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谋杀的解析》看侦探文学的创作与接受

作为通俗文学,侦探文学一直游离在主流文学之外,但是自从诞生以来,它的传播速度之快,影响之大,不能不引起人们对它的关注。作为一个独特的文学类别,它给人们带来的不仅仅是娱乐消遣,随着侦探文学自身的发展,它的严谨性、知识性、科学性,以及后现代主义时期它和纯文学之间的创作界限的模糊性,它所呈现出来的时代面貌特征等,都在提醒人们,应该重新审视侦探文学,给它一个新的定义,并且重新考量它在文学史上的位置。本文以《谋杀的解析》为例,从创作与接受角度探讨了作为文学艺术的侦探小说的社会意义、审美价值和文学性,意在使读者在赏析该作品的同时,对这类文学样式有一个较深入全面的了解。

论文化视野中的侦探文学

社会转型和城市以急剧发展为侦探文学提供不竭的源泉和日益增多的读者 ,我国侦探文学该如何更自觉更深刻地认识法治与人性的关系 ,同时又坚持文化思考和审美品位 ,成为正义、理性、人性、自由与美的召唤。

从《我们共同的朋友》看狄更斯社会小说中的侦探文学因素

狄更斯是英国现实主义小说家的杰出代表和现代侦探小说的先驱,并在其社会小说中发展性地融入了古来已有的侦探文学因素。这种结合不仅开拓了与爱伦·坡不同的侦探小说写作程式,也提升了社会小说的趣味性和可读性。以狄更斯的"天鹅之歌"《我们共同的朋友》为例,发掘其中侦探文学因素的构成方式,分析这些因素对社会小说产生的积极意义以及对后世小说创作的启示作用。

清末民初社会思潮与侦探文学的翻译与创作

清末民初中国知识分子出于对积贫积弱祖国的担忧和对于封建政府的不满,发出了求新求变的呐喊。他们寻找的突破口之一就是文学。通过大量译介外国文学作品,希望能够改变中国人的思维方式和文化传统,寻找救国救民之路。通过翻译进而模仿创作的侦探文学作品,与当时解放思想的社会思潮密切相关,或多或少地起到了思想启蒙作用。

侦探文学与城市

侦探文学的兴盛是城市商业社会的题中之义。虽然自给自足的乡村社会也有矛盾与争执、色情和暴力,秩序与反叛,但传统的乡村社会并不产生警察制度和破案英雄,其社会结构的简单和人员的稳定等因系,决定了它可采取更为单纯而又奏效的处理问题的方式。城市的社会结构却要复杂得多,作为经济、政治和文化的集散地,人员和信息的流动是其活力源头。

审视侦探文学的一个视角

在文学的世界中,侦探推理作品(主要是小说作品)是一个别具一格且富有生命力的种类,它在不同的时代、不同的国别都拥有一大批非常忠实的读者。读者的这种忠实程度常常可以用"迷",甚至"痴"来形容。

法国侦探文学大奖公布

本届法国侦探文学大奖颁给了加利尔·费莱（Caryl Férey）的最新作《祖鲁》（Zulu）。费莱1967年生于法国冈城（一译卡昂），1994年由银珠出版社发表了自己的第一部小说《眼镜上的天使》。同年，他推出了侦探小说处女作《不可饶恕的大罪》，四年后出版了成名作《哈卡》。

沈老师侦探文学班之连环谋杀

第一天，上午。 学校球场旁的小树林。 “我觉得我们俩一点也不适合，还是分手吧!”

