认罪认罚案件中侦查中心的表征、是非与应对

认罪认罚从宽制度侦查、起诉、审判各个阶段皆可适用,解剖其适用实质,是侦查奠定了认罪认罚的主基调,形成了以侦查为主,检法辅助的运行模式,是较为明显的以侦查为中心。在整个过程中,围绕的核心还是侦查,核心的外围,是对侦查的细化、补充、完善,并未真正动摇侦查的中心地位,并没有形成检察中心或者审判中心。于此,认罪认罚与侦查中心交集的提升效率、庭前预断、要件审查、二审信任可以保留,但对实体和程序错误需要警惕。应当确保侦查机关对案件取证、定性的准确性,强化公安司法机关对疑点和争点的实质审查,将明知性、明智性、自愿性分列保障,保障被追诉人反悔后的对抗能力,以维持实体和程序的底线公正。

推进由“侦查中心”向“审判中心”转变的刑事诉讼程序改革

由"侦查中心"向"审判中心"模式转变,是刑事诉讼程序改革的重要内容。"侦查中心"模式导致审判职能弱化,庭审流于形式的问题严重,以案卷笔录定案的做法尤为常见。推进"以审判为中心"的改革,扭转"以侦查为中心"格局的关键途径在于确立与贯彻直接言词原则,确保法官据以定罪量刑的信息直接来源于法庭之上。

从侦查中心转向审判中心——中国刑事诉讼制度的改良

从侦查中心到审判中心是人类社会刑事诉讼制度的发展趋势,两大法系国家刑事诉讼制度的历史沿革就是例证。中国的"流水线"诉讼模式具有以侦查为中心的特点,而庭审虚化是其表象。要完成四中全会《决定》提出的"推进以审判为中心的诉讼制度改革"的任务,人们首先要转变观念,不仅司法改革的决策者要转变观念,司法改革的执行者也要转变观念。构建以审判为中心的刑事诉讼制度,就是要确立相关的规则,包括公、检、法之间互相制约的规则、保障法院独立行使审判权的规则、法官对证据的直接审查规则等。加强人民陪审可以作为通向以审判为中心的刑事诉讼制度的改革进路。

从以侦查为中心走向以审判为中心

诉讼阶段论认为每一个阶段都同等重要,而实际上侦查成为了中心,因为在诉讼阶段论下,侦查机关拥有较大的权力,行使权力时有较大的自由。权力行使缺乏限制,容易产生对人权的侵犯;同时侦查结论往往对审判结论的形成具有较大的影响,使审判流于形式,不能发挥审判的应有作用。在审判中心论背景下,强调侦查、起诉都要围绕审判进行,它们只是为审判提供辅助作用。只有审判阶段,才能充分维护诉讼参与人的合法权益,才能最终并权威地确定被告人的刑事责任问题。因此,在审判中心论背景下,有必要重新审视侦诉关系、诉审关系及其相应的证据规定等问题。

审判中心主义导向下侦查取证程序的调谐

从以侦查为中心向以审判为中心转变是刑事诉讼制度发展的趋势。侦查取证程序作为重要的刑事诉讼活动,必须适应审判中心导向的要求,应当基于相对合理主义的精神,在现有的法律体系框架内进行调谐。具体而言,需从落实取保候审制度、贯彻不被强迫自证其罪原则、注重客观证据、正确适用排除合理怀疑的刑事证明标准、保障辩护律师辩护权、强化警察出庭作证制度等多层面进行调谐。

论审判中心下公安侦查工作的因应之道

近年来,为保证案件事实和证据经得起检验,各地都在推进"以审判为中心"的诉讼制度改革,这对公安机关的侦查工作提出了新的要求,带来了巨大的挑战。公安机关及其民警应转变侦查理念,由"以侦查为中心"向"以审判为中心"转变;办案模式应从"由供到证"向"由证到供"转变;重新审视公检法三机关之间的"分工负责、互相配合,互相制约"的关系,强化审判权对侦查权制约意识,密切侦诉之间的联系;强化对证据的审查,完善调查取证的方式,规范取证程序,落实非法证据排除规则;积极应对警察出庭作的证趋势,做好民警出庭作证的各项培训和指导工作,为民警出庭作证做好心理和庭审技巧方面的准备。

审判中心主义视野下侦查鉴定工作之反思

以审判为中心的诉讼制度的实质是审判的实质化,要求审判环节处于诉讼的中心地位,对整个诉讼进程起主导作用。以审判为中心的诉讼制度改革理念对侦查鉴定工作的开展提出了更加严格的要求,需要侦查机关结合自身的具体情况,对侦查鉴定工作进行反思,修正现有的侦查鉴定工作模式,推动以审判为中心的改革理念在侦查鉴定工作实践中的深化落实。

