晚清民国庭审中的女性——以龙泉司法档案供词、笔录为中心的研究

诉讼档案中女性当事人的供词和笔录,记录了她们在公堂法庭之上的言词。这些档案的意义首先在于,它们说明女性自己站在了公堂法庭之上,直接面对知县、法官以及对方,并发声说话。但这并不意味着,供词和笔录如实记录了女性当事人真实的语言和诉求。一方面,这些文字在记录过程中不免有记录者的选择、修饰、隐晦甚至篡改。另一方面,尽管男女平等是中华民国法律和诉讼程序改革的原则之一,但更加专业化的司法程序、法律语言,使男权以微妙的形式继续潜藏于诉讼过程中,由此导致女性在法庭上可能处于另一种强势话语的威胁之下,而无法表达和坚持自己的诉求。

“秋瑾供词”考辩——兼与马自毅先生商榷

秋瑾死前没有供词是秋瑾冤案的一个焦点。时过百年,马自毅先生却认为秋瑾留有供词。通过考察史料,马自毅先生的四点理由是值得商榷的。

叛徒出卖杨靖宇的供词和方位图

在吉林省档案馆《吉林百年珍藏》档案展览中,两件残损不全的档案原件,是1936年6月8日叛徒出卖东北抗日联军第一路军总司令杨靖宇的供词和方位图。杨靖宇1931年“九·一八”事变前参加沈阳地委工作,曾两次被捕入狱,坚贞不屈。出狱后任中共哈尔滨市委书记,满洲抗日救国会会长、中共南满省委书记等职。

台湾朱一贵起义与吴福生起义供词的比较研究

康熙六十年(1721年)朱一贵起义是台湾历史上第一次大规模的农民起义,十一年后,即雍正十年(1732年)的吴福生起义则是一次规模很小的事件。这两个事件都保留了一些档案。

亲笔供词的证据价值及其固定

亲笔供词在司法实践中没有被足够的重视和运用,实际上它是犯罪嫌疑人供述与辩解的一种表现形式,是刑事诉讼中的法定证据之一。它有别于犯罪嫌疑人的一般交代材料。它在刑事诉讼中有着证实犯罪、调整侦查策略、防止翻供等重大证据价值,需要进一步重视亲笔供词的理论研究以及亲笔供词的收集和固定。

关于《审录林凤祥等人供词折》的具文时间

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编《清代档案史料丛编》第五辑第161页《审录林凤祥等人供词折》注说:“该折无具文时间,据考,应在咸丰五年一月二十日至二十七日之间。”该书图二说明曰:“据考证该折具文时间应在咸丰五年一月二十四日至二十七日之间。”(图二、图四说明显系颠倒)考证的依据是什么不得而知,但近读斯卡奇科夫日记。

李秀成供词是曾国藩的伪造——兼与罗尔纲同志商榷

关于李秀成供词的真伪问题,解放以前,就有人传说曾国藩家藏有李秀成供词原稿,陈寅恪见到这一原稿后觉得曾国藩不肯把它公开示人,必有不可告人之隐,已暗示不是真货。广西通志馆得此情况,便于1944年派秘书吕集义前往湘乡曾家抄录摄照,并请历史学家罗尔纲鉴定其真伪。罗氏根据故宫博物馆所藏忠王给“李昭寿谕”和庞际云供词手卷中的“忠王答词第二纸”,与曾家藏的供词原稿完全是一人手笔。

李秀成供词真伪辨

李秀成供词真伪,众说纷纭。 一种可能性是李秀成确曾有一个那样的供词;另一可能是彻头彻尾由曾国藩一伙所伪造;还有一个可能则是:确有那么一个李秀成亲笔的或口述的详供,然后由曾国藩一伙在这个详供的基础上取其所需,再加工添点私货伪造而成。

从一份供词看1929年绥远地下党组织活动情况

1927年大革命失败后，国民党到处都在清党，白色恐怖笼罩全国，到处都是血雨腥风，绥远地区的党组织也遭到严重破坏。在白色恐怖面前，有的人坚持斗争，前仆后继，不畏强暴；有的人犹豫观望，畏惧退缩，脱离革命队伍；有的人意志薄弱，经不起威胁利诱，投入敌人的怀抱，

从林凤祥，李开芳等人供词的发现谈几个问题

近年来，故宫明清档案部发现了太平天国北伐军统帅林凤洋、李开芳及其部将等人的供词。关于这些供词的基本内容及其史料价值等情，已有同志论述。本文试就林凤祥、李开芳等人的供词，对太平天国史中几个有争论的问题作一些分析。

李大钊被捕后,为何以国民党人身份写供词?

