检察机关自行补充侦查权的实施困境及纾解——兼论检察侦查权改革

自行补充侦查权是中国语境下检察侦查权的重要组成部分,在检察机关作为国家法律监督机关定位下具有独特的诉讼价值与制度功能。但是,立法的缺失和现实的掣肘导致自行补充侦查权在实践中未能实现其应有的价值。激活这一休眠的检察侦查权,不仅是检察监督本位之思考,还是检察工作现代化之所需。从强化检察侦查权监督性的视角出发,分析自行补充侦查权的实施困境及成因,应当着力从规范化设计、侦查能力建设、协作与制约双向模式三方面探索自行补充侦查权的改革进路与完善路径。

检察机动侦查权运行的优化路径探析

检察机动侦查权是检察侦查权的有机组成部分,是检察机关行使法律监督权的应有之义,也是检察机关履行追诉犯罪职责的必然要求,更是权力制约原则适用的现实考量。检察机动侦查权在实践中的运行困境,应当通过优化路径的方法予以破解,具体包括准确界定机动侦查权的性质、细化并拓展检察机动侦查权的适用范围、明确检察机动侦查权的启动条件、完善检察机动侦查权的监督制约机制等四个方面展开。

我国侦查权配置现状及其优化路径

侦查权作为国家权力在刑事诉讼领域具有非常重要的地位,侦查权配置主要由国家政治制度、刑事制度、法律文化等因素所决定,同时也会对国家的刑事诉讼法律制度产生影响。我国现行的侦查权配置是以公安机关、检察机关和监察机关为主的多元模式。“监察优先”原则奠定了监察机关在职务犯罪调(侦)查和反腐败斗争中的基础性功能,检察机关的“监督型”侦查权也是其作为宪法确定的法律监督机关职能的体现。从目前的司法实践来看,我国侦查权配置存在侦查权限范围界定不合理、侦查权力与侦查能力不匹配以及不同机关之间互涉案件管辖、强制措施适用等方面衔接不顺畅等问题,需要从构建全覆盖的法律职业共同体、合理配置侦查权等方面进行优化。

侦查本位视角下检察侦查权研究

全国检察长会议强调加强检察侦查工作,但现行理论对检察侦查多是从检察本位论的角度展开探讨,忽视了侦查权的性质、侦查程序自身的价值及侦查权配置原理对检察侦查权的决定作用。检察机关侦查业务面临着案多人少、侦查能力、技术装备不足等困境。应从侦查措施执行权、侦查决定权、组建侦查权相对独立的专职部门等层面完善司法警察独立侦查权,呼应侦诉适当分离的需求,助力检察侦查工作高质量发展。

检察侦查权的适用逻辑与实践优化

1979年以来,检察侦查权的发展经历了范围上逐渐限缩、性质上不断回归法律监督属性的演变历程。这一特征决定了检察侦查权力度和精准度的提升是提高法律监督质效的重要手段。而实践中,检察侦查权适用率低迷、案件线索移送机制不健全、存在“自侦、自捕、自诉”等问题,影响了检察侦查权行使力度和精准度的提升。为此,理念层面需要以能动检察为指导,在规范层面确立检察管辖优先原则,适度松绑检察侦查权的启动条件;在配套机制方面,适度探索设立检察侦查部门,建全案件线索发现和移送的衔接机制,借助数字检察提升检察侦查的精准度。同时,要注重检察侦查权的内外部监督与制约的问题。

检察侦查权的制度逻辑与时代走向

检察侦查权与检察机关在历史上相伴相生,我国的检察机关享有侦查权早于其获得“法律监督机关”的宪法定位,二者并不存在先天关联性。在宪制体系中,检察侦查权是侦查权配置的总体逻辑和检察机关基于自身发展的内在逻辑交融建构下的产物。受到宪法实施过程中“法律监督机关”之功能定位的影响,检察侦查权逐渐由“追诉型”侦查权演变为“监督型”侦查权,这种转型对维护检察机关的宪法定位和保障检察权的统一行使和有效运行起到了重要作用。以“监督型”侦查为目标导向,检察机关应紧紧围绕“法律监督机关”的本位对检察侦查权进行体系化建构,在此基础上重组独立的侦查部门和侦查队伍。在完善党和国家监督体系的时代背景下,还须探索检察机关在检察侦查活动中监督监察机关的路径。

