供者来源性感染对肝移植受者预后的影响

目的探讨供者来源性感染对肝移植受者预后的影响。方法分析75例行肝移植供、受者临床资料。根据供者器官灌洗液培养结果,将受者分为阳性组(26例)和阴性组(49例)。观察阳性组和阴性组受者围手术期相关临床指标,对肝移植受者痰液、腹腔引流液进行培养,观察受者术后感染情况。采用Kaplan-Meier法分析受者术后1.5年的生存曲线。结果阳性组受者门静脉狭窄和门静脉血栓的发生率明显高于阴性组受者(P<0.05)。75例肝移植受者中,发生术后感染者33例(44%),受者发生感染的部位以肺部和腹腔为主,阳性组和阴性组的感染率分别为77%、27%,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5)。阳性组中,痰液、腹腔引流液培养阳性分别为10例、11例,其中4例受者痰培养结果与其供者器官灌洗液培养结果一致,6例受者腹腔引流液培养结果与其供者器官灌洗液培养结果一致。经过抗感染治疗后,阳性组中2例受者分别于术后5、12 d死亡,其余受者的培养结果均转阴。阴性组中,痰液、腹腔引流液培养阳性分别为7例、6例,经抗感染治疗后培养结果均转阴,2例受者因移植物肝衰竭分别于术后1个月、1年死亡。阳性组和阴性组受者移植术后1.5年生存率比较,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0.05)。结论供者来源性感染对肝移植受者早期预后的影响不可忽视,但对中晚期预后影响不大。

器官移植供者来源性感染防治的研究进展

器官移植是治疗终末期器官衰竭的首选有效治疗方法,供者来源性感染(DDI)与移植术后受者感染发生率和病死率显著相关。供者筛选技术的改进以及早期的防治可以提高移植的安全性。本文总结了DDI细菌感染、真菌感染、病毒感染以及寄生虫感染的病原体特征,并就其防治的研究进展进行了简述,以期为减少DDI提供参考。

实体器官移植供者来源感染防控研究进展

供者来源感染(Donor-derived infection)是实体器官移植工作面临的重大挑战。目前我国实体器官捐献者多为滞留ICU的患者,是多药耐药菌感染或定植的高危人群,由此引发的供者来源性感染,严重时可威胁受者生命安全。移植工作中既要避免供者来源感染的威胁又要充分利用稀缺的供者器官,需要加强信息沟通,多学科协作从源头上进行过程监控、主动监测,对潜在供者进行感染预防维护、对供者感染状况评估分层决定器官取舍以及对移植后受者进行感染防控。

供者来源性感染对肝移植受者的影响

目的探讨供者来源性感染对肝移植受者的影响。方法回顾性分析2017年1月-2017年11月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友谊医院的47例公民逝世后器官捐献的肝脏移植患者的临床资料,根据器官保存液的培养结果分为阳性组和阴性组,结合肝移植受者术后痰、引流液的培养结果与预后,分析肝移植受者术后发生的感染与供者来源病原体的相关性。结果 47例受者中,阳性组16例,阴性组31例,共有19例患者术后发生感染,痰培养阳性9例,引流液培养阳性12例。阳性组中患者术后痰培养阳性6例,引流液结果阳性8例,其中6例患者术后引流液培养的病原菌与其器官保存液病原菌一致;阴性组中患者术后痰培养阳性3例,引流液结果阳性4例。抗感染治疗后,阳性组受者中1例因多器官功能衰竭死亡,其余患者的培养结果转阴,生存良好;阴性组所有受者培养结果转阴,全部生存良好。结论供者来源性感染对肝移植术后受者发生感染及预后有一定影响。