“审判中心”视角下律师侦查阶段阅卷权探析

提升辩护力量是破解“侦查中心”、促进“审判中心”地位的重要途径。在我国,由于侦查权强大、辩护权不受重视以及开放侦查卷宗可能引发风险等原因,律师阅卷权作为辩护权的重要内容在侦查阶段还没有被确定。从转变“侦查中心”、增强辩护力量、配套“审判中心”诉讼制度改革来看,现阶段我国赋予律师侦查阶段阅卷权已十分必要。考虑到完全开放侦查卷宗可能带来信息泄露、人身安全威胁等风险,可以参考域外阅卷制度设计,有限度地确认我国辩护律师侦查阶段阅卷权,明确辩护律师有权查阅犯罪嫌疑人供述、辩解、有犯罪嫌疑人参与的侦查行为笔录以及相关录音录像,并配套相关技术保护措施,保障律师在侦查阶段顺利、合法地阅卷。

论以审判为中心的诉讼制度改革

以审判为中心的诉讼制度改革,实质上是强调审判阶段尤其是第一审程序中的法庭审判在整个刑事诉讼程序中的中心地位,强调把事实认定和证据采信限定在审判阶段,并通过制度提升法院的权威,保证判决的终局性。为此,一方面,应当对现行刑事审前程序进行诉讼化改造,引入司法令状原则,加强检察机关对公安机关侦查工作的引导和监督,通过权力制约,保障犯罪嫌疑人的诉讼权利。另一方面,应当对法庭审判进行实质化改革,确立、完善证据开示制度和庭前会议制度,改革全案卷宗移送制度,贯彻直接言词原则。此外,以审判为中心的诉讼制度改革,还要求全面落实证据裁判原则,落实非法证据排除规则,贯彻疑罪从无原则。

审判中心内涵再讨论--基于理论、制度及实践视角

国内法学界对于审判中心这一范畴的理论阐释存在理论逻辑不清晰的缺陷,对审判中心内涵的理论阐释既不深入、也不系统,对于审判中心这一范畴的理论内涵的探讨陷入了方法论立场上的实用主义。审判中心在理论层面称为审判中心主义,主要指以居中裁判职能发挥作用为指引的反映刑事诉讼程序纵向结构和横向结构规律的程序结构思想。制度层面的审判中心称为以审判为中心,即保证庭审在查明事实、认定证据、保护诉权、公正裁判中发挥决定性作用。实践层面的审判中心称为庭审实质化,主要是保障判决基础来源于法庭。

审判中心主义的检察应对

审判中心主义是司法最终解决原则在刑事诉讼中的具体体现,世界两大法系国家的刑事诉讼活动大都体现了这一原则。审判中心主义意味着诉讼活动以审判为中心,诉讼制度和诉讼程序围绕审判而构建和展开。检察机关在以审判为中心的诉讼制度改革中应当更新观念,采取有力措施革除侦查中心主义和卷宗中心主义的弊端,发挥公诉的龙头作用,推进侦查程序和起诉程序的法治化,并在诉讼监督上立足重点,做到有所为和有所不为。

重提“审判中心主义”

在"侦查中心主义"的消解影响下,长期以来我国刑事审判职能在查明事实、认定证据方面的实质效用得不到充分发挥,呈现出"形式化"这一可怕的司法惯性特征。对此,十八届四中全会强调要"推进以审判为中心的诉讼制度改革"并"保证庭审在查明事实、认定证据、保护诉权、公正裁判中发挥决定性作用"。重提"审判中心主义"必须在界分与其他主义关系的基础上,重新审视其与案卷移送方式、无罪判决率和案件证明标准之间的认识误区,将强化以庭审为中心的事实认定机制作为改革的突破口,借力贯彻直接言词原则、坚持疑罪从无、继续推动辩护律师程序参与等措施根除旧病。

审判中心视野下立案公开制度探究

2014年10月召开的中共十八届四中全会深入探讨了依法治国方略以及实施路径,指出"要推进以审判为中心的诉讼制度改革",特别强调了审判特别是庭审在刑事诉讼中的关键性地位。立案是整个刑事诉讼程序的开启程序,也是侦查程序的开端,因此立案公开又是促进"侦查中心"向"审判中心"进行转变的关键一环。目前我国的立案公开虽有成就但是仍有缺陷,需要在"审判中心"的指导下,继续完善立案公开制度。

论我国民事诉讼制度改革也要以“审判为中心”

