复旧与延新:唐德宗年间的两次罢免财政使职探析

唐代前期的财政系统是尚书省领导下的部寺体制,玄宗之后由于统治形势的变化等问题,财政系统逐渐使职化.德宗年间发生过两次罢使和还职尚书的财政改革,两次罢使都是出于收纳使职权力,加强中央权力和回归旧制的政治考虑,但在复旧心态和政治保守主义等因素影响下改革止步于回归旧制.两次罢使在旧制已废、使职新制优势明显的因素下都以复使告终,此后唐代财政系统继续发展成了三司理财格局.制度变迁是势之必然,制度改革要有高远的政治眼光和敏锐的创新意识.

唐代史籍中所见“使职”考

常用于唐代职官制度研究中的“使职”一词在唐代史料中偶有记载,且含义与当代唐史研究成果中“使职”概念的含义不尽相同。经过辨析后可以发现,唐代史料中记载的“使职”的含义共有三种:专指作为长官的某一种使、使府僚佐与使者僚佐;其中用例最多的含义为使府僚佐。

唐代拾遗的使职工作

拾遗是唐代新设立的谏官,不仅能够勇于任事,积极上谏,出色的完成谏官的本职工作,而且担任大量的使职工作,这些使职工作实际是在保留拾遗谏官职能的基础上,给予拾遗更多展示才干的机会,提高了拾遗在整个唐代职官体系中地位,使拾遗真正成为清要之官。

隋朝使职研究

隋朝的使职计有十一种，设置次数频繁，充使的官员很多。与前朝相比，出现了使职久设不废、相互兼充等新的特点，特别是出现了一些执掌地方诸州（郡）军政大权的使职，一改过去那种使职只是临时差遣、了解民情的格局。究其原因，是与隋朝罢郡为州，在地方实行州（郡）、县两级制密不可分。隋朝使职的设置特点。

辽代理农使职考略

辽制仿唐,设有各类使职官,其中管理农耕事务的使职,既有专业理农的"劝农使"、"屯田使"和"营田使"等,也有兼理农事的"节度使"、"安抚使"、"统军使"、"观察使"等。专业的理农使职均非单独授之于人,而是由他职如"节度使"、"知某州军州事"等兼任之,且于《辽史·百官志》等正史文献中不载,仅见于辽代石刻资料中。有辽一代农业经济发展迅速,其中原因之一,即与辽代各类理农使职官们在劝农课桑、组织屯田及营田活动方面的精心和敬业有较大关系。

使职设置与唐代地方行政级制的演变

唐地方行政级制伴随着一系列使职的设置与发挥作用而发展演变。初唐在正常官制之外临时差遣巡察、安抚等特使 ,对两级行政制带来的问题进行补救 ;玄宗时按道广置采访等使 ,使职已具有较广泛具体的行政实权 ;中晚唐节度、观察等使常设化、固定化 ,道 (方镇 )成为实际一级行政机构 。

护法运动后北洋政府南方使职职能政治化探析——以四省经略使和援粤副司令为中心

护法运动期间段祺瑞为首的北洋政府,为了配合对南军事行动,前后设置了几批使职。其中,南方前线"川粤湘赣四省经略使"曹锟与"援粤副司令"吴佩孚反"使"为主,先是公开通电反战主和,继而擅自秘密与南方湘粤桂护法军签订《救国军同盟草约》,干预政治。五四时期,吴佩孚公开通电支持学生爱国运动。次年,发展到擅自撤兵北归,以武力干预军国大政,从而走向军阀派系内争:直皖战争。其加速了民初军阀政治"督军团干政"模式转向经略使、巡阅使等军事寡头干政模式的进程,对民国政治产生了深远影响。

民国前期使职的渊源、特点及其作用

民国前期中央政府大量设置使职,这些使职名称远法隋唐,近效宋明;其职能接近于晚唐与五代。使职职能的行使对民国政治有很大影响,尤其是巡阅使制度对民国前期中央和地方政治体制产生了极为重要的作用和影响,是军阀政治得以运行的核心制度之一。它对民国前期三权分立的民主宪政制度的政治实践产生了逆向的反动作用。

唐代职官制度之使职产生的原因及特点

唐代职官制度之使职的产生是唐代政治生活中的一个重要现象。社会环境和历史背景因素是其产生的根本原因,加强中央集权与君主权力的需要是其产生的重要原因,职官制度的自身因素是其产生的直接原因,使职自身的优越性是其产生的关键原因。唐代使职具有普遍性与广泛性、复杂性与多样性、固定性与系统性、主导性与重要性的历史特点。

实证研究的典型力作——《隋唐使职制度研究(农牧工商篇)》读后

宁志新教授的新著《隋唐使职制度研究(农牧工商篇)》是迄今为止关于隋唐使职制度研究最为全面、系统的研究著作,其学术价值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著者通过大量的实证研究,爬梳史料,对隋唐,特别是唐代的使职数量进行了新的统计,补充了175个前人未统计出的唐代使职;二是考察了汉唐时期使职制度的沿革演变,将隋唐使职制度置于使职制度的演进历程中加以探讨。《隋唐使职制度研究》还具有鲜明的学术特点:一是该书所体现的近年来日显珍贵的扎实朴素的实证研究风格;二是重视对各种使职的发展所寓含和反映的变化的考察。