供者来源性感染对肾移植受者预后的影响

目的探讨供者来源性感染(DDI)对肾移植受者预后的影响。方法回顾性分析82例公民逝世后器官捐献供者及其148例肾移植受者的临床资料。根据供肾灌洗液培养结果,将受者分为供肾灌洗液培养阳性组(阳性组,92例)和供肾灌洗液培养阴性组(阴性组,56例),根据受者是否发生DDI,分为DDI组(19例)和未发生DDI组(129例)。分析供肾灌洗液培养阳性菌株分布及构成比,总结受者术后感染情况及其他并发症发生情况,比较发生DDI组与未发生DDI组受者围手术期情况,分析DDI受者的治疗及预后情况。结果148例肾移植受者中,92例供肾灌洗液培养阳性,共分离出病原菌131株,其中革兰阳性球菌占41.2%(54/131),革兰阴性杆菌占48.9%(64/131),真菌占9.9%(13/131)。148例受者中52例发生感染,其中阳性组有45%(41/92)的受者发生感染,阴性组有20%(11/56)的受者发生感染,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02)。52例感染受者最常见的感染部位为手术部位,其次为泌尿系统。共有19例受者发生DDI,发生率为12.8%,病死率为16%,与未发生DDI组受者比较,DDI组受者移植物丢失率和病死率更高、术后住院时间更长,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均为P<0.05)。8例发生耐碳青霉烯类肺炎克雷伯菌(CRKP)传播感染受者应用替加环素和(或)多黏菌素、碳青霉烯类药物治疗后有3例死亡,3例行移植肾切除;另外8例发生CRKP传播感染受者中,2例单独应用头孢他啶-阿维巴坦(CAZ-AVI),3例应用CAZ-AVI联合碳青霉烯类药物,3例先应用替加环素联合碳青霉烯类药物,而后应用CAZ-AVI进行挽救性治疗,经过治疗后受者均长期存活。结论DDI可导致严重的并发症,早期针对性抗菌治疗有着积极作用。

器官移植供者来源感染防控效果研究

目的探讨供者来源感染(Donor derived infection,DDI)防控干预措施对降低实体器官移植患者医院感染发生率、耐碳青霉烯肺炎克雷伯菌(Carbapenem-Resistant Klebsiella Pneumoniae,CRKP)感染率以及DDI引起的CRKP感染率的效果。方法采用回顾性队列研究,选择在上海长海医院接受器官移植的所有患者为研究对象,2016年6月-2017年12月收集的患者586例为对照组,实施常规医院感染防控措施,2018年1月-2019年2月收集的患者289例为干预组,分别从供者感染状态评估分层后决定器官取舍、供者维护期间的感染防控及接受高风险供者器官移植后受者的防控三个方面实施DDI防控干预措施。观察对比干预前后实体器官移植患者医院感染发生率、医院感染患者中CRKP感染占比、由DDI引起的CRKP感染占比及CRKP感染患者病死率。结果干预组患者医院感染发生率为6.23%(18/289),低于对照组的9.22%(54/586)(P=0.131);干预组CRKP感染率为0.35%(1/289),低于对照组的1.71%(10/586)(P=0.169);干预组医院感染患者中CRKP感染占5.56%(1/18),低于对照组的18.52%(10/54)(P=0.344);干预组由DDI引起的CRKP感染百分比为0.00%,低于对照组的80.00%(P=0.273);干预组CRKP感染患者病死率为0.00%,低于对照组的40.00%(P>0.999),差异均无统计学意义。结论采取DDI防控干预措施能有效降低实体器官移植患者医院感染发生率、CRKP感染率、医院感染患者中CRKP感染占比,特别是由DDI引起的CRKP感染以及CRKP感染患者病死率。

供者来源性感染对肝移植受者临床预后的影响

目的探讨供者来源性感染(donor-derived infection,DDI)对肝移植受者临床预后的影响。方法回顾性分析2019年6月~2021年9月安徽医科大学第一附属医院的75例公民逝世后器官捐献的肝脏移植患者的临床资料。根据供肝灌洗液培养结果,将受者分为阳性组(16例)和阴性组(59例),分析供肝灌洗液培养阳性病原体的分布,观察两组受者术后感染及相关并发症情况。根据是否发生DDI,分为DDI组(9例)和非DDI组(66例),比较两组受者围手术期及预后情况。结果75例供肝灌洗液中16例培养结果阳性,共分离出病原体20种,其中革兰阳性球菌占20%(4/20),革兰阴性杆菌占70%(14/20),真菌占10%(2/20)。75例受者中术后35例发生感染,最常见的感染部位为腹腔感染,其次为肺部感染,其中阳性组有75%(12/16)的受者发生感染,阴性组有39.0%(23/59)的受者发生感染,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1)。阳性组受者术后急性肾损伤(AKI)、脓毒症、腹腔内出血的发生率均高于阴性组受者,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5)。75例受者中共有9例受者发生DDI,发生率为12%(9/75),病死率55.6%(5/9)。与非DDI组受者相比,DDI组受者术后AKI、脓毒症、腹腔内出血原发性移植物无功能以及需要连续性肾脏替代治疗的发生率更高,机械通气时间、重症监护病房住院时间更长,围术期病死率更高,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均为P<0.05)。结论DDI对肝移植受者临床预后有一定影响。

