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复性供述排除规则研究

重复性供述是否排除存在"不排除说""排除说""区别对待说"等不同观点,2017年"两高三部"发布的《关于办理刑事案件严格排除非法证据若干问题的规定》第5条确立了"原则加例外"的重复性供述排除模式。从司法实践来看,由于重复性供述排除的"诱因"仅限于刑讯逼供,且例外情形不够明确,这是导致重复性供述出现"排除难"的重要原因。要进一步发挥重复性供述排除规则的功能,应将重复性供述排除的"诱因"扩大至威胁、非法拘禁等非法取供行为,同时明确相关例外情形,在此基础上,合理适用重复性供述排除规则。

浅析我国重复供述排除规则

重复供述是否应该排除这个问题随着两高三部联合颁布的《关于办理刑事案件严格排除非法证据若干问题的规定》得到了解决,但是该如何排除,考量何种因素等等问题,该法律的规定相对模糊,且这项规定是否贴合实践亦是我们需要去考察的,文章通过对比分析实证与法律的不同做法,指出目前我国重复供述排除规则的不足之处,以期更加完善我国重复供述排除规则。

重复性供述排除规则的现实图景与完善路径--基于118份裁判文书的实证考察

重复性供述排除规则作为非法证据排除规则的收尾性、保障性规则,在非法证据排除规则体系中具有极其重要的地位。为探明规则实施现状,从“引入维度”“适用维度”“效果维度”三个维度着手,对2017—2022五年间全国重复性供述排除规则的运行情况进行全景敞视考察。研究结果表明,重复性供述排除规则的引入主要受到审级与案件类型影响;重复性供述排除规则在司法实践中存在适用少、排除难、影响小等问题。为“激活”重复性供述排除规则在我国的适用,使之发挥出应有的制度功效,有必要鼓励法院依职权主动对重复性供述予以审查和排除,扩大重复性供述的排除范围,避免“两个例外”被滥用,加强对被告人供述的自愿性审查。

关于犯罪嫌疑人、被告人供述排除规则的思考与构想

犯罪嫌疑人、被告人供述一向作为刑事诉讼中的主要证据。随着对被告人人权保护的关注，对供述证据能力的限制成为必要。本文对供述排除规则的四种不同理论学说作一述评，进而对我国有关供述排除规则的方法规定作了深刻分析，提出了完善的构想。

英国供述排除规则对我国防范冤假错案之借鉴

二十世纪七十年代发生在英国的数起冤假错案促使立法机关出台了一系列举措,其中最重要的莫过于确立供述排除规则。英国的供述排除规则采取了强制排除与裁量排除相结合的立法模式,法律上的规定加之法院在实践中形成的一系列判例,形成了一套既具有原则性同时又颇具灵活性的证据规则体系,既有效保障了刑事被告人的正当权利,又充分尊重了法官在供述排除与采纳方面的自由裁量权。我国《刑事诉讼法》虽然已经确立了非法证据排除规则,但在供述排除范围等方面仍存在很多问题。英国的供述排除规则为我国相关问题的解决和完善提供了一种可供借鉴的思路,对于我国防范冤假错案具有十分重要的价值和意义。

论我国的供述排除规则及其程序配置

供述排除规则是非法证据排除规则中最重要的组成部分,也是当下刑事诉讼中非法证据排除规则立法中的主要内容。当下的供述排除规则缺乏可操作性,未来的供述排除规则建构需要寻求科学的理论支撑,并着眼于建构可行的、具有可操作性的程序性裁判机制。

威胁方法取供排除判断标准的反思与重构

我国确立了威胁方法获取供述的排除规则。这一规则以“难以忍受的痛苦”与“违背意愿”作为判断的关键点。这种判断标准因依赖内心主观感受,外人时常难以观察和作出精确判断而缺乏可操作性,导致威胁方法获取供述的排除规则在实践中演变为“不排除”规则。由于痛苦程度、违背意愿与威胁之间并非像暴力取证那样始终存在着显著关联,以此作为供述排除的判断标准必然会衍生出上述问题。基于威胁作为非法方法的法律禁止本质要求和实践的不良反应,采用该方法获取供述排除的判断标准应当重构。以威胁方法的违法性、违反人伦道德以及危害后果的严重性和现实的不接受性作为判断的关键要素,以“痛苦程度”和“违背意愿”作为辅助要素,结合被威胁者的自身状况与讯问现实场景等情况进行综合性判断,确保排除规则的判断标准符合威胁方法取供排除的固有本性和可操作性。