唐代宦官使职制度研究述评

唐代出现大量的使职差遣,是使职制度的发生期,其中有以朝官担任的使职,也有由宦官担任的使职,后者又可以分为内诸司使和其他由宦官使职。对于唐代宦官使职制度与内侍省的形成及运作,这篇论文提供了相关问题系统的相关研究及评论。

论“二次革命”时期的中央使职制度

"二次革命"时期,袁世凯为建立中央"强有力政府",以北洋武力为后盾,以中央使职为形式,发动了对以南方革命党人为都督的地方实力派的全面进攻。最终完成袁氏北洋派军事势力对南方重要省区的战略控制,实现了对非袁派都督的更换。同时,随着北洋将领的普遍都督化,加速了省级以都督为本位的军政体制的形成。

印制变迁视域下唐宋政务的使职化运作

印制变迁是中国古代行政体制转型与政务运作方式嬗递的表征。汉唐印制在经历了从官名印到官署印的转变之后,唐后期御史台与大理寺又先后奏置了“出使之印”,充当出使人员外出理事的官文书印,反映出御史台与大理寺政务的使职化运作。御史台八印的配置便是使职化运作程度加深的结果。后周以来的“奉使之印”突破了司局限制,成为所有使职差遣都可以使用的一类官文书印,解决的是朝廷政务使职化运作的现实需要。北宋还以“奉使之印”与“奉使朱记”区分使职的等级和差遣的要剧。从“出使之印”到“奉使之印”的嬗变,体现了唐宋时期政务使职化运作的进程,也标志着国家治理模式溢出常规结构向任务型组织模式的转变。

辛亥革命时期川北宣慰使职上的张澜

宣慰使是四川辛亥革命时期成都独立后，由大汉四川军政府都督特任并派往四川所辖五道的官员，时称“五道宣慰使”。张澜由于在保路运动中的突出表现，于1911年12月受命由军政府参赞职上转任川北道宣慰使。

宋辽交聘的使职类型与出使线路研究

宋辽交聘在宋辽关系史中占据重要的地位,是中国历史上对立政权间和平对等交往的典范。从交聘制度看,双方遣使一般分为常使和泛使两类。常使有“贺正旦使”“贺生辰使”“告哀使”“回谢使”等,泛使则是商议重大事务的特别使节。从出使路线看,受契丹四时捺钵制度和使辽宋臣使职类型的影响,辽主受礼地点遍布五京,故而宋使行进驿路并不固定。在出使过程中,宋使多有“绕路”记载,盖因宋辽使臣相互防备、猜忌或其他客观原因而成。

使职与乐官——古代士大夫参与制定礼乐文化政策的两条途径

"使职"是君王的治乐需求所赋予士大夫文人的一种临时派遣性职责;"乐官"是隶属于音乐机构、以管理音乐事务为主要职能的一种伎术官员。历代君王功成作乐、除旧布新、移风易俗、参定音乐政策之时,无不需要士大夫配合。君王赋予练达故事、明解朝章、受其信任的士大夫以"音乐使职"制定具体政策,并由乐官贯彻,利用官署用乐机构实施,构成了中国古代礼乐制度形成与运行的大致模式。"音乐使职"与"乐官"既有上承下行之关系,亦可相互转变,是古代士大夫参与制定礼乐文化政策的两条具体途径。

略论唐代使职差遣制的特点及影响

唐代中叶以后,各种名号的使职差遣逐渐变成正规官制之外的重要职务,他们分割了中央和地方各种正规机构的职权,在历史上发挥过巨大作用。使职差遣制在唐代产生和发展过程中形成了自身的历史特点,对唐宋政治制度均产生了深远影响。

再論唐代的使職和職事官——李建墓碑墓誌的啓示

本文認爲:在唐代,舉凡沒有官品的實職官位,都是使職,如史館史官、知制誥等。由於沒有官品,使職常以"他官充某職"的方式來委任。使職的特徵,主要有三:(一)使職與掌權者之間有一種信任,有一定的"私"關係;(二)使職的權力和享有的好處,遠多於類似職位的職事官,以致職事官以爲使職"侵奪"了職事官原本的權益;(三)使職常不載於正規的政典和職官志,乃正常現象。本文還認爲:使職遠遠早於正規的職事官制,在人類最簡單的"遊羣"(band)組織階段就已形成,乃人類最本能的發明之一。到了帝制時代,當掌權者發覺正規職事官無效率時,重新委派使職來替代職事官,以致在唐後半期,使職取代了超過一半以上的職事官。這是一種"革新",是推動唐代官制演化的一大動力。

论唐代宦官使职制度与唐后期宦官专权关系

唐代宦官使职制度对唐代后期政局有着巨大的影响。唐代的宦官借助内诸司使体系中的关键性使职,即神策护军中尉和枢密使掌握了唐朝的军、政大权,并不断地对唐廷发起冲击。而宦官本身的权力则来自于皇权,实为皇权的一种变态。此外,高级宦官之间的权力沉浮与争斗也是唐代后期宦官专权现象中不可不察的因素。

唐代官职中的使职差遣制度探析

唐代的职官体系大体上是在沿用隋代职官体系的基础上,补充、发展、完善起来的,是中国职官制度的一个新的高潮,为后世职官制度的发展奠定了模范性基础,而在完备的唐代职官体系中,"为使则重,为官则轻"的使职差遣制度是唐代职官的一大特点,本文将对唐代的使职差遣制度的形成、发展、以及利弊做一个初步探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