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侦查引导权及其运行机制——以“检察机关派驻侦查机关试点工作”为视角

在侦查机关设立"检察官派驻侦查机关检察室",是检察权进入侦查程序的创新实践,是侦查引导权的具体行使。检察官作为中立的"法律守护者",在派驻检察室中应准确把握侦查引导权的权力范围和具体职能。检察官客观义务理论和公诉准备观是侦查引导权的理论基础。侦查引导权及其运行机制的确立是对中国二元侦查体制下的检察机关对侦查活动事后监督的必要补充,是实现检察机关对侦查活动的法律监督的有效保障。

论侦查引导权及其运行机制——以“检察机关派驻侦查机关检察室”为视角

侦查引导权是检察机关被动性的间接侦查权和自主侦查权之间的机动空间,能有效实现侦查控制和侦查独立动态平衡。侦查引导权及其运行机制的确立是中国二元侦查体制下的检察机关对侦查活动事后监督的必要补充,是实现检察机关对侦查活动的法律监督的有效保障。

论侦查引导权及其运行机制——以“检察机关派驻侦查机关检察室”为视角

在侦查机关设立"检察机关派驻侦查机关检察室",是检察权进入侦查程序的创新实践,其权能基点是超越侦查监督权和公诉权范畴的独立权能,即侦查引导权。侦查引导权是检察机关被动性的间接侦查权和自主侦查权之间的机动空间,能有效实现侦查控制和侦查独立动态平衡。侦查引导权不同于侦查指挥权,是对被动性间接侦查权缺陷的弥补,侦查引导权中应处理好与侦查监督权和公诉权的关系。对于侦查引导权的具体制度设计,在确定"检察机关派驻侦查机关检察室"的权力边界时,可以从实体边界和程序边界对其进行划分。

检察机关“介入侦查引导取证”的理论重塑——兼论制度的可行性

检察机关介入侦查引导取证的理论和实践在我国一直停滞不前。2015年,最高人民检察院第一次明确提出具有可行性的基本方案,以往对该制度的排斥主要来源于对该制度本身定位不明、动摇检警结构的平衡、影响侦查效果等的质疑。最高人民检察院此次提出的改革方案和以往的"提前介入"有明显不同,只是希望建立起检警双方的工作沟通,并不是对检警关系的颠覆性变革。在以审判为中心的改革背景下,本次改革可以提高起诉质量,符合检警双方共同利益,应当尽早形成具体制度。

论检察机关的侦查引导权

在刑事诉讼中,检察机关处于侦查和审判的中间环节,起着承上启下的作用。因此,如何充分发挥检察机关的控诉职能,从公诉活动的角度对侦查阶段证据的收集和固定进行必要的引导,以保证案件质量,达到公诉目的,确有探讨之必要。在此须要指出的是,我们所说的是引导侦查而不是指挥,引导与指挥有本质的不同。指挥具有直接性,指挥者的主观意图体现在被指挥者的具体活动中,由此主导整个行为的过程,指挥者是行为责任的承担者;引导则不同,它只有间接性,是一种引领或规范,引导主体不直接参与,只是以一种超然的态度按法定要求对侦查行为的合法性进行审视和指正,对侦查活动的程序性进行审查与规范,对侦查取证提出符合诉讼标准的要求,对整个侦查活动从方向上进行把握与控制,而不干涉具体的侦查行动,对侦查活动中的违法行为则应提出纠正意见。

浅论检察侦查引导权

侦查引导是侦查监督的一个有机组成部分。在我国现行法律中确立的侦查监督只是一种事后监督 ,即审查批准、审要起诉和对侦查活动是否合法进行监督来实现的。这不利于侦查监督的实现。因而有必要确立检察引导侦查制度 ,让检察机关提前介入侦查活动 ,引导侦查机关的侦查活动 ,并对侦查活动实行有效的监督。