检察机关机动侦查权运行困境及其破解——从2018年《刑事诉讼法》第19条第2款切入

2018年《刑事诉讼法》确立的机动侦查权功能定位在于“适时监督、个案正义、备而不用”。着眼未来,机动侦查权“引而不发,应用尽用”灵活地发挥作用才是其功能的发展方向。在近年司法实践中,由于审批程序过于严苛,“重大犯罪案件”“可以”等立法语言模糊,机动侦查权功能未得到充分发挥。因此,应当以既有规范为基础,针对性破解机动侦查权的运行瓶颈,保证其法律监督及犯罪侦查的双重功能得以贯彻。

论技术进步与侦查权的协同演化

技术革新与侦查权的互动在侦查史上呈现出一种协同演化现象。有意识地引入协同演化理论来讨论技术进步与侦查权权变的相互影响、相互作用,可为在侦查科学化与法治化双重目标中寻求平衡点,也有利于回应侦查技术快速迭代时有关“技术赋权”“技术限权”等争议。在技术进步的背景下,侦查扩权和限权在不同领域同时出现,需要侦查主体站在协同演化视角,遵循法治理念审慎甄别,在寻求“技术赋能”的同时,以更先进技术和更好制度去规制技术的“法外赋权”。

刑事侦查权控制机制的完善策略

在当前我国的形式侦查权控制机制的构建上,其依然存在较多的问题和不足。虽然一直以来我国对形式侦查权控制机制的构建十分关注,也采取了一系列的积极措施用于推动形式侦查权机制的优化和完善,但是在具体的实践应用领域依然还存在许多需要优化和完善的地方。本文在观点论述的过程中,围绕我国既有的刑事侦查权控制机制出发,针对其具体的应用以及存在的不足进行了观点的论述和分析,并立足发展的视角,针对如何推动刑事侦查权控制机制的完善给出了相应的完善对策。希望通过本文的观点论述,为更好的优化我国刑事侦查权控制机制构建提供经验分享和借鉴。

数字法治视阈下侦查权扩张的理性审视

为探索解决当前我国侦查权扩张呈现出侦查时空范围、侦查主体范围、侦查权能范围以及侦查活动作用对象扩大化的趋势问题,在理性审视侦查权的扩张现象基础上,全面分析了内在与外部的合理因素,进而提出应通过构建完善数字法治监督体系、以立法规制权力、强化个人信息数据权利保护等措施将侦查权限制在合理范围,从而实现制度优势和科技优势的聚合。

监察体制改革背景下检察侦查权运行机制研究

检察侦查权作为检察权派生而来的"子权力",其同样承继了检察权"司法权"及"法律监督权"的二维向度。监察体制改革虽然削弱了检察侦查权的司法属性,但从整体制度设计来看,却更加凸显了检察侦查权的法律监督属性。在监察体制改革的时代语境之下,检察机关应该以服务法律监督职能为根本宗旨,以补充侦查权为基石,以直接侦查权为支点,以机动侦查权为抓手,理解好、建构好、运用好新检察侦查权。

检察侦查权运行机制研究

检察侦查权是检察机关履行法律监督职能的一项手段性和保障性权力,具有鲜明的法律监督属性。2018年《刑事诉讼法》修改后,以直接侦查权、补充侦查权、机动侦查权为主体的检察侦查权体系架构基本形成。在权力运行过程中,检察侦查权存在直接侦查权启动不自由、补充侦查权运行不积极、机动侦查权行使不顺畅等问题,制约了检察机关法律监督效能的提升。究其原因,在于直接侦查权的运行范围模糊、补充侦查权的运行规范缺失、机动侦查权的运行程序繁杂。为保障检察侦查权的良好运行,建议细化检察侦查权的运行范围,规范权力运行边界;完善检察侦查权的运行程序,破除权力运行障碍;健全监检衔接的协作机制,避免权力运行冲突。

论近代中国侦查权配置格局的演变及其运作机制

北洋政府统治时期,基本沿袭了清末的侦查权配置模式和运作机制,大体形成了具有大陆法系特点的职权主义侦查模式。南京国民政府时期,一方面沿袭了清末和北洋政府时期侦查权配置格局和运作机制,同时也学习欧美经验,对西方现代侦查模式的学习移植和本土化改造不断推进,最终在法律形式上逐渐形成了大陆法系“职权主义”的侦查模式。

