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使女的故事》中的女性话语策略与话语权威

阿特伍德的小说《使女的故事》超越了时空的限制,呈现出时空错置、多层重叠的话语空间,揭示了话语与权力之间密不可分的关系。为了反抗统治阶级的权力话语,以奥芙弗雷德为代表的使女们,通过创造女性语言代码、捍卫姓名权、诉诸回忆和讲述、运用倒置话语和对抗话语等一系列话语策略,以隐蔽的方式对权力话语进行讽刺、反驳和控诉,一定程度上瓦解了统治者宏大历史叙事的话语权威,巧妙地建构出女性话语空间和话语权威。使女们的故事不是代表父权制的“他”历史,而是一部“她”历史。

从嵌套式叙事结构探析阿特伍德《使女的故事》中的反讽手法

本文深入剖析了加拿大著名小说家玛格丽特·阿特伍德作品《使女的故事》中的嵌套式叙事结构和反讽手法。阿特伍德在该作品中通过叙述视角嵌套、时空嵌套和文本嵌套,构建了一个错综复杂、多层次的文本世界,巧妙地实现了反讽;通过词汇与语句、情节安排与人物塑造层面的否定性以及文本框架层面的颠覆性重构,展示了极权社会下的复杂现象、权力结构的矛盾与人性的复杂,揭示了人类自我反思意识薄弱的现实。

《使女的故事》中的空间意象与权力反抗

阿特伍德在小说《使女的故事》中构建了庞大的空间意象群和空间叙事维度,阐释了空间和权力的关系。在小说中,空间成了权力政治运作的场所。权力不仅渗透到了公共空间,还侵入了个人空间。一方面,公共空间发挥着监视、规训、惩罚等功能;另一方面,个人空间成为女性反省自我、享受自由、积蓄力量、反抗极权政治的场域。

事件、叙事与主体--《使女的故事》与《证言》中的历史观

《使女的故事》与《证言》是加拿大女作家玛格丽特·阿特伍德针对20世纪70年代后美国右翼势力抬头的反乌托邦小说姊妹篇。两部小说创作的历史跨度为三十五年,却就同一极权主义历史事件形成了两极叙事。前者以单一的主体叙事建构了一种奠基在历史真实性基础上的相对性,而后者以多维度的主体叙事补足了前者围绕极权主义政变事件生产的历史意义。通过拆解一个整体叙事的不同层次,阿特伍德解决的不仅仅是老生常谈的虚构与真实问题,更离析了历史事件的真实性、历史事件的叙事主体性以及叙事主体的复数性,并最终呼吁以一种人与历史之间更为深刻的关系来回应历史绝对论。

权力规训与主体反抗——福柯理论视域下《使女的故事》

《使女的故事》是加拿大著名小说家玛格丽特·阿特伍德的代表作,作品被多国翻译出版并享有盛誉。小说描写了反自然、反科学的极权统治对女性的残忍压迫。文章运用福柯的话语权力、规训权力以及“自我技术”理论,分析基列共和国权力运作的策略和女性的主体反抗,揭示小说中权力的运作方式,以期对现实社会起到启示作用。

翻译伦理视角下字幕翻译研究——以《使女的故事Ⅰ》为例

在全球化日益加深,跨文化交际活动日益频繁的大背景下,影视行业蓬勃发展。而字幕翻译作为影视作品中重要的翻译形式之一,则具有承载影片情节和意义的重要作用。因此,众多学者正日益关注字幕翻译的原则、方法和策略研究。本文以美国电视剧《使女的故事I》的字幕翻译为例进行分析,从安德鲁•切斯特曼翻译伦理的五个方面,举例论证该剧字幕翻译当中的伦理性。结果表明,译者在翻译伦理的指导下,选择了适当的翻译策略来完成《使女的故事I》的字幕翻译工作,因此,译文符合翻译伦理的要求。

