县域乡村数字化发展对农村劳动力供给的影响

本文基于2018—2020年中国县域数字乡村指数、中国家庭追踪调查和CEIC经济数据库,利用固定效应模型考察了县域乡村数字化发展对农村劳动力供给的影响,并基于劳动力供给数量与劳动力供给时间的双重视角,深入剖析了乡村数字化发展的劳动要素配置效应。研究发现,第一,县域乡村数字化显著提高了农村劳动力供给数量。乡村数字化发展增加了农村劳动力在工作地点和工作场所等方面选择的灵活性,且有效提高了农村剩余劳动力兼业的概率,从而增加了劳动力供给数量。第二,乡村数字化发展显著增加了农村劳动力的劳动供给时长,且主要在“工作—闲暇”时间上进行了重新配置,即通过减少休闲时间来增加非农就业时间。第三,异质性分析发现,乡村数字化对女性、“新生代”和低技能农村劳动者的劳动供给时长影响更大。本文的研究发现为实现共同富裕与数字乡村建设的协同发展提供了参考。

老龄化背景下济南市劳动力供给变化趋势研究

文章基于济南市历年人口普查和统计年鉴等数据,首先分析了济南市劳动力供给现状,发现济南市劳动力年龄结构趋于老龄化。然后,通过PADIS-INT软件,对济南市2025年至2055年的人口数量与劳动力供给进行预测。预测结果显示济南市在2030年进入超老龄社会并在2034年达到人口峰值后逐渐下降,并且随着老龄化的不断加剧,劳动力供给的年龄结构继续老化。最后,针对劳动力供给老龄化问题提出了对策。

劳动力市场供给与公司成本费用黏性

立足于劳动经济学理论,使用中国资本市场上市公司的数据进行检验,考察我国劳动力市场供给对公司成本费用黏性的影响。研究结果发现:劳动力市场供给对公司成本费用黏性具有显著的抑制作用,公司所在地区劳动参与率越高,表明劳动力供给水平越高,成本费用黏性越低。在此基础上,文章提出了企业的成本管理机制要充分考虑劳动力市场的供求关系,政府建立制度,指导、调控与规范劳动力市场供需双方的行为等政策建议。

近期内我国劳动力供给形势分析

在研究我国劳动年龄人口、供给劳动力、就业劳动力基本状况的基础上,通过总和受教育年限、总和就业年限指标测量目前劳动力潜在的供给特征,并应用微观人口仿真模型分析了近期内供给劳动力的基本状况和变动趋势。研究表明,未来5-10年我国劳动力供给总量结构处在变化转折阶段,变动趋势是:供给规模增长将转变为惯性增长;高中及以上文化程度劳动力所占比重持续上升;劳动力老化趋势不可逆转且日益严重。

区域经济一体化对企业劳动力成本粘性的影响——基于长三角城市群的视角

中国区域经济发展不平衡已引发劳动力供需失衡和劳动力资源错配等问题,如何矫正劳动力市场扭曲现象、提高劳动力资源配置效率,值得深入研究。文章以长三角城市群为例,实证检验区域经济一体化对企业劳动力成本粘性的影响效果及作用机制。研究发现,区域经济一体化主要通过增加企业劳动力需求来降低企业劳动力成本粘性;进一步研究发现,位于扩容城市、高学历员工和技术员工占比较高、资本密集型、成熟期以及中小规模的企业,区域经济一体化对劳动力成本粘性的影响更加显著。研究结论为推动城市群经济一体化建设和加强企业劳动力成本管控提供政策参考。

人力资本投资、有效劳动力供给与高质量就业

劳动力是经济发展中最基础和最具活力的生产要素。伴随着中国劳动年龄人口的绝对减少,传统的以生产要素投入来推动经济增长的发展模式已不再适应中国经济由高速增长转向高质量发展的变化,新时代经济增长的动能转换和经济可持续发展需要素质更高的劳动力。根据劳动力供给需求相关理论,从提高劳动力就业质量角度,通过理论和模型推演发现,人力资本投资是增加有效劳动力供给、助推高质量就业,进而实现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必然选择。我国劳动力市场存在有效劳动力供给不足、高端产业劳动力供求缺口矛盾突出等问题,人力资本投资存在高等教育专业设置不合理、职业培训投资偏低等问题;需要发挥政府人力资本投资主体功能、强化企业人力资本投资作用、加强劳动者权益的法律保障。

