特殊侦查权力的授予与限制——新《刑事诉讼法》相关规定的得失分析

当代刑事司法面临的是愈加纷繁复杂的社会，犯罪种类增多，犯罪手段多样化，某些种类的犯罪手段更具有科技化的特征。随着刑事司法人权保障的提升和诉讼对抗性的增强，传统的取证，尤其是取供手段受到严格的程序限制，为刑事司法手段的革新提供了内在的要求，将科学技术手段用于刑事司法已经成为一种趋势。

正当程序下侦查权力约束机制的构建

在正当程序理念的引领下,以正当程序为主线架构侦查权力约束机制。厘清侦查目的,确立侦查中立观,尊重侦查正当程序,增强侦查主体合法行使侦查权的内在约束力;以严格的法律规范、疏密有致的法律体系确立侦查权力法定的正当性;将检察机关对侦查权的约束由"软监督"转变为"硬制约"和"硬制裁",形成强有力的外部制约;合理合法地运用非法证据排除规则,扩张其对侦查权力的约束作用,以证据裁判的标准和要求来规范侦查行为;制裁程序性违法侦查行为,有效保障犯罪嫌疑人诉讼权利救济。

英国通讯截取的最新制度及对我国的启示——基于英国《2016年侦查权力法案》的考察

[目的/意义]英国《2016年侦查权力法案》规定了通讯截取、通讯数据的获取、存留及访问,明确了不同方式在通讯截取中的地位。令状审查的双锁机制、必要性原则等将通讯截取程序丰富化。该法案对我国通讯截取立法具有重要研究价值。[方法/过程]通过比较研究,总结《2016年侦查权力法案》的特色制度及对相关术语的界定。同时对法案进行客观评价,争取为我国通讯截取、刑事电子数据收集及技术侦查的完善提供借鉴。[结果/结论]我国通讯数据截取的程序改革应当坚持两步走的道路,坚持重罪原则和必要性原则,将通讯截取与获取进行区分。

侦查权力的控制如何实现——以刑事拘留审批制度为例的分析

法定的控权机制并没有发挥预期作用,侦查权力容易陷入一种失范状态。以刑拘审批程序为具体研究对象,对四川省三个地区公安机关的考察显示,通过层级式的检查和授权,刑拘审批程序对刑拘权的行使发挥了相当程度的控制作用。从科层式法律程序理论角度解释,正是科层式的权力组织形式为此提供了结构性保障。抛开价值论立场,可以考虑通过完善现行的侦查控权模式来部分解决侦查恣意问题。

侦查权权力属性热议之冷思考

我国学术界对侦查权权力属性的争议主要集中在它是属于司法权还是行政权或司法行政权。我国不实行三权分立制度,因此立法权、司法权和行政权的分类方法只具有纯学术研究意义。以这种三权分类来划分侦查权,必须注意中国不同的国情和司法制度。侦查权力属性争议其实意义不大,我国当前更需要解决的是侦查权权力内容的法定、如何对侦查权进行制约与监督、侦查权行使中的人权保障和救济等问题。

侦查权力的控制如何实现——以刑事拘留审批制度为例的分析

法定的控权机制并没有发挥预期作用，侦查权力容易陷入一种失范状态。以刑事拘留审批程序为具体研究对象，对四川省三个地区公安机关的考察显示。通过层级式的检查和授权，刑事拘留程序对刑事拘留权的形式发挥了相当程度的控制作用。

刑事技術偵查權力的授予與限制

在国家专门机关行使的各项权力中，刑事侦查权对於个人自由权利存在加以限制甚至剥夺的较大可能性，刑事诉讼法修正在保障司法人权方面取得的进展，

安全优先:侦查权的价值、功能与目的

侦查权具有自由和人权的价值、功能和目的,但具有外在性。而安全、秩序是侦查权力的直接和内在尺度。侦查权的安全和自由这内外两重价值、功能和目的,都十分重要,共同规定了现代侦查权力的内容、范围和特点。既不能为了安全而忽视和牺牲自由,也不能够过度夸大侦查权的自由价值和意义,因为,没有自由的安全和没有安全的自由,都是对自由和安全的威胁,既不安全,也无自由。但这不能改变侦查权以安全为优先的价值、功能和目标取向。

刑事侦查程序的正当目的

"目的是全部法律的创造者,每条法律规则的产生都源于一种目的,即一种事实上的动机."长期以来,我国法学界对于侦查制度的研究中,忽略对侦查程序正当目的的思索.1995年刑事诉讼法修改后,我国审判程序引入当事人主义的一些作法,标志着正当程序价值理念在刑事审判领域的确立.但这种对抗机制并未在侦查领域作相应延伸,使得侦查程序与审判程序存在机制的冲突.为了从深层次探求侦查制度改革规律,笔者试从正当程序理论的视角,对侦查程序的正当目的作一探讨.