女性主义反乌托邦的延续与分异——以《使女的故事》与《永生上帝的未来家园》为例

玛格丽特·阿特伍德与路易丝·厄德里克都曾以严峻、灰暗和令人不安的社会现实为据,想象与推演人类未来黯淡的生存境遇。一方面,《使女的故事》和《永生上帝的未来家园》皆以女性视角纠正了早期反乌托邦小说中的性别偏见,并在相似的叙事特征中形成女性主义反乌托邦的延续,深化并拓展了早期反乌托邦小说的主题与内涵。另一方面,二者也存在内部的分异,厄德里克对印第安问题的思考使反乌托邦小说的表达空间得到了进一步的延伸,为反乌托邦文学开拓出新的叙事空间。

浅谈“嬷嬷”一词的翻译——以《使女的故事》和《还珠格格》为例

嬷嬷作为中国人熟知的人物形象之一,时常出现在中国本土的电视剧中,用来称呼负责照顾孩子的年长女性,比如著名琼瑶剧《还珠格格》中的容嬷嬷,但在美国电视剧《使女的故事》中,也出现了嬷嬷这一角色形象。在《使女的故事》中,“嬷嬷”一词由“aunt”译入得来,而《还珠格格》中的“嬷嬷”一词在译出时却又译为了“nanny”。本文将结合“嬷嬷”一词译入和译出两个翻译方向,探讨该词的翻译及背后的文化诱因。

《使女的故事》中的新现实主义书写

加拿大文学女王玛格丽特·阿特伍德的《使女的故事》将广泛而多维的现实社会作为书写对象,是对现存社会问题的进一步延伸与设想。阿特伍德在传承现实主义描述社会现实、注重人物刻画等创作特点的同时,增添了后现代实验手法,使《使女的故事》呈现出一定的新现实主义创作特征,凸显了文学作品对现实的反思与批判。

论《使女的故事》中的权力运作与权力反抗

权力是小说《使女的故事》的核心主题,书中的权力运作与权力反抗问题,可综合运用福柯、阿甘本等西方马克思主义学者的权力理论开展研究。其中,权力运作机制主要表现为以生命权力为驱策的一系列的国家治理术,如例外状态常态化、个体群体化、人口管理、性的操控、种族排斥等。权力反抗策略可从双重层面讨论,具体表现为以个体口述为特征的个人层面权力反抗,以及以性别对立解构为代表的集体层面权力反抗。小说中的权力问题研究,有助于引起对身处极权统治下弱势群体的关注,为人类走出极权,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提供启示。

阿特伍德对生态危机的深沉思考:从《使女的故事》中“花园”意象说开

阿特伍德的科幻小说《使女的故事》描绘了因盲目开发而导致环境严重恶化的基列国现状,表达了作者深切的生态忧思。透过女性性别视野,检视作品中的核心意象“花园”,以发掘其所蕴含的生态文化内涵。花园与女主人公奥芙雷德和乔伊紧密关联:于奥芙雷德而言,花园象征着女性与自然的紧密联系,她的生命季节与花园四季相互交融,通过她与自然的交往既反映了人对生态危机的反思,也揭示了人对精神生态重建的思考。而对于乔伊而言,花园则象征以男性为主的传统家庭,通过赋予女性在家庭事务中的权力,将女性束缚在家庭之中,从而让其丧失社会主体地位;同时,花园作为人造自然,更象征着统治者的欺骗策略与权力凝视。总之,借助花园书写,阿特伍德表达了她对性别与自然之间关系的深沉思考。

《使女的故事》中极权社会的成因探析

权力是《使女的故事》贯穿始终的核心概念。从尼采哲学上看,基列极权是古希腊悲剧精神相互割裂的产物,它既是“日神精神”的过度外化,也是基列当权者对前基列社会“酒神精神”的矫枉过正。分析基列极权主义的具体成因,可从宏观和微观两方面展开。宏观层面,国家极权由劳动分工所致,与现代化工业生产具有同构性,是极端工具理性的产物;微观层面的极权则源自嬷嬷们的权力规训。她们的“平庸之恶”使她们放弃个体思考,在规训使女的同时,自己也沦为极权征用的对象。《使女的故事》中的权力书写指涉历史,关照现实,凸显了阿特伍德作为伟大文学家的良心、历史意识和社会责任感。

