供者特异性活化T细胞频度预测肾移植急性排斥反应

背景:提高移植后排斥反应风险预报的准确性,可为移植后个体化使用免疫抑制剂提供参考。目的:寻找一种能定量分析供受者间免疫反应强度的方法来预测急性排斥反应。方法:对同种异体尸肾移植的患者115例采用前瞻性分析,用ELISPOT法检测移植前分泌γ-干扰素的供者特异性活化T细胞的频度,观察随访期内有无急性排斥及肺部感染,并观察HLA错配与急性排斥的关系。结果与结论:115例群体反应性抗体阴性肾移植受者中有25例发生急性排斥反应,发生急性排斥反应患者的供者特异性活化T细胞频度高于未发生急性排斥反应者(P<0.01),而HLA-I、II及总的错配数比较,差异均无显著性意义(P>0.05)。提示,通过移植前对产生γ-干扰素的供者特异性活化T细胞频度的检测,可预测急性排斥反应,对潜在供者进行选择。

慢性乙型肝炎患者外周血CD4^+CD25^+FOXP3 T淋巴细胞的检测及意义

人体感染HBV后结局取决于宿主免疫反应,T细胞介导细胞免疫在机体清除HBV过程中起着关键性的作用,慢性乙型肝炎患者存在HBV特异性T细胞活化障碍[1]。自Sakaguchi等[2]于1995年在未免疫小鼠外周血循环中发现了CD4＋CD25＋调节性T细胞（Treg）后，

催乳素对刀豆蛋白A诱导活化T淋巴细胞免疫应答的影响

目的研究催乳素(PRL)对刀豆蛋白A(ConA)诱导活化T淋巴细胞的影响,探讨PRL在T淋巴细胞活化中的作用。方法用25μg/L的PRL与500μg/L的溴隐亭(Brc)单独或联合刺激5 mg/LConA诱导活化的CD4+T淋巴细胞系JurkatE6-1细胞,实验设置空白对照组、ConA组、ConA和PRL联合刺激组(PRL组)、ConA和Brc联合刺激组(Brc组)、ConA和PRL及Brc联合刺激组(PRL-Brc组),药物刺激48 h后,Trizol法提取Jurkat E6-1细胞总RNA,反转录后,利用PCR技术检测TNF受体相关因子6(TRAF6)基因的表达,利用反转录酶PCR技术检测TNF超家族成员4(TNFSF4)和相对分子质量为37 000的杀伤特异性分泌蛋白(KSP37)基因的表达。结果与空白对照组、ConA组比较,PRL组和Brc组活化T淋巴细胞TRAF6、TNFSF4、KSP37基因的表达显著降低(Pa<0.05);与PRL组和Brc组比较,PRL-Brc组可明显逆转PRL对活化T淋巴细胞TRAF6、TNFSF4、KSP37基因表达的抑制(Pa<0.05);与空白对照组比较,PRL-Brc组可明显抑制活化T淋巴细胞TRAF6基因的表达(Pa<0.01),KSP37及TNFSF4的表达高于空白对照组但是无统计学意义(Pa>0.05);与ConA组比较,PRL-Brc组可明显抑制活化T淋巴细胞TRAF6、TNFSF4、KSP37基因的表达(Pa<0.01)。结论生理浓度的PRL可以通过抑制活化T淋巴细胞中TRAF6、TNFSF4、KSP37的表达参与T淋巴细胞应答;Brc可通过拮抗PRL对活化T淋巴细胞的TRAF6、TNFSF4、KSP37的抑制用于治疗PRL引起的疾病。

供者特异性抗体与补体活化是影响移植肾长期存活的关键因素

上世纪中叶，器官移植技术兴起的早期人们就对排斥反应发生的原因进行过激烈的争论。以Gorer为代表的一方认为，是抗原抗体结合导致了移植物的排斥反应；而以Medawar为代表的另一方则认为，由T淋巴细胞介导的细胞免疫才是引起排斥反应的关键。两种理论的根本区别在于，造成移植物直接损害的究竟是抗体还是T淋巴细胞，或者说究竟是体液免疫还是细胞免疫介导了排斥反应争论持续了多年，器官移植免疫学在争论中发展起来。

树突状细胞活化的CTLs对神经胶质瘤的体外杀伤作用研究

目的研究负载肿瘤抗原的树突状细胞(DCs)活化的特异性细胞毒性T淋巴细胞(CTLs)对神经胶质瘤细胞的体外杀伤效应,探讨其用于临床治疗的可行性。方法体外原代培养胶质瘤细胞,冻融法获取胶质瘤细胞抗原,联合应用粒细胞/巨噬细胞集落刺激因子、白细胞介素-4和肿瘤坏死因子-α等,对人外周血单核细胞进行体外诱导来获取DCs并负载肿瘤抗原,激活自体T淋巴细胞,制备特异性CTLs,MTT法检测对胶质瘤细胞的体外杀伤效应。结果负载胶质瘤抗原的DCs激活的CTLs对胶质瘤的杀伤作用显著高于对K562细胞的杀伤作用(P<0.01),并且杀伤活性随着效靶比的增加而增加;负载胶质瘤抗原的DCs激活的CTLs对胶质瘤的杀伤活性明显高于未经胶质瘤抗原致敏的DCs刺激的CTLs对胶质瘤的杀伤作用(P<0.01)。结论联合应用细胞因子从人外周血中诱导出的DCs负载胶质瘤抗原后,激活的CTLs在体外对胶质瘤细胞能产生高效而特异的杀伤作用,为临床应用DCs瘤苗奠定基础。

肾移植中抗胸腺细胞球蛋白-F单剂诱导治疗对移植物的保护作用

一、研究背景 在器官移植中，供者和受者血管吻合后即刻就触发了供者特异性致敏反应，从免疫学角度看，预防或调解供者特异性致敏反应显得比治疗已发生的致敏反应更为有效。而且由于器官来源短缺，各国均在尝试扩大供者来源，包括对供者年龄、器官质量等限制的放宽以及心脏死亡器官捐献（DCD）的开展，使得预防排斥反应的发生尤为重要。抗体类药物诱导治疗有助于减少急性排斥反应和移植物功能延迟恢复（DGF）等早期不良事件的发生，有助于减少移植后早期其他免疫抑制剂的用量。以抗胸腺细胞球蛋白（ATG）-F为代表的免疫诱导药物在器官移植中的应用越来越广泛。应用ATG-F术中诱导治疗能够特异性的清除器官移植过程中活化的T淋巴细胞，在完成血管吻合时将T淋巴细胞消耗殆尽，使受者在最可能对移植物发生排斥反应时产生最大的免疫抑制作用。当然随之而来的是对诱导治疗伴随的不良反应的担忧。

胸腺移植在诱导免疫耐受中的应用

近年来，由于认识到引起器官移植排斥反应的主要效应细胞——T淋巴细胞能够在异体胸腺内发育成熟，通过移植供者的胸腺来诱导受者对供者的特异性免疫耐受成了人们的研究热点，本文对近5年来这方面的研究进展作一综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