论我国讯问前权利告知的完善

在法治国家(地区),沉默权和律师帮助权是讯问前最主要的告知内容,如果侦查机关未告知这些权利,则所获供述有可能落入非法供述排除的范围。在讯问前未告知权利与非法供述排除规则的关系上,法治国家(地区)形成了原则加例外模式和裁量排除模式。我国《刑事诉讼法》虽有讯问前告知权利的规定,但告知内容单薄,且未确立程序违法所获供述排除规则。作为理想的改革措施,我国应借鉴法治国家(地区)有关讯问前权利告知制度,建立完整的讯问前权利告知规则;通过对现行立法和司法解释相关规定的进一步挖掘,也可以在不突破现行法律框架的情况下一定程度上弥补我国讯问前权利告知规则的缺陷。

论我国讯问前权利告知的完善

在法治国家(地区),沉默权和律师帮助权是讯问前最主要的告知内容,如果侦查机关未告知这些权利,则所获供述有可能落入非法供述排除的范围。在讯问前未告知权利与非法供述排除规则的关系上,法治国家(地区)形成了原则加例外模式和裁量排除模式。我国《刑事诉讼法》虽有讯问前告知权利的规定,但告知内容单薄,且未确立程序违法所获供述排除规则。作为理想的改革措施,我国应借鉴法治国家(地区)有关讯问前权利告知制度,建立完整的讯问前权利告知规则;通过对现行立法和司法解释相关规定的进一步挖掘,也可以在不突破现行法律框架的情况下一定程度上弥补我国讯问前权利告知规则的缺陷。

论我国讯问前权利告知的完善

在法治国家(地区),沉默权和律师帮助权是讯问前最主要的告知内容,如果侦查机关未告知这些权利,则所获供述有可能落入非法供述排除的范围。在讯问前未告知权利与非法供述排除规则的关系上,法治国家(地区)形成了原则加例外模式和裁量排除模式。我国《刑事诉讼法》虽有讯问前告知权利的规定,但告知内容单薄,且未确立程序违法所获供述排除规则。作为理想的改革措施,我国应借鉴法治国家(地区)有关讯问前权利告知制度,建立完整的讯问前权利告知规则;通过对现行立法和司法解释相关规定的进一步挖掘,也可以在不突破现行法律框架的情况下一定程度上弥补我国讯问前权利告知规则的缺陷。

论讯问阶段嫌疑人的律师帮助权

讯问阶段嫌疑人的律师帮助权包括知悉权、随时咨询权、在场权以及救济权,其中救济权是落实和保障律师帮助权的关键。我国刑事诉讼法关于嫌疑人律师帮助权的规定存在较大缺陷,一方面需要通过修法予以充实和完善,另一方面,也是更为急迫的是建立侵犯嫌疑人律师帮助权的非法供述排除机制,使该权利刚性化,从而更有效地保障讯问阶段嫌疑人的律师帮助权权利的实现。

米兰达规则的前世今生

直接导致米兰达规则产生的米兰达法案是对世界各国法律体系影响最为深远的个案,自1963年美国亚利桑那州米兰达案件发生以来,在整整半个世纪里引发了世界上多次大规模的立法反思潮。同时伴随犯罪控制和人权保障两种价值取向的不断冲突,该规则经历了由质疑到默许,再到不断被侵蚀乃至通过司法判例被实际颠覆这一发展演变过程。

论侦查阶段的讯问权

沉默权为近年学界和实务界关注的议题 ,我国应否确立沉默权 ,肯定说和否定说各执一辞。在侦查阶段肯定侦查人员讯问权还是赋予犯罪嫌疑人沉默权 ,鉴于我国国情及讯问权本质是权力其行使应受权利制约而非以权利否定权力观点 ,本文认为采用务实而不保守态度来完善讯问制度、禁止非法讯问。讯问应是打击犯罪和正当程序统一体。具体措施可包括落实供述证据排除规则 ,完善侦查阶段律师帮助权 ,建立中国式辩诉交易及完善讯问制度 ,加强自律。

侦查终结前讯问合法性核查制度刍议

为防止非法讯问,尽早排除非法证据,强化"以审判为中心"的改革实效,我国提出构建侦查终结前讯问合法性核查制度。但因当下侦讯情况复杂、司法资源不充足、相关配套措施不完善,该制度仍处于讯问合法性分辨困难、启动时间上有分歧、办案线索收集难、核查方式传统、监督刚性不足、庭审运用核查结论的方式异化等困境。通过辨析非法取供的方式,充分运用信息共享平台新兴技术手段,探究检察驻所的最优模式,增强监督刚性,改革庭审中核查意见的拘束力等途径实现该制度"以审判为中心"的应然定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