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文化对清末民初西方侦探小说翻译的影响

清末民初之际,在"西学东渐"的氛围下,西方侦探小说随着外国翻译文学被引进我国。其在我国的生根、发芽离不开当时社会、政治、经济、文化以及译者的共同作用。西方侦探小说的发展符合当时人民群众的心理要求,符合改良者们的改良意图。清末民初对西方侦探小说的翻译热潮对我国文学的发展起到了促进作用。

清末民初侦探小说翻译热潮探源

介绍了在清末民初时期出现的侦探小说翻译热潮 ,并根据描述翻译学理论 ,通过分析当时翻译侦探小说的篇内特征和篇外因素来阐明导致此次翻译热潮的种种因素。文章认为 ,此次翻译热潮并不是一件孤立的翻译事件 ,它的产生有着深刻的社会、文化和文学传统背景。

清末民初的侦探小说翻译热潮探析

本文从清末民初侦探小说翻译的时代背景出发,剖析了这一翻译热潮发生的社会因素及其自身所具备的"情"、"智"等特点。探讨侦探小说翻译热潮产生的原因及对我国近代小说产生的影响:它契合了主流意识形态,迎合了改良政治、启迪民智的时代潮流;侦探小说翻译的繁荣与新闻业、印刷业的繁荣也息息相关;译者和读者对于西方"科学"和"法制"的推崇。同时,在艺术上对中国近代小说也产生了深刻的影响。

清末民初公共空间中的侦探小说翻译

发生于清末民初的侦探小说翻译热潮源自翻译活动与当时公共空间的相互作用。侦探小说的翻译活动营造了清末的启蒙空间、民初的消遣空间和新文化运动的结合空间,它们带来了翻译文学的繁荣,其文学新范式也丰富了中国近现代文学。

近代小说翻译的文学文本翻译——以侦探小说The Hound of the Baskervilles的译介为例

本文以以色列翻译学者图里对于文学翻译两个翻译阶段的划分为理论依据,选取侦探小说这一典型的小说类型作为研究对象,通过对同一侦探小说在三个不同历史时期的译本进行分析对比,对中国近代侦探小说翻译文学文本阶段的翻译模式和译本特点进行研究,以期对中国近代小说翻译史的研究提供新的视角。

“从边缘到中心”:清末民初翻译侦探小说文学地位的嬗变

从1896年《时务报》刊登的第一篇翻译侦探小说,再到1916年中华书局版的《福尔摩斯侦探案全集》结集出版,短短二十年间,翻译侦探小说很快被清末民初的读者接受,急速地占据了当时通俗文学作品的中心。结合当时的社会背景和侦探小说本身的特质,分析翻译侦探小说文学地位转变的成因、文本特征及影响,认为翻译侦探小说的出现填补了当时中国文学类型的"真空",加速了中国文学现代化的进程,促成了中国侦探小说的诞生,应在中国翻译文学史上确立相应的地位。

晚清時期偵探小説的翻譯

本文通過分析三位譯者林紓、周桂笙以及周作人的譯作,以案例研究的方式對晚清时期偵探小說的翻譯作出探討。分析的譯作包括魏易、林紓譯的《歇洛克奇案开埸》、周桂笙譯的《毒蛇圈》以及周作人譯的《玉蟲緣》。晚清时期的翻譯,無論是林紓和周作人所追求的古文的意境,還是周桂笙、吳趼人等採取的章回小說評點本的形式,都與中國傳統舊小說有著千絲萬縷的關係。同時,由於晚清时期面臨著列强侵略、國力衰退、新舊思想對立,偵探小說在時人當中的理解也體現出了這些時代精神,與原本西方偵探小說中强調的科學性和趣味性有一定區别,例如林紓翻譯的福爾摩斯故事特别認同罪犯的複仇主張,周作人則通過《玉蟲緣》的翻譯聯想到獲取财富手段要正當,周桂笙在《毒蛇圈》翻譯中宣場的父慈子孝的主题等。

近代翻译侦探小说述略

侦探小说,是西方通俗小说中一个新的类型和新的流派,如果从被称为侦探小说鼻祖的美国作家爱伦·坡的第一篇侦探小说《莫格街谋杀案》发表的1841年算起,也不过一百五十年的历史。但从那时到现在,它一直盛行不衰。作为中国翻译小说的一种类型,侦探小说在近代译介较早,1896年(光绪二十二年)它首次被译成中文后,立即受到中国读者的欢迎,这之后侦探小说便大量被译入。在近代译坛上,倘就翻译数量之多(约占全部翻译小说的四分之一)、范围之广(欧美侦探名家几乎都有译介)、速度之快(翻译几乎和西方侦探小说创作同步)来讲,在整个翻译文学的诸门类中均名列前茅。近代翻译文学史上的这一文学现象是需要进行清理和研究的。但目前的有关著作,对此不是三言两语地带过,就是全盘否定。应当说,这都不是可取的态度。有鉴于此,我想对近代侦探小说的翻译作一介绍性的论述。

