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行政道德到依法问责——对于我国高官问责建制的若干思考

高官问责再度引起了公众对于行政道德的关注,它在制度上适时填补了法律责任和道德责任之间的空白。道德抑或伦理的约束只是一种软性力量。高官问责在界域和体制维度上的建构、扩展以及纵深,根本上有利于通过法制他律最终促成行政部门的道德自律。实现问责制度化的系统性和预期性,其关键即是从行政道德走向依法问责。

依法问责:法治政府的必然选择

当前,我国正处于法治政府建设的关键时期,实现行政问责制的依法问责,对于夯实国家法治基础、规范问责、实现问责实践法治升华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本文通过厘清依法问责的法理依据,分析依法问责的时代意义,提出在新的历史时期推进依法问责,必须通过问责的法治文化、法治理念、制度体系、监督机制等方面的创新才能实现。

浅析我国行政问责制度实践中存在的主要问题

行政问责作为新的制度形式,在法律制定和实务工作中都存在诸多问题,行政问责缺少前提性的制度设计,如公务人员及人民群众认识扭曲化、部门间职责范围界定模糊化、行政权限不明确、政务活动不够透明、问责主体单一、客体范围狭窄、事后问责组织的普遍及统一化问责规范的缺失等。本文将对上述问题依次阐述,分析问题产生原因,为行政问责制度在全国范围内建立和有效实施提供指引。

作业现场安全治理体系创新与实践

加强安全生产监督管理既是一个老生常谈的话题,却也是一个永不过时的话题。《安全生产法》作为安全生产的最高综合法自2002年第一次发布实施以来,已经过2次修订,2020年与《刑法》同步再次修订,反映了国家对安全生产的重视程度。随着安全生产监管力度的加大,安全生产依法问责的力度也越来越大,任何安全事故的漏报瞒报都将面临更严重的处罚,轻视安全生产或在安全生产工作中的投机取巧行为都将不能被容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