捕诉一体化背景下加强侦查监督的路径探索——以检察引导侦查的视角为切入点

侦查监督主要指的是检察机关对侦查机关刑事诉讼中的侦查活动是否合法进行的专门性法律监督。近年来,众多学者和司法工作者围绕侦查监督的研究成果甚丰,但是在捕诉一体化改革后,检察引导侦查目标的重新提出新的背景下,对侦查监督也出现了新的讨论和争议。本文集中阐述了在捕诉一体化改革背景下检警两方由于检查引导侦查模式的重新提出导致的侦查监督新问题,就未来的侦查监督特点和方向提出了个人的看法。并就目前的司法实践背景下,提出了加强检察机关进行侦查监督的改善路径。本文主要创新体现在就被重新提出的检查引导侦查视角为切入点,研究侦查监督的完善路径。

检察机关提前介入刑事侦查机制的法治内涵及制度完善

检察机关提前介入刑事侦查机制具有监督和规范侦查活动的功能,对确保侦查阶段调查取证方向的精准性、推动认罪认罚从宽制度的贯彻以及降低刑事案件“案-件比”具有重要的法治价值。然而提前介入刑事侦查机制仍面临着立法供给不足、检警沟通机制不畅、介入时机和内容难以把握以及缺乏可靠的成效评价机制等现实短板。为此,需要推动提前介入刑事侦查机制的立法完善,依托数字化技术打破检警信息壁垒,明确提前介入刑事侦查机制的实体和程序性条件,建立客观、公正的评价标准,将提前介入刑事侦查的成效纳入检察官工作绩效考核,从而推动提前介入刑事侦查机制功能的充分实现。

试论检察引导侦查的理论基础

针对理论依据的争议,对侦查监督说、公诉职能说、综合说、制约与配合说进行了评析,指出侦查监督权不能涵盖引导侦查的全部内容,公诉职能理论存在缺陷,综合说的实质应为法律监督权,制约与配合说难以自圆其说,认为检察引导侦查的理论依据应是法律监督权。

检察引导侦查与公诉引导侦查合理性辨析

作为取证引导机制改革的不同模式,检察引导侦查与公诉引导侦查在改革目标和实施体系等诸方面都存在明显差异性,两者不宜混同使用。旨在强化法律监督的检察引导侦查,其引导模式与法律监督的属性互为冲突,难以实现侦查监督与服务公诉之双重目的。以提高公诉质量和效率为目的的公诉引导侦查不同于我国"严打"时期的联合办案,并不违背当前刑事司法改革理念,其更注重我国侦查实践中具体问题的解决而不失为现实条件约束下提高侦查取证质量的一种相对合理的路径和方法。

“检察引导侦查”机制的反思与展望

检察引导侦查改革近年来逐渐成为检察工作的热门话题,也被视为刑事司法新观念和目前检察机关的工作重心之一。通过对检察引导侦查的法理基础、法律依据、价值与成效等问题进行分析,可以看出检察引导侦查这种检警关系机制研究不能以某一个流行命题为基本出发点,而应当把它置于具体的刑事司法理论及实践中去。

论黑社会性质犯罪中“组织性”证据的收集——兼论检察引导侦查的可操作性问题

"组织性"证据,是指证明实施犯罪的集团是黑社会性质犯罪组织的证据材料。实务中,由于主客观两方面的原因,"组织性"证据的收集存在三方面的突出问题。因此,有必要明确"犯罪的组织性"是"组织性"必要构成,明确"组织性"证据收集的途径和具体规格,同时加强警、检协作和追逃力度。

检察引导侦查的价值评价

近年来在司法实践中出现的检察引导侦查的举措,引发了理论界和实务界的纷争。检察院作为我国的法律监督机关,进行引导公安机关的侦查活动是履行法律监督职能的体现,反映了建立具有中国特色的侦查监督制度的迫切要求。建议将"检察引导侦查"改为"检察监督侦查",同时要从对象、时间、方式上限制侦查监督,包括监督侦查的对象的特定性,即仅对重大疑难案件进行侦查监督;侦查监督具有阶段性,即必须在破案后固定证据阶段进行侦查监督;侦查监督具有单方性,即不得召开联席会议。