公民器官捐献供者感染现状与应对的回顾性研究

目的探讨分析器官捐献供者感染的临床特点及应对措施,为感染供者的器官安全应用提供证据支持。方法回顾性分析2015年1月1日至2018年12月31日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佑安医院肝移植中心93例器官捐献供者的资料,总结其感染特点并采取加强供体感染监测和早期积极预防或治疗的措施。结果 93例供体共分离出50例菌株,检出率最高的为铜绿假单胞菌12例(24%)和多重耐药菌株11例(22%)。梅毒抗体阳性4例,EB病毒感染2例,丙肝抗体阳性1例,HBsAg阳性1例。结论供体感染具有发生率高、耐药菌检出率高、耐药菌引发供体来源感染病死率高等特点,临床应对供、受者严密监测并早期预防或治疗,完善以器官捐献为中心的信息共享来降低供体来源感染的风险。

宏基因组二代测序在实体器官移植感染防控中的应用

器官移植已成为多种终末期疾病的有效治疗手段,但器官移植受者术后需长期服用免疫抑制药,导致免疫功能低下,使得细菌、病毒和真菌感染的发生率相对较高。以病原学培养、免疫学检测和聚合酶链反应为代表的传统微生物检测方法被广泛用于感染检测,但存在耗时长、需预先假定病原体等问题。宏基因组二代测序由于具有病原体检出率高、对病原谱检测全面的优点,近年来被广泛应用于器官移植领域的感染防控。本文就宏基因组二代测序技术在实体器官移植感染防控上的应用现状进行综述,以期对移植相关感染的诊断和治疗提供参考。

公民逝世后器官捐献感染性供者病原菌分布特点及肾移植受者预防策略——单中心经验总结

目的探讨公民逝世后器官捐献供者感染病原菌分布特点及肾移植受者预防策略。方法回顾性分析412例公民逝世后器官捐献供者及对应803例受者临床资料,所有供者均行气道分泌物、尿液、血液及供肾灌洗液培养,观察公民逝世后器官捐献供者感染发生率、病原菌分布和构成比,根据供者重症监护室(ICU)住院时间、腹部外伤情况、体液培养结果等因素进行评分,受者根据评分采用不同的感染预防方案,分析供者来源性感染(DDI)的发生率及受者预后。结果412例公民逝世后器官捐献供者中共有243例存在感染,感染率59.0%,共分离出病原菌456株,病原菌主要来源于气道分泌物(71.7%)。革兰阴性菌以肺炎克雷伯菌和鲍曼不动杆菌为主,革兰阳性菌以金黄色葡萄球菌为主,真菌主要为酵母型真菌。共有3例受者(分别接受来自2例供者的肾脏)发生DDI,发生率0.4%。结论公民逝世后器官捐献供者感染率较高,对供者感染风险进行分级评分,根据评分采取合理预防方案,可有效预防DDI。

感染性供者器官安全应用分析

目的探讨应用感染性供者器官的安全性。方法回顾性分析67例行同种异体原位肝移植术的供、受者临床资料。根据供者是否存在感染及感染部位将受者分为3组,血流感染组(供者非耐药菌感染,16例)、非血流感染组(供者血流以外部位存在感染,20例)和未感染组(31例)。比较3组受者围手术期临床指标,包括术前终末期肝病模型(MELD)评分、手术时间、无肝期、术中出血量、术中输血量;观察受者术后1、3、7、14、21 d肝功能及凝血功能恢复情况;记录受者肝移植术后1个月内的并发症发生率及病死率;观察受者术后感染指标恢复情况,包括白细胞(WBC)、中性粒细胞百分比(NE%)、降钙素原(PCT)。记录受者限制级别抗生素应用率及应用时间。结果3组受者围手术期临床指标的差异均无统计学意义(均为P>0.05)。3组受者术后各时间点的肝功能、凝血功能、并发症发生率及病死率差异均无统计学意义(均为P>0.05)。血流感染组受者术后3、7 d的NE%明显高于非血流感染组和未感染组受者(均为P<0.05),血流感染组受者术后3、7、14 d的PCT明显高于非血流感染组和未感染组受者(均为P<0.05)。血流感染组受者的限制级抗生素使用率、使用时间均明显高于或长于非血流感染组和未感染组受者(均为P<0.05)。结论在尽早应用抗生素的前提下,应用非耐药菌血流感染或其他局部感染捐献者的供肝是安全的。

