供者来源性细胞游离DNA在肾移植诊疗中的研究进展与应用

肾移植术后排斥反应的早期诊断及治疗对于减少移植物损伤至关重要。供者来源性细胞游离DNA(dd-cfDNA)检测是基于二代测序等技术,通过浓度法及绝对定量法检测循环体液中源于坏死、凋亡的供肾组织DNA片段含量,具有监测同种异体移植物损伤的临床应用潜力。相比传统血清肌酐等检测指标,dd-cfDNA检测可提前数周至数月监测到移植物损伤,为临床治疗和延缓移植物失功提供了“时间窗”。随着近年来对ddcfDNA研究的不断深入,dd-cfDNA因其兼具无创性、灵敏度高和能够对治疗效果进行实时评估等特点受到广泛关注。本文综述了目前有关dd-cfDNA检测在肾移植诊疗中多维度应用的研究证据与结论,并讨论了dd-cfDNA未来的研究和临床应用方向,旨在为dd-cfDNA检测广泛应用于我国的临床实践提供参考依据。

优化的供者来源细胞游离DNA检测方法的初步运用

目的报道一种根据中国人群单核苷酸多态性(single nucleotide polymorphisms,SNP)特点优化后的,供者来源细胞游离DNA(donor derived cell-free DNA,dd-cfDNA)检测方法在肾移植中的初步运用。方法使用优化选择的8个SNP位点所形成的dd-cfDNA检测试剂盒(Panel HX-8)检测保存的同种异体肾移植受者的血样,并回顾性分析了受者的临床资料。根据围术期肾功能恢复情况将受者分为5组:移植物功能迅速恢复(immediate graft function,IGF)、移植物功能缓慢恢复(slow graft function,SGF)、移植物功能延迟恢复(delayed graft function,DGF)、血清肌酐(serum creatinine,Scr)反弹(creatinine elevation,CE)以及发生抗体介导排斥反应(active antibody-mediated rejection,ABMR)。结果87例受者的总计330份围术期血样被检测。在其中的84例受者中,IGF组(n=73)的Scr和dd-cfDNA均呈指数型下降,Scr在术后第7天(postoperative day 7,POD7)达到谷平台值(116.2±33.7)μmol/L,而dd-cfDNA在POD5提前达到了谷平台值0.8%±1.5%。SGF组(n=4)和DGF组(n=2)POD1的dd-cfDNA均高于IGF组(28.5%±38.8%比4.0%±3.3%,P=0.003;9.9%±1.8%比4.0%±3.3%,P=0.083)。CE组的平均Scr从(118.6±22.0)μmol/L(POD7)上涨到了(150.8±25.9)μmol/L (POD12),而平均dd-cfDNA则是更早的从1.4%±0.9%(POD5)上涨到了5.4%±9.6%(POD7)。另外3例受者发生ABMR,治疗前后平均dd-cfDNA为4.2%±2.0%比0.6%±0.1%(P=0.399)。结论 Panel HX-8法检测dd-cfDNA的临床实用性高,且dd-cfDNA可能比Scr更能敏感地反映移植肾健康状况。将Panel HX-8在临床上的广泛应用有待后续研究,以进一步明确检测肾移植受者dd-cfDNA的临床价值。

胰肾联合移植供者来源细胞游离DNA水平变化与术后急性排斥反应的相关研究

目的应用高通量二代测序技术检测胰肾联合移植受者血清细胞游离DNA(cf-DNA)及供者来源细胞游离DNA(ddcf-DNA)含量,探讨胰肾联合移植术后ddcf-DNA含量与急性排斥反应(AR)的关系。方法回顾性分析2019年6月至2021年6月在广州医科大学附属第二医院器官移植科行胰肾联合移植20例受者临床资料,根据术后是否并发AR将其分为对照组(10例)和AR组(10例)。采用随机数字表法选取对照组3例受者作为观察组,检测其移植前、术中移植胰腺血流开放后2 h及术后1、3、7、14、30和60 d血清ddcf-DNA水平;对照组其余7例受者分别检测其移植前及移植后14、30 d血清ddcf-DNA水平。AR组受者分别检测其术前、AR发生时和AR逆转后血清ddcf-DNA水平。组间正态分布计量资料比较采用成组t检验,计数资料比较采用Fisher确切概率法。P<0.05为差异有统计学意义。结果ddcf-DNA片段长度为110~350 bp,受者来源cf-DNA片段长度为100~420 bp。观察组3例胰肾联合移植受者分别标记为病例1、2和3,术前ddcf-DNA含量分别为0.49%、0.55%和0.32%,移植胰腺血流开放后2 h ddcf-DNA含量急剧增至12.05%、10.64%和11.05%,并达到峰值;术后第1天开始,ddcf-DNA水平呈明显下降趋势,术后30 d左右达到稳定状态。对照组和AR组受者术前ddcf-DNA含量分别为(0.71±0.09)%和(0.66±0.10)%,差异无统计学意义(t=1.126,P>0.05);AR组受者确诊排斥反应的时间为术后(17±4)d,确诊AR发生时血清ddcf-DNA含量为(5.4±2.0)%,对照组受者术后2周血清ddcf-DNA含量为(1.70±0.48)%,ddcf-DNA含量差异有统计学意义(t=-5.59,P<0.05)。AR组受者排斥反应被逆转且稳定的时间为术后(27±4)d,此时ddcf-DNA含量为(0.93±0.32)%,对照组术后第30天血清ddcf-DNA含量稳定在(0.87±0.25)%,ddcf-DNA含量差异无统计学意义(t=-0.497,P>0.05)。结论胰肾联合移植术后并发AR时受者血清ddcf-DNA含量呈明显升高趋势,当排斥反应被逆转后呈明显下降趋势。

