇帝谄媚逢迎，无所不至，皇帝时他们时时寄以耳目，委以重任，由此而对明代社会的政治、经济以及社会生活产生深刻的影响．佞幸的活动给社会带来的大都是破坏，给人民带来的尽是灾难，造成这种状况的根源就在于皇权专制的绝对化，同时明代政治斗争的特点和皇帝的某些嗜好和心理也给佞幸提供了适宜的土壤，值得后从吸取教训．

中书省与“佞幸传”——南朝正史佞幸书写的制度背景

作为类传的一种,"佞幸传"由《史记》首创,《汉书》则奠定了后世佞幸书写的基调。《宋书》《南齐书》在"何为佞幸"上设立了全新的标准,收录的人物均为担任中书舍人的寒人。南朝正史"佞幸传"的此项特质与魏晋以来中书制度的发展密切相关。魏晋时期,皇帝出于集权需要而新设的中书机构曾激起朝臣的普遍不满,中书监、令在舆论中常常遭受佞幸之讥。南朝皇帝以寒人任中书舍人典掌机要,又让作为官僚集团主体、引领社会文化的士人感到不可接受,代表这一阶层立场的《宋书·恩幸传》《南齐书·幸臣传》《梁史·权幸传》由此诞生。中央官制的演进以及士族政治的终结,是初唐官修《梁书》《陈书》不立"佞幸传"的原因。"制度性佞幸"现象展现了新制度被社会认可之前的曲折过程,也为观察中古政治文化的转型提供了新线索。

刘宋时期门第寒微学人群体之兴起及其原因考论

刘宋立国后,社会地位相对较低的学人群体不断兴起,其中包括隐逸经史学者、佞幸权臣中的才学之士、高僧中的尚儒人物和其他学人。这些类型的学人群体的出现,体现出中古学术文化史的新变化。就门第而言,他们大多出自寒门,或出自门第寒微化的低级士族。就其学风特征而言,寒人学术群体与高门士族社会普遍崇尚玄学不同,他们处于社会下层,大多居于非文化中心地域,因而学风偏于保守,普遍重视儒学和文艺、术数等实用才艺。刘宋时期寒门学人群体之兴起,主要在于随着晋宋社会变革,刘宋统治者不断强化皇权,在思想文化方面重视儒学,这对隐逸经师群体社会地位的提升具有直接的促进作用。此外,刘宋统治者强化皇权的一个重要的制度化调整在于拔擢寒门文士以充任佞倖幸,诸藩王也招集文士,其中间有通博之学人。可以说中书通事舍人之类官职成为寒门学人的进身之阶、显名之途。

论贾谊不遇

贾谊的事迹,集中记载于《史记·屈原贾生列传》和《汉书·贾谊传》之中。《史记》载:贾谊二十余岁即为汉文帝召为博士《据清代学者汪中《贾谊年表》,时文帝元年,贾谊二十二岁。见《汪氏丛书·述学·内篇三》)。一岁中超迁至太中大夫。他数上书议改制度,而文帝以初即位谦让无暇。担诸律令更定及列侯就国,其说皆自贾谊发之,于是文帝议以贾谊任公卿之位。但朝中元老绛、

成语解说质疑

成语每因“貌似而非”、“一线之差”、“囫囵吞枣”而不得确解,究其原因,不外属于同字异义、古今异义、结构歧解、训诂失据等方面的问题。今列举常用成语数条,讨论如后。 【实事求是】这成语中的“实事”,许多人以为是定名结构(“实”的“事”)。有的辞书和成语词典的编写者觉得光有个名词性结构不好办,于是用“增字解经”的办法来解决矛盾:或曰“根据实证,求索真相”,或曰“按着事物的实际情况办事,不夸大,也不缩小”,安上个“根据”或“按着”。“实事”是不是定名结构?我们不能想当然。这个成语的出处是《汉书·河间献王传》,原文为:“修字好古,实事求是。从民得善书。