公民逝世后器官捐献供者感染流行病学分布及主要病原菌耐药性分析

目的分析公民逝世后器官捐献供者感染病原菌的分布特点及对抗菌药物的耐药性。方法回顾性分析465例潜在公民逝世后器官捐献供者的临床资料。所有供者均行气道分泌物、尿液和血液培养。总结供者感染发生率、病原菌来源和构成比,并进行主要革兰阴性和阳性菌耐药性分析。结果465例供者中330例存在感染,感染率为71.0%。供者阳性培养标本中,下呼吸道标本占63.8%(292/458)、血液标本占18.6%(85/458)、尿液标本占17.7%(81/458)。共分离512株病原菌,其中革兰阴性菌占75.0%(384/512),革兰阳性菌占18.2%(93/512),真菌占6.8%(35/512)。革兰阴性菌中占比前3位的是肺炎克雷伯菌、铜绿假单胞菌和鲍曼不动杆菌。肺炎克雷伯菌对喹诺酮类、β-内酰胺酶抑制剂复方制剂(哌拉西林-他唑巴坦、头孢哌酮钠-舒巴坦钠)及碳青霉烯类抗生素敏感性较高,对头孢菌素的敏感性较差;铜绿假单胞菌对抗假单胞菌β-内酰胺类、喹诺酮类及氨基苷类敏感性均较高;鲍曼不动杆菌仅对多黏菌素、替加环素及阿米卡星敏感性较高,对其余各类抗生素普遍耐药。革兰阳性菌中未检出对万古霉素、利奈唑胺及替考拉宁耐药的菌株,分离最多的是金黄色葡萄球菌和凝固酶阴性葡萄球菌,对苯唑西林钠耐药率分别为36%和87%,对青霉素和红霉素普遍耐药;屎肠球菌对喹诺酮类及红霉素的耐药率均达到90%及以上,对高浓度庆大霉素耐药率达55%。结论公民逝世后器官捐献供者感染率较高,感染部位以肺部为主。革兰阴性菌是最主要的分离菌株,部分菌株呈现多重耐药趋势。

肝移植受者围手术期应用替加环素预防感染的效果及低纤维蛋白原血症发生情况

目的探讨肝移植受者围手术期使用替加环素预防感染的效果及低纤维蛋白原血症发生情况。方法回顾性分析40例使用替加环素进行预防感染的肝移植受者的临床资料,分析受者感染事件和供者来源感染事件发生情况;分析替加环素治疗时、结束时及治疗结束后(7±2)d受者临床指标变化情况;总结低纤维蛋白原血症的发生及治疗情况。结果40例肝移植受者中,2例受者发生感染,分别为黑曲霉和巨细胞病毒感染,均不属于替加环素抗菌谱所覆盖的范围,调整抗感染方案后感染情况控制良好。9例供肝相关培养阳性,但均未发展为供者来源性感染事件。40例受者均于术后2周左右肝功能恢复良好出院,其中6例于术后2~4 d出现低纤维蛋白原血症伴凝血功能障碍,而转氨酶、胆红素、感染相关指标术后逐步下降,白蛋白水平稳定,予以补充人纤维蛋白原及凝血酶原复合物,凝血功能好转,但纤维蛋白原水平持续下降。停用替加环素后,纤维蛋白原水平逐渐恢复至正常,考虑可能为替加环素相关药物不良反应。结论肝移植受者围手术期使用包含替加环素在内的预防感染方案可以降低敏感细菌导致的感染发生率,但药物使用期间需密切关注低纤维蛋白原血症的发生。

