印制变迁视域下唐宋政务的使职化运作

印制变迁是中国古代行政体制转型与政务运作方式嬗递的表征。汉唐印制在经历了从官名印到官署印的转变之后,唐后期御史台与大理寺又先后奏置了“出使之印”,充当出使人员外出理事的官文书印,反映出御史台与大理寺政务的使职化运作。御史台八印的配置便是使职化运作程度加深的结果。后周以来的“奉使之印”突破了司局限制,成为所有使职差遣都可以使用的一类官文书印,解决的是朝廷政务使职化运作的现实需要。北宋还以“奉使之印”与“奉使朱记”区分使职的等级和差遣的要剧。从“出使之印”到“奉使之印”的嬗变,体现了唐宋时期政务使职化运作的进程,也标志着国家治理模式溢出常规结构向任务型组织模式的转变。

论唐代中书舍人的使职化

唐代的中书舍人,同其他几种重要的职事官一样,在唐初就遭到使职化,其草诏职务逐步被各种词臣接手。安史乱后,则主要被翰林学士和知制诰取代。但这个使职化的过程十分缓慢且漫长。唐朝廷其实在行使一种"双轨制",有时候用中书舍人,有时用其他使职,端视当时情况和个别皇帝的需要而定。到了唐后期,中书舍人更演变成一种本官(类似宋代的寄禄官),中书舍人可以用此本官去充任其他使职,如翰林学士和知贡举等。这是中书舍人使职化的最明显征象和结果。到了北宋初期,这个使职化过程才完成,其时中书舍人已演变成单纯的寄禄官,不再有草诏职事,和唐代的本官一样,只是用以计俸料、定班序而已。

诏令中的政治史:高宗武则天时期诏令文之语言维度的考察

高宗武则天时期是李唐高层权力结构发生重大调整的历史时期,诏令中的语词特别是“风度”类语词的变动即体现了此种变化,也展现出语词对于政治合法化的重要影响。而“武则天”在政治言说中自事件描述至观念表达的概念化同样是有足够文献依据的语言现象。此时期政治生活的复杂变动导致了诏令在形式上体现出景观化与破体为文的特点,这也是文学与政治关系的另一重印证。

清代大学士差遣体制初探

差遣形式是清中后期大学士国家治理的主要运作方式。崇德、顺康时期,大学士职能主要集中在顾问应对、票拟题本等内阁本职范围内,尚无固定之差遣。雍正年间,差遣形式开始长期运作于部分阁臣日常履职之中,并在此影响下渐有内、外中堂之分。乾隆中期,大学士在承担票拟题本的同时,各类差遣日趋普遍,并呈现出制度化特点。入职军机、管理部院、兼任总督等逐渐成为阁臣的固定职任。嘉道以降,阁臣差遣体制向畸形化发展,其日趋脱离票拟题本等基本职掌。至清末时,大学士几成为朝廷加官之虚衔,已无重要本职工作,完全以各类差遣事务为职能重心。纵观有清一代,大学士职能呈现出轻本职重差遣的演变趋势,具有鲜明的使职化特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