侦查权利救济措施探析

没有救济的权利,公民权只能是光鲜的一纸具文。在刑事诉讼法中既规定有侦查机关调查证据、查获犯罪嫌疑人的权力装置,也有防止国家刑事侦查权被滥用,防止公民权利被侵害的装置。在现实中,由于对前者的规定缺乏有效的监督制约机制,没有建立起侦查权力违法的制裁机制,而后者的权利规定中,不少又只具有原则性、概括性或宣誓意义,当犯罪嫌疑人的权利受到损害时,往往是救济无门,造成了在侦查阶段权利和权力的失衡状态。要扭转这一状况,必须完善侦查权利救济权的立法机制,切实保障犯罪嫌疑人在侦查阶段的救济权。要建构司法中心主义下的侦查权利救济制度和人身保护令制度,确立特殊救济措施——人身保护令制度。

实现主办侦查员制度由“背景变量”到“前景变量”的角色转换

积极探索建立主办侦查员制度是当前我省公安机关全面深化公安改革实施方案中＂完善执法权力运行机制＂主题中的一项重要内容,它是对现行相对固化的刑侦体制注入活力的变革与举措,建立主办侦查员制度作为一项新的工作模式与机制,一方面为现行刑侦体制带来制度创新与生机,引发刑侦体制在理念、工作模式与工作机制的转变;

论侦查讯问录音录像制度之改革与完善——兼评《刑事诉讼法》第一百二十一条之得失

2012年《刑事诉讼法》第一百二十一条正式确立了侦查讯问录音录像制度,但该制度在实践中存在着事前程序监督不到位、事中实际操作不规范和事后证据利用不充分等问题。在借鉴英美法系国家和大陆法系国家先进经验和做法的基础上,结合我国实际,应当完善制度自身的程序设计,加强侦查权力的有效控制,确保辩护权利的充分行使。

对我国侦查程序中侦查权的思考

侦查活动中,侦查人员刑讯逼供等违法现象屡禁不止,其根本原因在于中国的侦查程序很不规范,侦查机关的侦查权力太大,缺乏必要的、合理的、有效的制约监督机制。

我国侦查程序改革略探——以侦查权为中心

"历史表明,凡是在人类建立了政治或社会组织单位的地方,他们都曾力图防止出现不可控制的混乱现象,也曾试图确立某种适于生存的秩序形式."[1]

侦察监督部门对立案监督案件不仅要有调查权更需要有侦查权

有案不立、立而不结，不报捕、不直诉的现象还在侦查部门中不同程度的存在着，笔者认为，检察院侦查监督部门对立案监督案件没有侦查权是产生这种现象的主要原因之一。侦查监督部门对立案监督案件不仅要有调查权，更需要有侦查权。正确行使侦查权，才能提高办理立案监督案件的质量。原因有三：

主办侦查员制度下犯罪现场勘查模式初探

新的时代背景之下传统的犯罪现场勘查模式已无法满足公安机关打击犯罪的需要,从更深层次上来说是现场勘查中侦查权力的配置出现了问题。主办侦查员制度突出主办侦查员在犯罪侦查中的主体地位,而犯罪现场勘查作为刑事侦查的重要环节主办侦查员在其中也理应具有主体地位。因此,在此基础上可以构建一种以主办侦查员为主体的新的犯罪现场勘查模式,以实现在犯罪现场勘查中侦查权力的合理配置。

侦查与口供

口供在不同的诉讼模式、不同的诉讼阶段、犯罪嫌疑人是否出于自愿和不同的刑事案件中有不同的性质和地位;为了促使侦查机关尽可能合法地取得犯罪嫌疑人的真实口供,我国的侦查程序需要从整体模式到具体制度进行改进。

论贿赂犯罪案件侦查讯问程序的完善

一、贿赂犯罪案件侦查讯问程序概念 贿赂犯罪案件侦查讯问具有很强的程序性。侦查人员基于国家利益和社会秩序的要求，必须依一定的程序运用侦查权查明犯罪事实，获取相关证据；同时，基于个人权利受保护的理念，犯罪嫌疑人被赋予了一系列程序的权利以抵抗侦查权力的滥用和随意侵犯。

试析私人侦探

文章介绍了私人侦探中外发展简况,从社会需求、存在和发展的法理基础、对国家公权力的有力补充等方面阐述了私人侦探存在和发展的必然性,提出了对私人侦探宜疏不宜堵,应建立法律构架,让其在法律的规范下运作。

有必要在我国确立律师在场权——专访中国社会科学院法学所研究员、博士生导师熊秋红

在刑事诉讼中,律师在场权能够制约侦查权力,是维护控、辩、裁诉讼机制平衡的重要手段。我国虽未在立法上确立律师在场权,但是根据相关实证研究,律师在场权在我国存在着可行性基础。就未来如何在我国确立律师在场权,本刊对中国社会科学院法学所研究员、博士生导师熊秋红进行了专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