1927年4月6日,奉系军阀张作霖在北平逮捕了中国共产党北方区委书记、中国国民党在北方的主要负责人李大钊。在狱中,李大钊留下了两份珍贵的文献资料——《狱中供词》和《狱中自述》。《狱中供词》是李大钊被敌人审问时的回答,而《狱中自述》则是他以书面形式向敌人作出的回答。文中李大钊以国民党人自称,从未谈及中国共产党。李大钊为何要以国民党人的身份写自述呢？

制度性证词非正义:一个供词神话的建构

本文首先介绍我在2007年出版的《认知非正义:权力与认识的伦理》一书,通过简述这一理论所依托的英格兰学术文化,让读者了解其中的关键议题。而后,我将迅速切入美国当下的社会背景,并重点探讨制度化的认知恶习的一种重要形式,这种形式以警察审问嫌疑人的标准推荐程序为例。

太平天国幼天王、干王等未刊供词中的新史料及辨证

台北故宫博物院文献部藏有幼天王、干王、洪仁政、黄文英等人供词、自述共 2 8件 ,内多未刊发的重要史料 ,涉及天国晚期政治、军事、人事、生活等方面。如南京失陷后 ,幼天王、干王等南下欲投奔侍王李世贤、康王汪海洋 ,而李、汪对“迎驾”“护驾”并不积极。这些新史料对于研究太平天国历史 ,特别是天国晚期历史 ,有重要的价值。

昆汀·塔伦蒂诺的供词:《被解放的姜戈》与“洗白”奴隶起义

昆汀·塔伦蒂诺在2012年为宣传电影《被解放的姜戈》所接受的一次采访中声称,尽管他曾“一直想探究奴隶制”,但他拍这部电影的主要动机是“为美国的黑人男性创造一个西部英雄,为黑人男性创造一个时髦且自强的民族英雄,面对罪恶和仇恨以血还血、以牙还牙”。这是一个非常直白,甚至有些厚脸皮的陈述。首先,昆汀站在他的立场上,假定黑人需要一个时髦的西部奴隶英雄;其次,他假定一部复仇电影可以为历史的不公正名且可以对过去的罪恶“以血还血”;再次,他视自己为唯一可以做到这件事情的人。

揭开李秀成供词之谜

当年，曾国藩将《李秀成亲笔供词》“加工”后上报朝廷与印行公开，将原件密藏于家府藏书楼，而后出现了诸多不同版本，引出了关于李秀成供词的百年争讼。曾氏后人在台湾将原件借出后影印出版《李秀成亲供手迹》，澄清了曾国藩删改供辞、洪秀全之死、李秀成是否投降等诸多谜底。

普加乔夫侍卫长季·格·米亚斯尼科夫的供词

季·格·米亚斯尼科夫是1773年至1775年普加乔夫起义的著名参加者之一。 早在起义准备时期,米亚斯尼科夫犹如普加乔夫的“秘密特使”,到处招兵买马,为起义进行组织准备。他参加普加乔夫起义主力部队后,根据哥萨克小组的决议,被选为“百人队长”,而普加乔夫本人则亲自任命他为自己的“卫队”队长。米亚斯尼科夫的主要任务是在别尔达镇组织守卫工作和保卫普加乔夫的大本营;同时还直接参加了一系列战斗。 1774年4月7日,米亚斯尼科夫在伊列茨克镇被捕,并在奥伦堡秘密委员会两次受审。次年1月10日被元老院判为第四等罪犯,受笞刑和劓刑之后被流放到阿尔汉格尔斯克省的科拉城。 这里发表的是米亚斯尼科夫1774年5月9日首次受审讯的供词,其原文于去年在苏联《历史问题》杂志第一次公布。供词除自传性的资料外,生动地详述了普加乔夫起义的第一阶段的情况,有许多关于起义军阵营生活习惯的资料。

由犯罪分子的供词想到的

由犯罪分子的供词想到的刘可伟，杨隽祥最近，蓬莱市抓获一盗窃团伙。其中一名犯罪分子供认，他曾在该市工商银行画河储蓄所周围潜伏多日伺机作案，但终因该所工作人员警惕性高、防苑严密，一直未能找到机会下手，只得作罢。由此我想到，假如画河储蓄所安全防范工作稍有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