免疫组库测序在实体器官移植中的应用

免疫组库一般指T细胞和B细胞的总称,它有着巨大的多样性,使免疫系统能够对多种抗原刺激做出反应。随着测序技术的发展,免疫组库测序可以从基因水平深入了解排斥反应发生时淋巴细胞克隆的变化,也为基于免疫组库测序的新型无创诊断技术的产生提供了可能。近年来,免疫组库测序在实体器官移植中的尝试不断增多,特别是在肾移植、肝移植、心脏移植以及移植后感染等领域。本文对以上领域中应用免疫组库测序的研究进行了综述,总结器官移植中免疫组库测序使用的现状和作为早期无创诊断排斥反应的新技术的潜力,以期为这项技术进一步发展并应用于临床提供借鉴。

慢性移植肺功能障碍的诊断与治疗现状

慢性移植肺功能障碍(CLAD)是影响肺移植受者远期生存的最大阻碍,代表了一系列术后移植肺功能显著且持续恶化的复杂临床表现。由于缺乏有效的早期诊断和预防策略,一半以上的肺移植受者在5年内会出现CLAD,且这一比例将在10年内提高到75%。目前没有任何药物可以完全阻止或逆转CLAD的进展。近年来,随着2019年国际心肺移植学会(ISHLT)更新了CLAD的定义、诊断和治疗,国际上对CLAD的认识有了较大提高。本文将对CLAD的综合诊断方式和潜在治疗策略进行详细总结,为CLAD发生、发展的早期监测和管理提供理论参考和见解。

心脏移植的发展现状和新挑战

心脏移植是终末期心力衰竭患者的首选治疗。供者不足一直以来都是限制心脏移植数量增长的主要问题,随着新技术的不断更新和引入,供者池被不断扩大,比如使用年龄较大的供者、丙型肝炎病毒感染的供者、毒品过量致死的供者或心脏死亡器官捐献(DCD)供者的心脏等。与此同时,高龄、多器官功能不全、机械循环支持及人类白细胞抗原抗体致敏受者的比例近几年明显增加。供者数量的不足、受者状况的复杂化、免疫抑制治疗的个体化管理和远期移植物血管病的防治等都是心脏移植领域面临的挑战。本文通过概述现今全球在扩大供者库、提高受者质量、加强排斥反应的诊治和心脏移植物血管病变的预防等方面的新进展,以期有助于改善在等待或已经接受心脏移植的终末期心力衰竭患者的生存时间和生活质量。

肾移植新兴生物标志物之研究进展

宿主对移植器官的免疫反应复杂多样,能否利用生物标志物解释移植物免疫反应的复杂性和疾病损伤的程度至关重要。传统的生物标志物如估算肾小球滤过率、免疫抑制药血药浓度等在精准识别移植肾免疫性和非免疫性损伤方面缺乏灵敏度和特异度。移植肾活组织检查虽然是目前诊断术后并发症的“金标准”,但是存在有创和费用昂贵等缺点。新兴生物标志物在移植肾亚临床损伤的无创诊断、治疗反应的预测和免疫抑制方案的个体化调整方面具有潜在优势。本文综述了肾移植领域近年来已经进入和有希望进入临床应用的新兴生物标志物,包括血液、尿液和组织生物标志物,并分析了其应用范围和效果,以期能促进有前景的新兴生物标志物更好地、合理地应用于临床。

肾移植排斥反应免疫风险评估与监测

肾移植是终末期肾衰竭最有效的治疗方法。虽然目前移植肾早期存活率及功能恢复都得到了很大的提高,但是移植肾长期存活仍有待改善。免疫因素所引发的抗体介导的排斥反应(AMR)及T细胞介导的排斥反应(TCMR)仍是导致移植肾衰竭的最主要因素。本文对肾移植受者等待移植期间、肾移植术前和术后3个阶段的免疫风险评估及监测内容进行了综述,通过对肾移植术前受者体内预存人类白细胞抗原(HLA)抗体和非HLA抗体、HLA匹配、淋巴细胞毒交叉配型、免疫记忆细胞等的评估,对肾移植术后受者进行移植肾程序性活组织检查,HLA抗体和非HLA抗体及供者来源性细胞游离DNA(dd-cfDNA)的监测,制定个体化免疫抑制治疗及监测方案,预防排斥反应发生,及时发现和诊断排斥反应,根据免疫监测结果避免无效治疗或过度治疗,从而优化移植物长期存活。

移植心脏病理学诊断标准及其进展

随着心脏移植外科技术的提高和强效免疫抑制剂的临床应用,心脏移植例数和移植心脏存活时间均显著提升。然而在心脏移植术后的不同阶段,仍然可出现移植心脏右心室衰竭、缺血-再灌注损伤、急性排斥反应、“Quilty病变”、感染和以移植心脏冠状动脉血管病(TCAD)为特征的慢性排斥反应等一系列并发症。心内膜心肌活组织检查(EMB)技术的应用使得包括排斥反应在内的移植心脏多种并发症的病理学特征得以观察和掌握,并成为移植心脏并发症最为准确的诊断手段。本文对移植心脏病理学研究的简史、心脏移植术后主要并发症及其诊断标准以及移植心脏排斥反应诊断研究的最新进展进行阐述,旨在使更多的心脏移植受者受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