蒲松龄的侠义观念浅识

蒲松龄具有浓厚的侠义崇拜思想 ,他在崇侠心态下写成了《聊斋志异》,塑造了众多的侠义形象 ,表现了丰富的侠义观念。蒲松龄的侠义观念由三个方面构成 :1.继承了司马迁的侠义观念 ;2 .吸取了六朝志怪、唐传奇中的侠义观念 ;3.蒲松龄对侠及侠义行为的界定和对侠的职责、作用有自己独到的理解 ,形成了自己的侠义观念。《聊斋志异》所极力颂扬的侠义观念主要有 :1.有怨必雪 ,有仇必复 ;2 .施恩拒报 ,受恩必酬 ;3.对友重义 ,患难与共 ;4 .扶危济困 ,舍己利人。蒲松龄侠义观念的核心是利他精神。其侠义观念有两点独异之处 :一是肯定女子以性行侠 ;二是侠义观念中渗入了浓厚的劝善思想。蒲松龄是由于愤世道不公。

侠义小说与文代观念——关于明清侠义小说的思考

一作为对以金庸,梁羽生为代表的新武侠小说热的一种反拨,人们重新发现了被长期冷落的明清侠义小说。在短短的一段时间里,《三侠五义》、《小五义》、《绿牡丹》、《儿女英雄传》、《施公案》、《彭公案》等一大批侠义小说竞相出版,并而还有为数不少的同类小说正在付印之中,中国人的那种“如此之不惮烦”于侠义小说的“奇迹”,在新的历史条件下以新的形式出现了。这一文化现象无疑为我们提供了一个重新认识、评价明清侠义小说的极好机会。因此。

说《聊斋志异》中的情侠形象

在我国侠的观念不是一成不变的,到清代还有把虽然没有武艺但出手帮助人的行为称作侠的现象。蒲松龄的《聊斋志异》对侠的概念有所拓展,他描写了一些手不能提,肩不能挑,但是以助人为乐的形象;另外还描写了大量以情为因而出手助人的形象,可以成为"情侠"。这些形象有的以纯情助人,不图索取;有的则把行侠和爱情结合在一起,帮助人则是其主要目的;个别侠义之士为人延续宗祧而又贞洁自守,是对封建礼教的大胆突破。至于蒲松龄肯定"以性行侠"的提法则是值得商榷的。

左翼文学视野中的梁羽生武侠小说创作

开创了新派武侠小说的梁羽生,其创作明显地受到左翼文学的影响。这突出表现在其以人民性为本位的侠义观、承担政治重任的女性形象,以及将历史理想化的浪漫风格上。这也正是梁羽生的武侠小说的独特性所在。不过,虽然深受左翼文学影响,但他的武侠小说并没有仅仅停留在简单的模仿上,而是有着更多元化的思考与表现。对此展开剖析可使人获得对梁羽生武侠小说更真切的认识,并由此反思文学批评中因思考的模式化而造成的偏见。

徐广《二侠传》探论

明代徐广的《二侠传》向来罕见学者提及,却是探讨中国古代侠义观念转变极具价值的一部书籍。《二侠传》分“男侠”“女侠”两个部分,在“男侠”方面,尽管以儒家思想为经,将具有一德一行一功的人物,皆纳入“侠”的范畴,虽未必真能厘清侠客的精神与面貌,却确定了“侠”的正面意义;在“女侠”方面,则是首标“女侠”名目,且突破了自《列女传》而下的对女性评价的框架,将富有情感特质、具有道术,乃至青楼女子,都明标为“女侠”,可谓开启了一道研究中国古代女性侠客的津梁。

从庙堂之高到江湖之远——论游侠对战国义文化的维系作用

“义”是战国共识性的观念,侠义作为义观念的一部分,对战国义文化的维系产生了一定作用。战国时期的卿相之侠以其“弃官宠交”的观念和“急人之难”的行为赢得了华夏诸国的认可,在政治层面上具有举足轻重的地位。布衣之侠延续了卿相之侠“弃官宠交”的核心观念,重公平正义轻政治立场,受到了社会大众的普遍追求,侠义成为一般社会层面的共同价值。侠义与宗法之义互相补充,亲亲尊尊的宗法之义作为义文化认同的官方准则,弃官宠交的侠义作为义文化认同的江湖准则,二者共同构建了战国义文化认同的历史结构,该结构对华夏族群的民族认同产生了深远影响。

诸子思想与中国侠的人格精神

本文从文学的角度出发,考辨源流,深入探究了诸子思想与中国侠的侠义观念及其人格精神的密切关系,认为将侠的起源归于儒或墨等诸子那里虽不免偏颇,但中国侠却是中国社会多元文化共同孕育的产物,其原始的侠义观念和人格精神之铸塑,以诸子思想为最。儒、墨、道、纵横诸家从不同方面共同影响并铸塑了中国侠的侠义观念和人格精神的核心,并使之成为历代侠义观念得以产生的源泉和基体。

略论《七剑十三侠》、《仙侠五花剑》中的仙侠形象

在唐传奇中出现了原始剑侠形象,到晚清剑侠小说《七剑十三侠》、《仙侠五花剑》中出现了仙侠形象,本论文将从仙侠的修炼过程、法术表现、侠义观念和其江湖世界四个方面,来分析其性格及行为特征,尤其是其有别于自唐传奇以来的剑侠人物的特质,进而展现仙侠人物形象的独特性。

论古龙作品的现代性特征

古龙作品的现代性特征,首先体现在对传统武侠小说中的侠义观念进行了现代诠释;其次,古龙作品具有现代的审美意识,尤其是在雅俗共赏的审美追求上积极尝试,取得了巨大成功;再者,古龙在作品中还描述了现代人的孤独意识,这种现代物质文明高度发展下的空虚感与焦虑感在这里表现得一览无余,与生俱来的强烈情感在现实的怀疑、猜忌甚至陷阱面前是如此不堪一击,这种孤独,是时代的折射,有着现代人内心的隐秘痛苦和真实欲望。

《史记》东渐与日本“侠文化”意识的萌芽

自《史记》“列传”开“纪传体文学”之先河后,因其强烈的文学性叙事色彩,以及对人物精妙得当的点睛着笔,对后世及海外的文学创作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其中,“游侠”“刺客”二传,使中国历史上的侠士、勇士之名得以见诸正史。司马迁中提出的“言必信”“行必果”“己诺必诚”等行为法则,不仅开中国侠观念之先河,也影响到东邻日本对“侠客”的想象及早期侠客观的建构,“扶弱锄强”“重信守诺”等话语的植入,成为日本理想侠客的行为准则。本文拟从史料学的角度追溯《史记》东渐的历程及其对日本“侠文化”意识产生的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