侦查到案制度:从现实到理想——一个实证角度的研究

传唤、拘传、口头传唤、留置、抓捕构成了实践中的侦查到案措施体系。对三个典型地区公安机关的调研表明,法定到案措施与非法定到案措施的适用明显错位。根据研究资料分析:审批程序耗时与到案期限紧张这两个因素造成了法定到案措施适用率低下;相比而言,非法定到案措施具有适用条件灵活、适用机制简便、适用手段具有不同程度的强制性以及适用期限弹性较大等特点,由于这些特点,侦查人员较愿选择非法定到案措施。实践中到案措施体系的犯罪控制功能显而易见,从程序正当角度评价,这一体系的运行既有权力控制的倾向,也有权力滥用、不当限制权利的倾向。侦查到案制度的改革应坚持犯罪控制与人权保障相平衡的理念,汲取实践中的理性做法,适当参考国外同类制度,建立一个逻辑严密、协调一致,能够充分应对各类案件特点和证据条件的到案措施体系。

侦查到案措施:一个初步的制度解析

到案措施是一种侦查权力,具有命令性和强制性特点。我国历代官府都以强制到案措施的使用为主,"捕"或"逮捕"构成传统强制到案措施体系之核心。从功能角度,当代主要法治国家的立法无一例外地规定了多种到案措施。我国现行到案措施制度不仅体现了对传统的继承,也有所发展,这种发展源于对西方制度的借鉴,包括传唤制度与附带期限制度。传唤制度在强制措施之外为侦查机关提供了柔性的手段选择;附带期限制度直接限制侦查权力运作的时界,强化了对犯罪嫌疑人的自由保障。两种制度的基点均是更好地保障人权,形成了既具有传统的行政化倾向,又具有西方式人权保障色彩的侦查到案措施制度。

侦查到案制度之理论建构——从阶段论角度的展开

对于侦查到案制度,无论是个别化研究还是整体性研究,均将研究对象限定为到案措施本身,从而在一种辅助意义上理解到案措施的功能。阶段论研究更具有理论价值和实践意义。我国的侦查到案是侦查程序的"中间阶段",现代法治国家则多为"终结阶段"。它们的共同特征是,到案阶段以确认或排除侦查对象的犯罪嫌疑为基本功能,而到案功能的实现以短暂限制嫌疑人的人身自由为基本手段。从阶段论角度,侦查到案制度包括到案措施制度、到案羁留制度和案件处理制度。

我国侦查到案制度沿革述评

建国以来,我国侦查到案制度一直处于变动之中,实践与制度也有较大差距。第一阶段的基本特征是拘留与逮捕并用,"权力-权利"关系格局强弱悬殊,违背了基本的程序公正。第二阶段的基本特征是收容审查畅行,警察权力强大且缺乏约束,犯罪嫌疑人虽有一定的羁押待遇保障,但缺乏最基本的程序性权利。第三阶段的基本特征是法外到案措施的普遍化,法定到案措施并未得到有效运用。针对当前问题的关键在于通过立法进一步扩展到案措施体系,明确规定滥用到案措施的法律后果。

我国侦查到案制度研究

我国目前法定的侦查到案措施在实践中却是很少使用,而法外的侦查到案措施普遍的存在,造成公安机关在侦查中的程序不合法。许多学者针对此问题进行研究并提出了改革之举,但都存在一些问题。本文综合分析目前学者的建议,探求我国侦查到案制度的改革之路。

新《刑事诉讼法》背景下侦查到案制度实施问题研究

为了提高侦查效果与加强人权保障,修改后的《刑事诉讼法》新增了口头传唤措施,并延长了传唤、拘传期限。对两个经济水平差异较大的地区的考察发现,新法实施以来,口头传唤和留置适用率很高,而拘传或传唤很少适用,这与其被扩张性适用和强制性适用直接相关,而到案后的羁留期间被侦查机关任意控制,虽能满足侦查需要,却极易侵犯犯罪嫌疑人人身自由。无论是根植于侦查实践的合理性需要,还是域外立法或司法的成熟经验,均映射出我国现行侦查到案制度中权力配置的内在矛盾——无证到案手段的不足与临时性羁留权力的过度。长远地看,解决这一矛盾需要在立法层面进行制度重构,最终目标是建立以无证到案措施为主的到案措施体系,以及到案后的期间控制与司法审查制度。

侦查到案制度比较研究

从侦查目的和犯罪嫌疑人诉讼命运的认知角度,在法国、英国和我国,侦查到案都是刑事程序的关键性阶段。对于如此关键的诉讼阶段,法、英警察拘留的制度和实践主要有三方面的经验。与法、英两国的经验对照,我国侦查到案制度存在的主要问题包括:其一,在到案措施适用环节,侦查权力所受的规范限制过严,而实践中又过于随意。其二,在到案羁留环节,不仅侦查权与犯罪嫌疑人的权利严重不均衡,必要的权力监督机制也基本阙如。其三,在案件处理环节,中间程序的设置不利于理性侦查,继续侦查的羁押化处理不利于犯罪嫌疑人权利保障,整体上则降低了侦查程序的效率。基于此,我国侦查到案制度的未来改革应当遵循动态均衡的价值准则,技术路径上,既应关注到案阶段整体构造的合理性,也应重视局部环节的完善。

侦查到案:查证功能与期限配置

对三个地区公安机关的考察发现,到案阶段具有强大的查证功能。这表现在:一方面,到案阶段的查证活动是形成案件证据体系的重要基础。另一方面,到案阶段的查证活动能够在相当程度上决定侦查和诉讼的方向。然而,法定的到案期限却不能充分适应这一功能,从而导致传唤、拘传等法定措施的适用率很低,刑事诉讼法没有规定的留置、口头传唤、抓捕等措施反而被大量使用。解决这一问题的关键是适当扩展到案期限,并通过审批程序予以合理限制。

论“从人到案”侦查模式

“从案到人”和“从人到案”是刑事侦查工作最基本的模式,但当前这两者发展不平衡,对推行“从人到案”侦查模式存在认识上的误区。强化“从人到案”侦查模式具有必然性,必须加强和规范刑事情报信息工作;组建和壮大情报信息专业分析工作队伍,建立和完善有效线索工作机制和专案侦查机制。

基于人、机到案层面的手机数据收集与研判

到案措施在程序法中是一个非规范性的概念框架,嫌疑人手机物证到案后基本有关机、屏蔽和持续开机等三种处置措施。对与手机相关的电子数据收集可按照易失性数据、应用性数据和后台库载数据的顺序进行,并可考虑从案事件要素、行为心理、证据体系等视角对手机数据等相关证据开展临场研判工作。

论网上通缉误认

网上通缉是一种重要的侦查到案措施,为全国公安机关各警种参与追逃工作提供了一个稳定、规范的协作机制,构建起"全警立足本地区、本岗位、本警种抓全国逃犯"的扁平化侦控格局。但因诸多原因,网上通缉也会出现"对象不能型"的误认,严重损害了侦查工作的公信力和执行力。应不断完善警务信息化综合平台与其配套制度,切实减少引发网上通缉误认的因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