给程流金一家——1976年10月于苏州

【正】 流金、宗蕖、小妹:这次来上海一住十天,不免把你们大小安静生活秩序,完全打乱,忙得团团转.特别是宗蕖和小妹,为我而忙,心中实过意不去.或天不亮即上菜市为副食品而战斗,或陪同我上街买这买那,既费事又花钱不少.我回到苏州,已简直像个“运输大队长”.出站时,虽近于经过“武举”考试,勉强及了格,依然不免受老伴小小谴责,说:“大吃大喝不算,还好意思带了这么大包小包回来,真像是前清抚台巡月!”过去抚台出巡。

乾隆《知过论》注释

予去岁为《古稀说》;历数古来粃政之过:“曰强藩、曰外患、曰权臣、曰外戚、曰女谒、曰宦寺、曰奸臣、曰佞幸”。而幸今都无其事。非骄也,盖纪其实且以自励也。 然则予遂无过乎?曰:“有。”为何过?曰:“为兴工作”。盖予承国家百年熙和之会,且当胜朝二百余年废弛之后。不可无黻饰壮万国之观瞻。 四十余年之间,次弟兴举。内若坛庙、宫殿、京城、皇城、禁城、沟渠、河道,以及部、院、衙、署。莫不为之葺其坏,新其旧。外若海塘、河工、城郭、堤堰,莫不为之修其废,举其湮。是皆有关国政。则胥用正帑。物给价。工给值。而弗兴徭役,加赋税,以病民。他若内而西苑、南苑。

严格是最可贵的爱护

据《汉书·佞幸传》记栽:汉哀帝刘欣对宠臣董贤厚爱如山,无以复加封赏提拔,致使董贤逞性妄为,大肆挥霍国库,朝野上下怨声载道。哀帝晏驾后,百官怒指董贤,董随遭都侯王莽弹劾,和妻子被迫自缢身亡。有人这样评价:“进不由道,位过其任,莫能有终,爱之适足以害之。”

古人财富

“不名一文”这则成语的“名”是占有，不名一文表示一个钱也没有，比喻极度贫穷。

跋扬雄《法言》卷十、卷十一

扬雄《法言·重黎卷第十》《渊骞卷第十一》，大都是评论历史人物。《法言序》说：“仲尼以未，国君将相，卿士名臣，参差不齐，一槩诸圣，撰重黎。仲尼之后，讫于汉，道德行颜闵，股肱萧曹，爰及名将，尊卑之条，称述品藻，撰渊骞。”这比较概括地说出两篇的内容。

南宋诗人姜特立考论

本文重新梳理了姜特立的生平,认为他被打入佞幸,是孝宗朝反佞斗争的延续。姜特立的诗歌多抒闲适之趣,不事雕琢,平淡自然,颇受时论好评。但他宣扬知足保和,缺乏高情逸怀,影响了其诗歌成就。

论金海陵王

金海陵王完颜亮,字元功,本名迪古乃,是辽王宗干的第二子。生于公元1122年(金天辅六年),死于1161年(金正隆六年)。他在1149年杀掉熙宗完颜亶之后,当了金国的皇帝。十二年后又被部将完颜元宜杀于南侵途中。死后被降封为海陵郡王,并再降为海陵庶人。《金史》称:“天下后世称无道主以海陵为首”。

释“同卧起”——明武宗与江彬、钱宁关系考辨

现在无论学界还是民间,很多人认为明正德时期边镇将领出身的佞幸江彬,之所以能获得迅速擢升的重要原因,是江彬与明武宗保持同性恋关系,而钱宁得势,在很大程度上也是因为其与武宗存在同性恋关系。一些史学爱好者和民间专家,在各类通俗杂志、地方报刊、网络论坛、博客上,撰写了大量描述明武宗与江彬、钱宁存在同性恋关系的文章,影响颇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