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我国侦查监听立法的完善

随着现代科学技术的迅猛发展 ,侦查监听技术日益成熟并被广泛采用。由于侦查监听的采用与宪法所保障的公民的的言论自由、通讯自由、隐私权等基本权利紧密相关 ,在使用时 ,常会发生“控制犯罪”与“保护人权”的利益冲突。因此 ,必须规范侦查监听法律制度 。

论刑事侦查监听中公民隐私权的保护

作为一种侦查措施,监听所涉及的法律问题鲜明地反映了侦查中国家公权力与公民个人安全、秘密的私生活权益之间的冲突。本论文试图以公民隐私权保护为视角找出监听中侦查权力的合法界限,进而指出应通过法律的正当程序来平衡侦查权力与隐私权之间的权益冲突,并以此来设计侦查监听的各项程序制度。

完善我国刑事诉讼中监听侦查的立法构想

监听作为一种侦查制度比较典型地反映了公权力所代表的国家利益与公民个人基本权利之间尖锐的冲突。我国刑事诉讼法上对监听缺乏明确规定 ,应借助《刑事诉讼法》的修改来完善监听立法。

论监听侦查的限制

监听作为对付重大犯罪的一种有效的强制措施,易对公民的合法权益造成侵害,因此有必要对监听行为进行限制。包括对监听概念、法律性质的限制,对监听立法依据的限制,对监听实施条件的限制,对监听资料使用的限制。

边防刑事案件侦查中监听与公民隐私权保护研究

随着监听侦查手段在打击边防刑事犯罪过程中越来越多的应用，公民隐私权保护问题也日益突出。分析了监听侦查的概念和特点，以及公安边防部门使用监听侦查手段时的公民隐私权保护问题，研究了当前我国法律对监听侦查措施规定的不足，最后，提出边防刑事案件侦查中监听与公民隐私权保护实现平衡的措施。

监听侦查措施合法性审查内部化的缺陷及克服

目前,我国监听侦查措施的审查制度存在着内部审查流于形式、适用程序不明确、外部监督不完善等问题,极易对公民的个人权利造成侵害。在充分调研我国现实国情前提下,对我国监听侦查合法性审查内部化的缺陷加以梳理分析,并以此为基础研究域外审查制度对我国的启示,提出引进司法审查制度、建立事后救济制度等相关建议,以避免监听侦查措施负面影响的发生,从而发挥其积极作用。

我国监听侦查制度检视

我国以控制犯罪为重的同时越来越注重当事人人权的保护,尤其在相对强制、隐蔽的侦查阶段。监听侦查,作为我国立法未明确规定,但实务中占据技术侦查重要比重的制度,更加的具有隐秘性和强制性,被监听者的权利容易被侵犯。因此应该意识到监听侦查立法的必要性。我国没有针对监听侦查的专门立法,而是模糊的包含在技术侦查制度中,其便于侦查人员实施的便利性和高效性,但是对于被监听者的相关权利却得不到有效保护。监听侦查的启动标准,审批程序,事中控制都存在不足,本文通过借鉴英美法系的美国的监听侦查制度,试图给与我国监听侦查立法构建提出相关建议。

国家安全与公民隐私权的平衡:美国情报监听制度及其启示

[目的/意义]鉴于国家安全维护与公民基本权利保障的衡平,美国在侦查监听之外发展出极为完整的情报监听法制体系,其情报监听规制的经验对我国相关制度的构建有着重要借鉴意义。[方法/过程]通过考察美国情报监听法制的演进,分析美国情报监听制度的基本内容。[结果/结论]可以得出:在我国,构建情报监听制度是社会主义法治国家建设的内在要求,是提升情报收集能力和保障公民权利的逻辑结果。该制度的构建应区分情报监听与侦查监听,采单独立法模式,严格规定情报监听的实体要件和程序要件。

监听侦查的法治实践:美国经验与中国路径

20世纪50年代,我国侦查机关就开始采用耳目监听等秘密方式收集违法犯罪证据。20世纪90年代至21世纪初,国家安全机关、公安机关、检察机关的监听侦查行为相继得到合法化。在这一合法化过程中,我国监听侦查法治实践主要从构建"附需要理由的严格批准程序"和满足"侦查犯罪的需要"的实体性程序这两个方面展开,公民宪法上的隐私权并未在这一过程中得到体现。为保护公民宪法上的隐私权免受监听侦查权的任意侵害,我国监听侦查法治实践应沿着程序性正当程序与实体性正当程序的构建渐次推进。首先,发展宪法上隐私权对监听侦查的防御功能;其次,通过不同层级法院许可令的构建,创设程序性正当程序的控权机制;再次,通过廓清犯罪调查的一般需要与超越法律执行一般需要的特别需要之间的界线,建立隐私期待的适当性和"特别需要"原则这两个实体性正当程序审查标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