试论安理会授权使用武力的法律规制

安理会授权使用武力是联合国在维持国际和平与安全的实践中发展起来的一种武力强制措施的实施方式,由于制度性不足,在实践中出现了很多问题,甚至异化为霸权主义的工具。授权使用武力是基于国际政治的现实需要,为维持国际和平与安全发挥了一定的作用,联合国应该将之作为集体安全制度改革中的重要内容,并就其法律依据、目的、效力范围、接受授权国家的权限、实施的保障措施等实体和程序性规则作出具体规定。

联合国安理会授权会员国使用武力的新变化——以武力打击索马里海盗为例

为打击索马里海域日益猖獗的海盗活动,联合国安理会于2008年以来陆续通过了一系列决议,认定"索马里近海和公海上的海盗活动已对该地区的国际和平与安全构成威胁",并决定授权会员国武力打击索马里海盗。此次授权使用武力具有一定的法律依据,不过也出现了一些新的变化,诸如"和平威胁"概念的宽泛化趋势,安理会授权会员国使用武力方式的规范化,参与打击索马里海盗的主体有所扩大,对国家主权的尊重有所加强等。这些变化都将对联合国集体安全制度产生深远的影响。

原则性与灵活性:中国参与安理会授权使用武力研究

中国作为安理会常任理事国之一和国际社会重要一员,与安理会授权使用武力这种联合国集体安全机制的武力执行措施密切相关,参与了部分授权决策和行动。通过分析中国参与安理会授权使用武力的历程,可以发现,中国的立场和行动兼具原则性和灵活性,并希望在两者间取得平衡。原则性是指中国在参与安理会授权使用武力时坚持一贯原则,保持着较为谨慎的立场;而灵活性则是指中国在参与安理会授权使用武力时的灵活务实、"逐案处理"的政治智慧和外交技巧。中国结合本国实际情况和国际局势变化作出决策,以更加负责任的态度对待联合国安理会发挥维持国际和平及安全的职责,具有相当的合理性。不过,中国的参与仍面临挑战,需要在未来的参与中更好地平衡原则性与灵活性。

联合国安理会与国际武力反恐

联合国安理会是联合国各机构中唯一有权采取行动特别是武力行动的机构。在国际武力反恐的实践中,安理会起到了非常重要的作用,通过了1368(2001)、1373(2001)和2249(2015)三个涉及使用武力打击恐怖主义的决议。三个决议引起了"安理会是否授权国家使用武力打击恐怖组织"的争论。从实在法方法来看,三个决议中的用词并不符合安理会自我创设的授权使用武力的模式,但这依然拥有极为重要的法律意义。从超越实在法角度来看,安理会应当构建起三个层次的关于国际武力反恐的正当性体系,包括安理会领导使用武力、安理会授权使用武力与安理会同意(endorse)使用武力。

试论安理会授权使用武力的法律规制

安理会授权使用武力是联合国在维持国际和平与安全的实践中发展起来的一种武力强制措施的实施方式,由于制度性不足,在实践运作中出现了很多问题,甚至异化为霸权主义的工具。但授权使用武力是基于国际政治的现实需要而产生的,为维持国际和平与安全发挥了一定的作用,在联合国集体安全制度的改革中应该成为重要内容,就其法律依据、目的、效力范围、接受授权国家的权限、实施的保障措施等实体和程序性规则作出具体的规定。

安理会授权使用武力:中国的政策和策略研究

中国在安理会授权使用武力问题上的立场大致经历了冷战初期抵制、冷战结束初期有限参与和2008年以来谨慎参与三个阶段。在这一进程中,中国坚持其一贯的原则立场,即坚持和平解决国际争端原则、坚持以联合国为中心的多边主义方法、坚持遵守《联合国宪章》基本原则和相关国际法规则,以及坚持国家利益与国际社会共同利益相结合原则等。同时,中国也坚持灵活性策略,包括在安理会决策中对弃权票的合理运用、"逐案处理"的政治智慧和对危机处理手段的综合考量等。总体来看,中国在安理会授权使用武力中的政策和策略服从于中国总体对外战略和国家利益。但是,在观念认识、工具运用和制度塑造等方面,中国在安理会授权使用武力中的政策和策略仍有所不足。随着国际环境的发展变化、国家海外利益的持续扩展、综合国力的进一步提升,中国需要及时调整观念,适当运用安理会授权使用武力这一工具,继续提升在该问题上的话语权并推动完善该机制,以便更好地维护国家利益和国际社会共同利益。

安理会授权使用武力机制合法性与有效性关系问题分析

安理会授权使用武力机制是在《联合国宪章》第43条"特别协定"无法订立、第42条"空海陆军行动"没有武装力量支持的情况下,安理会根据《联合国宪章》第七章,将武力强制行动的执行权交由会员国或区域组织代为行使的变通方法,是联合国集体安全机制的武力执行机制。但是,作为一种非正式机制和派生机制,该机制的合法性与有效性关系存在问题:一方面,机制合法性不足影响了有效性的发挥;另一方面,机制有效性不足也削弱了机制的合法性。本文认为其原因既是法律的,也是政治的,需要在决策机制、决议文本、行动保障和评估反馈等方面进行完善。

美国通过联合国安理会授权使用武力问题研究——基于委托—代理理论

冷战期间美国频繁的单边武力干涉在冷战结束之后多以联合国安理会集体行动的形式出现。但是,作为这种使用武力方式的创立者,美国在历次安理会授权使用武力的实践中参与程度不一,或者不推动授权和不参与行动,或者极力主导授权,有时甚至越过安理会采取单边行动。在美国接受安理会授权执行行动中,也因其极大的自主权导致集体行动偏离轨道。这让安理会授权使用武力这种方式受到国际社会的质疑。本文运用委托—代理理论,将美国通过安理会授权使用武力置于美国—联合国(安理会)—美国这两个阶段的授权链中进行分析。在第一阶段,作为委托者的美国其委托决策是基于本国的利益偏好,同时也要受到国内和国际两层委托者结构的限制;在第二阶段,作为代理者的美国在执行安理会授权过程中所获得的自主权过大,导致在行动中产生代理懈怠并造成安理会的代理损失,而安理会并没有有效的控制手段对此进行限制。本文最后从国际社会共同利益和国际政治现实出发,提出了对美国代理行为可行的限制设想。

力的扭结

这则新闻分析观点鲜明,剖析透彻,论证有力,语言明快,读起来感受到一种冲击,一股很大的力。 这力来自何处? 一曰“断裂”之力。这是由行文方式中的断裂行文带来的。此稿译文800多字,分了14个自然段,基本上是一句一段,亦即一句一断,无转折过渡,不拖泥带水,无冗词冗句,句句干净利落,每一段都断得斩截,断得干脆。 二曰“断然”之力,即由“不”、“无”、“没有”、“不会”等否定词构成的否定判断带来的“断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