被压迫者的微胜利——论《使女的故事》中的权力谈判

本文利用费尔克劳夫的三维分析理论,从文本分析层面分析玛格丽特 ? 阿特伍德的小说《使女的故事》中奥芙弗雷德和弗雷德的对话,探讨奥芙弗雷德如何通过话语协商,不断争夺权力,最终击败了大主教弗雷德对于男性优势的自信,在社会实践层面深入揭示话语背后阿特伍德作为作家对社会的责任。

《使女的故事》的生态女性主义解读

《使女的故事》是当代“加拿大文学女皇”玛格丽特·阿特伍德广为世人所知的一部作品。这部作品蕴含生态女性主义思想,描绘陷入重重危机的基列国中的生存现状。作品体现对女性所遭遇迫害的关切,更关注了生态环境的持续恶化。本文通过运用生态女性主义分析小说中男性、女性和自然之间面临的冲突危机,以及女性和自然的反抗,最终希望有助于实现男性、女性和自然三者和睦共处。

阿特伍德小说《使女的故事》的生态女性主义解读

《使女的故事》是当代"加拿大文学女王"玛格丽特.阿特伍德的代表作之一。阿特伍德在小说中再现了女性与自然之间独特的联系:如女性在被污染的环境中要承受更大的伤害,这一现象已成为近年来生态伦理学中探讨的环境正义问题之一;女性对自然的天然亲近也可以被解读为女性幸存于男权社会的一种策略;对动物惨境的描述暗示了女性所处的类似境况。本文旨在通过分析小说中女性与自然的这些独特联系,揭示其中所蕴含的深刻的生态关怀和女性意识。

“界限”的政治——论《使女的故事》中的“界限”主题

加拿大作家玛格丽特.艾特伍德的获奖作品《使女的故事》是一部批判社会现实的反乌托邦小说。小说中描述了各种各样的"界限":阶级界限、性别界限、地理界限、身体界限、心理界限、感情界限等,这些"界限"在小说的不同部分反复出现。基列国的统治者和被统治者围绕着"界限"的政治进行了长期的斗争,包括"界限"的确立、维护、遵守和颠覆等。对"界限"的政治的敏锐洞察力使作家成功地塑造了反乌托邦基列国和它的受难者,表现了她对人类社会的现实与未来的深切关注和忧虑。

《使女的故事》中生态与女性的“联姻”

近年来,我国很多学者从生态女性主义解读《使女的故事》,但是生态与女性的"联姻"只是作者的权宜之计,而非写作主旨。生态女性主义的应有之义——女性与自然的认同——在小说中是似是而非的。作者抨击了原教旨主义专制政权,也对北美女权运动第二次浪潮予以批评和反思。《使女的故事》以女性和宗教主题为主,以生态、民族问题为辅,因此不是严格的生态女性主义文本。

论阿特伍德小说《使女的故事》中的毒性话语

《使女的故事》是当代"加拿大文学女皇"玛格丽特.阿特伍德的代表性长篇小说之一。我们可以从生态批评视角解读小说中再现的一系列毒性话语,并指出这些毒性话语与被誉为"毒性话语开端"的《寂静的春天》及现实中的生态灾难、环境正义运动等有着紧密的呼应,它体现了阿特伍德深刻的生态意识。

逃离异化的空间——评玛格丽特·阿特伍德《使女的故事》和《羚羊与秧鸡》

玛格丽特.阿特伍德是当代加拿大卓有成就的女作家,她的《使女的故事》和《羚羊与秧鸡》是两部反面乌托邦小说,描绘了未来社会黑暗的生存状态。探讨了异化的政治性空间,并将时间维度作为其参照系,来阐释作家隐藏在空间主题后的另一个主题———逃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