器官保存液微生物培养对于移植术后感染的预警作用:单中心回顾性病例对照研究

目的探讨保存液(preservation solution,PS)的微生物污染是否与供者来源性感染(donor derived infection,DDI)相关。方法回顾性分析海军军医大学第一附属医院器官移植中心于2016年3月至2022年9月收治的624例肾移植受者的临床资料,分析器官PS微生物学培养结果,根据培养结果分为阳性和阴性两组。分析器官PS中病原菌的分布情况,比较两组受者术后感染情况。结果624例器官PS中有349例培养结果阳性,阳性率为55.93%,其中230例(65.90%)分离出的病原菌为单一菌种,119例(34.10%)分离出≥2种的病原菌。共分离菌株497株,居前3位的是凝固酶阴性葡萄球菌(83株,16.70%)、肠球菌属(61株,12.27%)和肺炎克雷伯菌(53株,10.66%)。阳性组患者移植后感染率(26.36%,92/349)高于阴性组(17.82%,49/275),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5)。45例受者出现可能供者来源性感染(probable donor-derived infections,p-DDIs),其中25例(55.56%)与泛耐药革兰氏阴性菌(multidrug-resistant gram-negative bacteria,MDR GNB)有关,且相较于其他病原菌更可能引发移植后严重感染事件(P<0.05)。结论器官PS易受感染,PS污染是受者术后感染危险因素之一,建议对器官PS常规进行培养。若PS培养结果存在MDR GNB,建议采取精准有效的抗感染治疗。

病原体宏基因检测在器官捐献患者中的应用

目的探讨病原体宏基因组二代测序(metagenomic next-generation sequencing,mNGS)应用于器官捐献者病原微生物的检测,为器官移植后的抗感染药物靶向治疗提供依据。方法回顾性分析了武汉大学中南医院于2021年8月至2023年6月142例器官捐献者的临床病例,收集捐献者的血液样本的mNGS检测和病原微生物培养检测结果,对其进行分析比较。结果142例捐献者中98例在mNGS中检测到病原微生物,阳性检出率为69.01%。其中,59例(60.20%)为单纯病毒感染,12例(12.24%)为单纯细菌感染,4例(4.08%)为单纯真菌感染,混合感染23例(23.47%)。共检测出病原微生物173株。其中,病毒125株(72.25%),细菌40株(23.12%),真菌8株(4.62%)。对捐献者血液样本送检mNGS同时送检微生物培养检测,142例捐献者中20例(14.08%)血培养检测到病原微生物,共检测出21株病原微生物,其中20例(95.24%)为细菌,1例(4.76%)为真菌。器官保存液中培养出病原微生物2例(1.40%)。结论mNGS对病原微生物的检出率高于微生物血培养检测。mNGS检测和血培养病原微生物检测在细菌的诊断上差异不明显,而在检测真菌及病毒阳性时有统计学意义,且mNGS检测比血培养病原微生物检测能大幅度缩短检验时长。

肾移植术后血管并发症的诊疗策略

随着肾移植供受者评估标准、器官获取保存方案、手术技术等不断进步,肾移植术后血管并发症的发生率有所下降,但仍是肾移植较为严重的手术并发症之一,可导致移植物丢失及受者死亡,严重影响肾移植效果。因此,本文就肾移植术后常见血管并发症,包括血管狭窄、动脉夹层、假性动脉瘤、血管破裂、血栓等的发生概况、临床表现、诊断和治疗策略进行综述,并结合西安交通大学第一附属医院肾移植术后血管并发症发生和诊治情况,总结肾移植术后常见血管并发症的诊疗策略,以期为肾移植术后血管并发症的临床诊断和治疗提供参考,降低血管并发症的发生率,提高肾移植疗效和受者生存率。