侦探小说在中国

侦探文学作为一个从西方引进的文类,在中国的发展历程短暂曲折,本文就侦探文学在中国的兴衰过程作了一个简单的回顾和总结,简要分析了侦探文学在中国昙花一现的社会现实因素和深层文化背景。

中国“公案小说”与西方“侦探小说”的比较研究

在私有制和私有观念以及对社会进行强制统治的国家机器出现以后,必然会有偷窃、抢劫、强奸、杀人等等犯罪行为发生,也就有侦破、审判、刑罚等等司法对策的出现,产生于中国的“公案小说”和诞生于西方的“侦探小说”都是描写作案和断案过程的小说,但是由于它们产生于完全不同的社会文化背景之中。

侦探小说与正义价值分析--以阿加莎·克里斯蒂的作品为例

波斯纳说:“侦探小说可能艺术性地呈现一种超越法律的正义伦理,它还可能支持和延续当代普遍流行和影响深渊的激进主义。”法律与文学运动将文学作品和法律价值联系到一起,本文试图以小说作家阿加莎·克里斯蒂的侦探小说作为研究主题,探讨侦探文学表达的正义主题。

小说对话的功能特点与美学意义

侦探小说作为一种重要的文体类型一直受到众多读者的喜爱.但侦探小说的究却只是一种边缘学科而存在.本文试图从话语文体的角度,通过对不说对话进行较系统地研究,探讨克里斯蒂侦探小说经久不衰的艺术魅力、社会价值和美学意义，希望能对文学作品的创作、评论及哲学欣赏提供有益的借鉴.

论当代“肃反小说”中的娱乐与政治

"肃反小说"在政治上承担宣传无产阶级专政条件下继续革命、教育人民识别隐蔽的阶级敌人的使命,以适应讲述和平时期阶级斗争之"宏大叙事"的需要。因此,基本按照欧美侦探小说套路程式化的"肃反小说"势必被浓厚的意识形态色彩再度程式化,其表征为由"逃避现实"转向突出政治、摈弃浪漫主义的"仿真"、在侦破过程中以类似于"全景敞视主义"的群众路线取代神秘主义,等等。"肃反小说"是本土化的革命"寓言"与本属"游戏"的侦探故事杂交的结果。

多元系统理论视角下《罗杰疑案》翻译策略对比研究——以李家云和常禾的译本为例

多元系统理论阐释了翻译文学在译入语文学系统中的地位以及如何影响译者的翻译策略,借助该理论选取阿加莎·克里斯蒂《罗杰疑案》1980年李家云译本和2013年常禾译本进行分析,发现因为李译本是首次将这部侦探作品介绍到中国,同时也为国内的侦探小说创作提供参考和借鉴,因此他更加忠于原文,遵照原文的表达方式,即使打破汉语的语言规范也在所不惜。而常禾是重译,他的任务便是创造出一个通俗、流畅译本,吸引新时代的读者去阅读。这两个译本反映了两个历史时期西方侦探文学在我国文学系统中所处地位的差异和时代变化。

邮票上的福尔摩斯探案故事

《福尔摩斯探案》是侦探文学中的奇葩,它自1928—1929年间出版以后即风靡世界,我国在30年代就有中文译本面世。福尔摩斯侦探专题出现在集邮领域,主要有两方面的收集:1种是跟故事发生地相关的封片戳。

故事不只发生在书中——从《福尔摩斯探案集》看维多利亚时期的英国

柯南·道尔的侦探小说系列作为世界侦探小说史上的经典,创作迄今仍风靡世界。小说中故事发生的背景,即维多利亚时期的伦敦,在文中刻画细致,描述精巧。本文将试图以福尔摩斯系列小说中的文本为例,以维多利亚时期的伦敦为代表,对当时的英国社会进行探究。以揭示维多利亚时代英国的社会背景,从而从另一个角度阅读并赏析这一侦探文学的价值。

侦探小说的对话文本的功能和意义——从女性意识和人性的角度解析《尼罗河上的惨案》中的对话文本

侦探文学一直以来受大众珍爱,然而,侦探小说却始终作为一种边缘文学而存在。本文从语用学的角度,采用话语分析的方法和理论,对阿加莎·克里斯蒂著名侦探小说《尼罗河上的惨案》中的会话文本进行较为系统地研究,分析对话在侦探作品中的特殊功能和艺术魅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