"以审判为中心"的诉讼制度改革并非刑事诉讼的专利,民事诉讼也要"以审判为中心"进行改革。司法实务中,裁判者一味地追求调解严重地偏离了司法规律,人民法院俨然成为了"调解法院",必须强调以"审判为中心"。强调以审判为中心并不意味着让审判与调解在数量上进行"斗争",而是通过调解规范化、庭审实质化、裁决的示范化,实现从调解为中心到审判为中心的转变,达成主次分明为前提的审判与调解相得益彰的新局面。

审判中心诉讼制度改革对提升公安执法质量的思考

以审判为中心的刑事诉讼制度改革对于重构中国刑事诉讼制度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和深远的历史意义。这一改革措施是分阶段渐次进行的。现阶段的改革目标是在现有法律框架不改变的情况下,对执法权、司法权的运行机制进行改革。这一改革对公安刑事执法提出了巨大挑战,公安机关应当按照面向审判、规范执法的要求,从转变执法观念、公正规范执法、运用大数据和现代科技手段增强执法能力、加强内部执法监督并自觉接受外部监督、加强执法队伍专业化规范化建设等方面综合施力,全面提升公安刑事执法质量。

论刑事诉讼中控辩双方卷证的平等使用

刑事案卷是开展刑事诉讼程序和产生诉讼结论的主要依据,是认定案件事实和决定法律适用的主要信息载体。刑事案卷是刑事证据的主要来源。实务中存在控辩双方使用卷证不平等的诉讼现象,主要表现为控诉方更早接触卷证、控诉方优先选取案卷材料作为证据使用,控诉方在庭审中可以就卷证主动发表意见而辩护方只能被动质证等。主要成因在于刑事案卷形成不规范、对侦查机关制约有限且控诉方较辩护方享有制度性优势等。如若确立侦查机关的客观义务,保障辩护方的调查取证权,明确案卷移送和证据提交的关系,完善证据不存在“三性”“两力”争议时控辩双方的意见发表程序,有助于实现控辩双方对刑事卷证的平等使用。

“以审判为中心”与审前程序改革

"以审判为中心"的诉讼制度改革突出庭审实质化目标,必然涉及审前程序的改革与优化。"以审判为中心"的前提和基础应当是侦查程序和审查起诉程序。审前程序改革涉及重塑侦、检关系和协调侦、检与审判关系两个维度。在全面贯彻证据裁判原则的基础上,侦查程序改革突出"由供到证"模式,建立取证指引制度以实现侦查行为规范化,革除"侦查中心主义"积弊;审查起诉程序改革则应着重退回补充侦查制度的规范化,健全驻所检察工作中对侦查活动合法性的核查机制;契合认罪认罚从宽制度改革趋势,保障控辩双方量刑协商机制的合法性、正当性。

“显性偏见”抑或“隐性偏差”——刑事审前程序中的认知偏差及其程序控制

除了“生硬”地违反刑事诉讼程序,冤错案件的形成还可能来自“根深蒂固”的显性认知偏见或“无意识”的隐性认知偏差,尤其是审前程序的主导性偏见以及偏见传递的制度性路径,可能导致审前程序中的认知偏差传递至后续刑事诉讼程序进而产生系统性的负面影响。刑事诉讼审前程序改革进程中,应当遵循“认知主体之实质多元”“认知行为之及时监控”“认知构造之有效平衡”的认知原理,进而探索检察介入侦查的认知基础、“捕诉合一”改革的认知保障,并且以检察机关主导责任为中心平衡审前认知构造。

福建龙岩:推进“市县主战”警务改革

今年5月以来,福建省龙岩市公安局深入贯彻落实公安部、省公安厅关于“市县主战”警务改革部署,开启多警种融合“大侦查”模式,成立龙岩市公安局融合侦查中心,并实体化运作,全力打造“市县主战”警务机制改革龙岩样本,实现质量、效率、动力大变革,助推侦查打击工作提质增效。

论刑事笔录证据运用的模式转型

笔录证据是我国法定证据的一种表现形式,在刑事诉讼中发挥着重要作用。作为刑事诉讼运行的两种模式,"侦查中心"与"审判中心"是观察笔录证据运用模式的有益视角。在"侦查中心"的视野下,笔录证据呈现着适用过量、审查不足以及优先采信三种特点;在"审判中心"的视野下,笔录证据则受到了适用限制、严格审查以及程序性保障等方面的规制。基于此,笔录证据需要从证据范围的适当限制、形成过程的程序性保障以及审查程序的层次化构建三个方面入手,完成从"侦查中心"到"审判中心"的模式转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