DCD时代肾移植术后耐碳青霉烯类肺炎克雷伯菌感染的治疗经验总结

目的总结心脏死亡器官捐献(DCD)时代肾移植术后耐碳青霉烯类肺炎克雷伯菌(CRKP)感染的临床治疗经验。方法回顾性分析2015年1月至2019年1月行DCD供肾移植术后CRKP感染的17例受者和10例供者临床资料。供、受者均行细菌培养和药敏试验;记录CRKP感染受者的临床表现、治疗及转归情况。结果7例供者感染CRKP,对其预处理后,2例供者CRKP转阴,5例供者CRKP未转阴。所有供肾均接受替加环素+美罗培南+伏立康唑灌洗预防感染。17例CRKP感染的受者中,包括11例血培养阳性、10例尿培养阳性、3例痰培养阳性、3例切口分泌物阳性、3例腹膜后引流液阳性;其临床表现包括发热8例、移植肾动脉破裂出血7例或移植肾动脉内血栓形成1例、膀胱刺激征3例、咳砖红色胶冻样痰1例。接受替加环素+美罗培南治疗5例,移植肾丢失1例,受者死亡4例;接受头孢他啶-阿维巴坦+美罗培南治疗12例,移植肾丢失3例,受者死亡1例。结论CRKP感染供者并非肾移植的绝对禁忌证,提前处理供者感染,受者术后早期给予足量敏感抗生素可以治愈感染,改善肾移植受者预后。

器官移植与寄生虫感染

寄生虫感染兼具地方病与传染病的特点,其发病呈现一定地域性,并有传播属性。器官移植术后寄生虫感染的发生率较低,大多数分布于发展中国家与地区,多见于一些个案或病例报道。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以及器官移植病例数量的逐渐增加,移植受者在不同国家或地区之间的旅行增加,其暴露于寄生虫的机会亦增加,而免疫抑制状态又是寄生虫感染的危险因素,因此,器官移植受者寄生虫感染的风险不容忽视。本文就文献报道的器官移植术后寄生虫感染的流行病学特点、临床表现、诊断及治疗与预防进行分类综述,旨在为器官移植受者寄生虫感染的防治提供参考。

《移植器官质量与安全指南(第6版)》解读——感染性疾病传播的风险

供者感染可通过移植物传播给受者,导致并发症甚至死亡。供者来源性感染是实体器官移植术后早期感染的重要原因。2016年欧盟编写的《移植器官质量与安全指南(第6版)》的中文译本已正式出版。其中第8章“感染性疾病传播的风险”,在无症状供者感染风险的病史和行为史、各类感染的基本筛查要点、各类病原体的传播风险以及防治策略等方面进行了详细阐述。本文对该章节进行解读。

胰肾联合移植受者病原菌分布及耐药特征分析

目的探讨胰肾联合移植供、受者病原菌分布特点及耐药特征。方法回顾性分析231例胰肾联合移植供、受者的临床资料。供、受者标本采用VITEK-2分析仪进行病原菌鉴定,K-B法进行药敏试验。分析供受者标本病原菌来源分布与构成比、多重耐药菌分布特征、受者感染发生情况及病原菌耐药特征。结果供者1294份标本共培养出395株病原菌,检出率为30.53%。革兰阴性菌以肺炎克雷伯菌为主,革兰阳性菌以金黄色葡萄球菌为主,真菌主要为白假丝酵母菌。受者10507份标本共培养出2690株病原菌,检出率为25.60%。革兰阴性菌以嗜麦芽假单胞菌为主,革兰阳性菌以屎肠球菌为主,真菌主要为白假丝酵母菌。供者395株病原菌中,耐甲氧西林金黄色葡萄球菌(MRSA)15株、产超广谱β内酰胺酶(ESBL)阳性耐药菌16株、耐碳青霉烯类铜绿假单胞菌(CR-PA)8株、耐碳青霉烯类鲍曼不动杆菌(CR-AB)21株、耐碳青霉烯类肠杆菌科细菌(CRE)2株、多重耐药/泛耐药铜绿假单胞菌(MDR/PDR-PA)1株;受者2690株病原菌中,ESBL阳性耐药菌73株、CR-PA 44株、CR-AB 31株、MDR/PDR-PA 3株。受者发生供者来源性感染1例,术后1年内发生肺炎69例、泌尿系统感染52例、腹腔感染35例、血行感染2例。革兰阴性菌对部分抗生素耐药;革兰阳性菌对万古霉素敏感;真菌对两性霉素B敏感。结论革兰阴性菌是SPK受者主要感染病原菌,对部分抗生素耐药,未获得培养结果前可经验性应用抗生素,后根据结果合理选用敏感抗生素以提高SPK受者生存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