检察机关机动侦查权制度及其适用的检视与完善

我国检察机关的机动侦查权在部分地区呈现激活态势,但在全国范围内整体上仍处于低位运行状态。目前,该权的适用存在启动的前提条件模糊、程序条件过于苛刻、适用案件有限、权力归属不明等问题。其原因在于机动侦查权性质未获得准确定位。该项权力的应然定位是“整体意义上的法律监督权”与“个案意义上的侦查权”之双重性质的耦合。因此,应当兼顾机动侦查权的谦抑性与能动性,优化机动侦查权适用的实体与程序条件,完善机动侦查权的行使与协助体系。这样才能切实发挥此项权力功效。

刑事侦查权的司法控制

刑事侦查权是刑事诉讼的重要组成部分,但其滥用和不当行使常常导致被告人的合法权益受损。本文旨在探讨刑事侦查权的司法控制方法。首先介绍了刑事侦查权的定义、基本原则和适用范围,接着分析了刑事侦查权在司法实践中存在的问题,包括滥用、程序性问题和证据真实性问题。最后提出了相应的司法控制方法,包括加强法律制度建设、建立有效的监督机制和强化证据保护制度,以确保刑事侦查权的合法、规范和有效。

我国检察机关侦查权调整及其互涉案件程序的探讨

我国2018年《刑事诉讼法》修正案删除了检察机关对贪污贿赂等案件行使侦查权的规定,确定了对司法工作人员利用职权实施的侵犯公民权利、损害司法公正的犯罪的侦查权,修改了侦查的概念,增加了中国海警局对海上发生的刑事案件侦查权。检察机关基于刑事诉讼法与监察法的衔接获得了对监察委员会移送案件的补充侦查权,以至于架构了对部分案件的自行侦查权、机动侦查权和补充侦查权的侦查权体系。由于检察机关因侦查权的结构变动,致使其侦查的案件与监察机关调查案件存在的互涉案件遭遇复杂情况,特别这类互涉案件不再采用以主罪为主来确定案件侦查与配合的侦查主体关系,致使特定条件下补充侦查趋于困难。应当厘清刑事诉讼法与监察法应有的衔接机制,重构检察机关侦查权的行使程序,以保证监察法与刑事诉讼法有关检察机关侦查权的有效实施。

我国检察机关职务犯罪侦查权嬗变与反思

我国1996年刑事诉讼法对检察机关职务犯罪侦查权的限缩,主要源于检察院自侦权和机动侦查权的不当扩张。2018年刑事诉讼法对检察机关职务犯罪侦查权的限缩,则是为了实现刑事诉讼法与监察法有效衔接,保留的部分职务犯罪侦查权主要是为了防止检察机关对诉讼活动法律监督乏力。在检察机关内部对保留的此部分职务犯罪侦查权采取了“集中管辖为主,属地管辖为辅”的配置模式。在处理与监察委员会的关联案件上,则采取了“监委为主管辖”和“监委全案管辖”两种处理模式。检察机关意图通过保留的此部分职务犯罪侦查权来强化对诉讼活动的法律监督,在实践运行中可能存在无法克服的悖论和缺陷。检察机关在职务犯罪侦查权不断限缩的情况下,应当另辟蹊径来强化其他方式的法律监督职能。

论我国职务犯罪侦查权重构

面对权力型的职务犯罪,侦查机关不仅应当享有普通侦查权,而且应当享有更有权威、更有约束力的特殊侦查权。但是,我国检察机关的特殊侦查权缺失,普通侦查权面临内部机构、外部纪检部门的双重分割,造成侦查权的双重缺失,这是反腐败不力的主要原因。因此,在内部应当整合侦查机构,集中行使侦查权;在外部合理划分纪检机关与检察机关的职权,维护侦查权的权威性,是控制职务犯罪的现实选择。

侦查权与财产权的冲突与平衡

侦查权与财产权的冲突与平衡是整个刑事诉讼中财产权保障状况的集中体现。二者的冲突存在于价值层面和实质层面上。司法实践表明,要切实实现财产权保障之目标,就要对侦查权进行限制,包括"以权力制约权力"和"以程序制约权力"。因此,对二者的冲突进行平衡的关键在于设定一个平衡点,即从完善侦查程序的角度着手,设置一系列的制度或机制,既能满足侦查权控制犯罪的需要,又能保证公民合法财产权不受到恣意侵害。

论侦查权独立

有限度的独立是侦查权合理行使的保障 ,而非为侦查权滥用提供理论和制度基础。以往的侦查控制论局限在司法领域 ,而没有考虑到侦查权行使涉及政治、行政、司法三方面要素。主张侦查权的相对独立是将侦查权行使过程中其他权力因素剥离 ,从而有针对地形成另一种科学侦查控制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