公诉引导侦查的探索与完善

公诉引导侦查是加强公诉工作的必然要求,也是完善侦诉关系的发展方向和强化法律监督的有效途径。在司法实践中,检察机关从探索对新类型案件的引导、适时介入引导自侦案件、构建主动介入的引导工作机制,以及实行专业化引导侦查模式等方面对公诉引导侦查工作模式进行了积极的探索。当然,还需要进一步推进公诉引导侦查工作的制度化建设、加强捕诉配合衔接、畅通工作流程,并加强公诉人的引导侦查能力建设。

大数据时代“数据信息引导侦查”模式研究

"数据信息引导侦查"模式是"信息引导侦查"模式在大数据时代的创新产物,具有坚实的理论与实践基础。但是,"数据信息引导侦查"模式具有典型的双面性,需要明确合法性、及时性、准确性、适度性的原则。在实践架构中,"数据信息引导侦查"模式首先在共享层面要加快构建数据仓库,其次在分析层面要提升基于云计算的OLAP与数据挖掘技术,最后在制度层面要完善一体化机制、信息化主体、保密性制度。

论检察引导侦查机制的健全与完善

检察引导侦查机制是司法实践中发展起来的一项制度,它合理地处理了刑事侦查权和检察权之间的关系,较好地保持两者的距离和张力。该项制度需要通过理论和实践的发展形成体系,在引导原则、主体、范围、方式等内容上进一步完善。

中国检警关系的侦查监督与引导侦查之维探讨

侦查监督是中国检警关系的主要方式,但存在运行时间滞后、方式僵化和效力不足等问题,原因是检警关系疏离和检察机关难以深入介入侦查。目前,检察机关侦查监督主要通过审阅公安机关移送的案卷进行监督。国外的检警关系有检警一体型和检警协作型两种,但都离不开检察引导侦查,形成比较合理的检警关系。在刑事诉讼领域,中国把检警关系从侦查监督调整为引导侦查,有其可能性和可行性,并且可以妥善解决侦查监督面临的问题,因而应该在法律中规定检察引导侦查,明确其启动、范围、时间、关注重点、效力等事项。

浅谈检察机关公诉部门引导侦查取证机制的建立

公诉引导侦查取证是检察机关与侦查机关"分工合作、互相配合、互相制约"关系在追诉犯罪过程中的具体体现。公诉引导侦查取证不仅是加强公诉工作的必然要求,也是完善侦诉关系的发展方向和强化法律监督的有效途径。为了有效解决现行侦诉关系运行中存在的问题,检察机关从探索公诉引导侦查取证机制的建立,推进公诉引导侦查取证的制度化建设,建立公诉引导侦查取证保障体系入手,与侦查部门形成了指控犯罪的战斗堡垒,进一步提升了检察机关有效指控犯罪,维护法律公平正义,强化法律监督职能的能力。

关于“检察引导侦查”的冷思考

根据现代法治理念、一般法理和现行法律规定及立法精神进行审视 ,“检察引导侦查”的命题、法理基础、法律依据、价值与成效都是值得反思和质疑的。由于涉及到立法制约和警检关系处理等复杂问题 ,“检察引导侦查”在绝大多数情形下只能是一个不切实际的单方意愿。推行“检察引导侦查”机制而带来的一系列负面价值与危害是客观存在且不容回避的。将“检察引导侦查”视为当今世界侦查发展的趋势 ,完全是个错误的判断。

公诉引导侦查的保障机制研究

近年来,检察引导侦查机制研究逐步具体化为公诉引导侦查模式的探讨,公诉部门介入侦查引导取证,可以起到规范侦查、辅助诉讼的效果。但实践中依然存在着公诉效率受侦查效果牵制、侦查取证瑕疵转化为公诉压力等问题,公诉明显处于引导乏力的被动状态,而如何构建起强有力的引导保障机制就成为当前亟需解决的重要课题。文章从公诉引导侦查的实务问题出发,就公诉与侦查之间的机制性矛盾、公诉之于侦查的导向地位进行剖析,并从实体与程序两方面就公诉引导侦查的保障机制提出基本构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