试析程小青侦探小说的创作动机

从外在因素和内在因素两个方面分析程小青翻译侦探小说的动机,以期通过对程小青翻译动机的分析把握其侦探小说的创作动机。对外在因素进行考察,发现程的翻译动机有"治国图强"的成分;对内在因素考察,发现程旨在通过侦探小说"启迪民智、教化国民"。最终,程小青通过创作侦探小说,更深一步的实现他侦探小说的翻译动机,将侦探小说的翻译动机和创作动机统一为终身的文学活动的动机。

浅论以新闻文学为开端的翻译侦探小说

翻译侦探小说以报刊为最早的传播媒介,这一新型的文学门类在当时新兴的传播媒体影响下呈现出复杂的面貌,既显露新时代的文学气息,又难脱传统文学框架,而其中蕴藉的新文学因素势必要求它脱离新闻的价值和意义。

福尔摩斯侦探小说叙事技巧在清末民初的译介与接受探究

清末民初福尔摩斯侦探小说被大量译介到中国,它不仅给中国带来了侦探小说这一小说类型,也带来了全新的叙事技巧。清末民初的译者立足于当时的社会文化语境,通过积极探索,在历经了曲折反复后,最终接受了福尔摩斯侦探小说中的叙事技巧并将其移植到译文中,推动了中国原创侦探小说的产生及中国小说的现代化。

程小青翻译对其创作活动的影响

程小青是清末民初重要的作家之一,西方侦探小说翻译传播的先驱者,中国侦探小说创作的鼻祖。程小青在翻译与创作两种模式间经历了模仿、借鉴、转变、融合一系列的过程。他模仿西方古典侦探小说的写法,注重案件的科学推理;借鉴西方小说心理分析法展开情节,转变传统公案小说的写作模式,将异域小说之长融合进了自己的作品,使得侦探小说这种新的文体真正为国人接受。

从《罪数》看译入语文化语境对程小青早期翻译的影响

本文以《罪数》译本为例,从译入语文化语境的两个方面:中国传统价值观、审美观和清末民初社会历史背景,分析程小青早期侦探小说翻译所受的影响。对当时传统价值观和审美观考察,发现程小青受其影响,为了关照读者的"期待视野",对福尔摩斯和女性的形象塑造适度中国化;对当时社会历史背景进行考察,发现程小青受其影响,考虑读者的接受问题,为了译本在当时能够被接受,科学地应用翻译策略,其早期译著因此受到知识阶层的广泛欢迎,为西方侦探小说在中国今后的广泛传播和中国侦探小说的诞生做出了重要贡献。

20世纪初西方侦探小说中的西医中译问题——以《香港华字日报》连载的翻译侦探小说为例

西方侦探小说作为通俗文学,建立于科学(特别是医学)发展的基础之上,学者甚至将侦探小说与西方刑侦(医)学联系起来。这些小说中出现大量西医的概念和术语,包括西医诊断、治疗、医药术语,甚至西医学术期刊以及相关医学培训机构等。鉴于中西医之间的巨大差异,在研究20世纪初翻译侦探小说时,我们不禁要问:这些西医的概念和术语在中文翻译中是如何处理和呈现的?译者在翻译过程中采取的策略如何?本文将以20世纪初《香港华字日报》连载的翻译侦探小说为例,观察译者对外国侦探小说中的医学知识所采取的翻译策略,并通过对同期香港社会对中西医学的认知和接受,解释翻译策略背后的原因。

假作真时真亦假——清末民初第一部伪译侦探小说揭示的文化和文学现象

清末民初侦探小说翻译的繁荣,代表了时人对侦探小说这种“舶来品”的欢迎程度。通过研究清末民初第一部侦探小说的翻译,本文发现,从语言风格、体裁特征、叙述手法等文本内因素和文本外因素分析,该作品应属伪译之作。侦探小说这种异域文学体裁对于当时社会而言属于异质文化,为了能将其引入,张坤德按照传统叙述结构、以符合当时社会主流文学规范的语言,名为翻译、实为创作了这篇侦探小说。这与当今普遍认为伪译者会偏离目的语文学规范、夸大源语文本特征相冲突。本研究发现有助于我们了解伪译在中国早期传播的形式和途径,并有助于建构关于伪译这种特殊文学及文化现象的翻译理论。

《月月小说》的译入文体试验——以侦探小说为中心的考察

《月月小说》大量翻译侦探小说的行为长久以来被学界低评。但在文体视角中,它大基数的译入文体占有量却显示了其他晚清小说期刊无法描述的普遍性,尤其揭示了晚清小说杂志中的译本文体从《新小说》倡导的通俗说部体段逐渐向文言记/传体转变的趋势,以及晚清小说译介中对短篇的日益推崇。而以《月月小说》侦探类译本为中心的晚清域外侦探小说译介带来的罕见译入文体——“文言章回体”等,尤其呈现出中国现代小说建构的曲折过程,即文言长篇从借鉴白话章回体到逐渐剥脱章回体式的复杂文体试验。

张碧梧及其文学创作

张碧梧及其文学创作汤哲声说一位作家这样那样地落伍于新的时代，不仅作家本人不承认，事实上也是不可能的。在时代变革的风雨之中，任何一个作家都会受到熏陶，都会有意无意地关注时代社会问题，流露或表现出时代的情绪。但说作家之间就没有观念上的差别，那也不合史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