最低工资、劳动力供给与失业——基于VAR模型的实证分析

基于向量自回归模型(VAR)分析深圳市最低工资、劳动力供给与失业率数据,发现在当前水平上,最低工资标准的适当提高不会对失业产生显著影响,不会造成失业大幅增加,政府应当适度加大最低工资标准提高幅度;提高最低工资标准将可促进劳动力供给的增加,但是这种增加效应两年后几乎衰减为零,政府应在两年内调整一次最低工资标准。

中国人口劳动参与率与未来劳动力供给分析

对未来劳动力供给进行准确预测判断将有利于我们未来就业政策、现实人口政策和社会保障政策的科学制定,也是对未来人口与经济形势准确判定的依据,是一项非常重要的工作。在充分考虑人口老龄化、劳动参与率年龄模式变动以及受教育水平提高影响的基础上,对未来劳动供给进行预测。预测结果显示,如果不考虑65岁及以上人口的就业,到2016年将达到从业人员的高峰7.58亿,其后持续减少,到2050年前后减少到6.4亿;如果考虑65岁及以上人口的就业,我国的就业高峰将出现在2022年前后,到2045年以后,劳动力供给将大规模减少。届时劳动供养人口将会大大增加,这必须引起当代人在规划人口发展时的重视。

实际汇率与就业——基于内生劳动力供给的跨期均衡分析

文章在个体跨期最优模型中引入内生劳动力供给,并同时假定对资本流动存在限制,以此来分析实际汇率变动对就业的影响。结果发现:只有当消费者对商品消费的相对风险规避程度比较大,即消费的跨期替代弹性比较小时,本币实际贬值才会促进就业的增加,反之贬值会使就业减少。考虑到中国当前的具体情况,消费者商品消费的相对风险规避程度会比较大,因而人民币实际贬值会有利于就业。对中国的实证分析支持了这一结论,且该实证分析通过了实际汇率的超外生性检验。鉴于从长期来看中国消费者的相对风险规避程度有下降的趋势,过分的依赖于低币值的汇率政策来解决失业问题是不可行的。

辽宁省劳动力供给与需求预测研究

辽宁省作为东北老工业基地之一,失业率位居全国前列,劳动力供求矛盾十分突出。利用多种预测方法对辽宁省劳动力供给和需求进行了预测,经过研究发现,未来几年辽宁省劳动力供大于求的现象仍然存在。在预测的基础上,分析了辽宁省经济发展中劳动力供求不均衡问题,并提出了大力发展第三产业、扶持中小企业的发展、完善职业培训制度和体系等建议。

劳动力有限供给、人口转变与中国经济增长可持续性

本文从结构转化视角分析"刘易斯拐点"和人口转变对于中国经济增长可持续性的影响。通过对跨国面板数据分析,结果表明:劳动力比率对资本形成率产生显著的正向影响,劳动力与资本的有效结合是人口红利得以发挥和经济持续增长的重要条件;总抚养比提高不利于资本积累,将对经济增长产生不利影响。中国经验数据分析显示:经济结构转化,劳动力跨部门转移,是中国经济得以长期、高速增长的关键,高投资率是该增长模式的必然结果;"刘易斯拐点"即将到来,农村剩余劳动力逐渐消失,人口年龄结构变化将使新增劳动力明显减少;如果继续保持较高的资本形成率,资本进一步深化,将使资本边际报酬率快速递减,现有的高投资增长模式难以维持,中国经济将逐步进入低速增长阶段。

女性劳动力供给特点与教育投资

中国的教育政策高度重视对妇女的教育 ,但妇女获得的受教育机会仍然少于男性。男女劳动力供给特点的不同、教育投资中的性别歧视是造成这种现象的根本原因。由国家和社会提供财力物力的支持 ,通过各种有效的渠道进行补贴 ,为妇女受教育提供更多的机会 ,是解决这一问题的重要途径。

中国人口老龄化对劳动力供给和劳动生产率的影响研究

我国近年来劳动参与率和劳动年龄人口都出现了下降,劳动力实际供给量也出现了下降。在此背景下,劳动力实际供给量下降的速度比劳动适龄人口下降的速度更快。随着劳动力供应数量降低,劳动力成本会上升,削弱了制造业产品的成本优势,将使很多出口企业利润下降,影响企业对科研、技术进步的投资,抑制了企业竞争力的提高。因此,从长远来看,企业长期的生存和发展也将会受到很大的影响。

人口老龄化背景下劳动力供给对中国经济增长的影响

目前中国已经进入老龄化社会。人口老龄化可能导致劳动年龄人口数量减少以及劳动年龄人口结构老化,这必然会对中国经济增长产生影响。因此,要充分挖掘现有的劳动力资源,增加劳动力供给;根据劳动力供给数量的变化趋势,加速产业结构调整和技术创新;加大人力资本投资的力度,提高劳动者的素质;适当延长退休年龄,以缓解劳动力供给不足趋势对经济增长的不利影响。

劳动力供给效应与广东经济增长路径转换研究

通过对改革开放以来广东省劳动力供给效应的实证分析,得出广东省经济增长过程中劳动力供给的"水平效应"递减,"垂直效应"开始显现。结论是广东省转换经济增长方式有利于人力资本的二次开发以及劳动力资源比较优势的重新发挥。广东的经济增长不能长久依靠人口红利,必须走依靠知识、技能等劳动力素质提高推动经济内生增长的道路。

基于医疗保障差异的健康冲击与劳动力供给——以中国2011—2013年劳动力市场为对象

本文从健康经济学的基本理论出发,通过构建健康冲击与劳动力供给的动态规划模型,运用2011年至2013年中国健康与养老追踪调查数据,实证分析了健康冲击对中国不同医疗保障群体劳动力供给状况的影响。研究发现,健康冲击对劳动力供给的作用,既受健康冲击自身强度的影响,也因保障水平的不同而有差异。在相同的健康冲击水平下,享受城镇居民/新农合医疗保险的劳动者、享受公费医疗保险的劳动者和享受城镇职工医疗保险的劳动者,其劳动时间随着医疗费用上升而减少的程度依次降低,并且享受城镇职工医疗保险的劳动者,其劳动力供给相对更加稳定。当劳动健康冲击水平提高时,所有劳动者的劳动时间都随着医疗费用的上升而下降,但是下降幅度较为平缓。

“趋利性”与新生代农村劳动力供给研究——基于哈里斯·托达罗模型的理论探析

伴随着后金融危机时代的到来,"民工荒"一直困扰着国内发达城市特别是东部沿海一带的中小企业发展,2011年初"民工荒"再度成为了全民关注的焦点,为此政府以及相关学者不断探求解决该问题的方法途径,以维持我国工业经济有序发展。本文基于哈里斯.托达罗模型的理论精神,通过扩展修正,借助于我国劳动力市场的特殊现状来研究阻碍新生代农民工城乡迁移的致因,并通过劳动力供给曲线从两个角度来阐析新生代农村劳动力供给问题。

北京市劳动力供给量变动及影响因素的实证研究

劳动力的供给主要受到总人口规模变动、劳动适龄人口比重以及劳动参与率三个因素的决定。本文在系统分析了北京市劳动力供给以及三个主要决定因素历史变动的基础上,采用因子分解方法,定量计算了20世纪90年代以来上述三个因素在北京市劳动力供给量变动上影响的重要程度。结果发现,在整个90年代,北京市总人口规模增长对劳动力供给变动的影响很大,但从90年代中期以来,劳动参与率变化的影响逐渐增大,成了近年来北京市劳动力供给增长的最重要因素。劳动适龄人口比重变化的影响始终存在,但相对影响程度不太明显。今后劳动力供给的变化,不仅取决于这三个因素各自的变动趋势与大小,更取决于它们作用的相互耦合程度。

城乡结合部(北京市)“失地农民”劳动力供给的影响因素研究

城乡结合部是我国社会经济发展最快同时也是城市建设与发展过程中各种矛盾最为集中的地区之一。随着城市化进程的推进,城乡结合部“失地农民”这一弱势群体的就业问题日益成为社会各界关注的焦点。本文以对北京市三区六乡的若干个行政村的调查数据为基础,通过建立Logistic回归模型,旨在甄选出影响城乡结合部“失地农民”劳动力供给行为的若干因素,并在对这些因素进行经济学分析的基础上,就“失地农民”的就业安置、人力资本投资等问题给出相应对策。

劳动力供给多维变化对制造业国际竞争力影响研究

依据1990-2014年劳动力供给数量、质量、成本及制造业国际竞争力相关数据,构建VAR模型,考量劳动力供给变化对中国制造业国际竞争力影响。结果表明:劳动力供给数量减少不利于制造业国际竞争力提升;劳动力供给质量上升有利于提高制造业国际竞争力,但其作用具有明显的滞后效应;劳动力成本上升有利于增强制造业国际竞争力,这与成本上升倒逼低端制造业转型升级等相关。鉴此,既要通过全面放开计生政策甚至鼓励生育以缓解劳动力供给数量快速下降对制造业国际竞争力带来的负向冲击;又要基于市场导向,培养产业所需的各层各类人才;同时合理运用劳动力成本上升的倒逼机制促进低端制造业转型升级,提高中国制造业国际竞争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