庭审翻供的预防与应对——以侦查讯问为视角

庭审翻供是我国刑事诉讼中长期以来较为突出的法律现象。恶意翻供可能直接导致证据链断裂,破坏证据体系的完整性,延缓诉讼周期,降低诉讼效率。就被告人心理而言,翻供通常源自罪责压力下产生的畏罪心理障碍,或自我保护动机驱动下的自我防御状态,抑或“态度系统”支配下的认知不协调。正确对待翻供,预防至关重要,需建立以审判为中心的取证模式,科学规范审讯流程,完善证据体系以强化口供的证明力。在庭审中,应当避免片面视翻供为试图逃避法律惩罚的表现,而应从口供的合法性和有效性、外围证据对口供的印证、翻供的理由和情节等多方面综合剖析,依法裁断。

侦查讯问中情绪管理研究

在侦查讯问过程中,情绪管理是指侦查人员通过对自身以及犯罪嫌疑人情绪状态进行觉察、表达和调节,建立和维持良好的情绪状态和讯问情境,从而保障侦查讯问工作顺利开展的活动。侦查讯问中的情绪管理是以保障侦查讯问工作顺利开展为核心的,其价值集中体现在建立良好的讯问关系,配合侦查讯问方法的使用、提升侦查讯问工作的规范化水平以及促进侦查人员的身心健康等方面。然而,当前消极情绪在侦查讯问中较为常见,在侦查讯问中还面临着情绪管理意识不强、情绪难以识别与分析、情绪调节方法不足等难题。针对以上问题,公安机关应当提升侦查人员的情绪管理能力、探索情绪管理与侦查讯问方法的综合应用、强化行为科学手段对情绪管理的辅助作用,以充分发挥情绪管理在侦查讯问中的重要价值。

浅议侦查讯问法治效能实现路径

在推进以审判为中心的诉讼制度改革背景下,侦查讯具有实现以审判为中心的侦查构造、多重审讯功能以及双重价值平衡的理论价值。面对诉讼制度改革、网络技术革新以及犯罪演变的风险挑战,理应与时俱进转变侦查讯问法治理念、提升侦查讯问主体的综合审讯能力、夯实侦查讯问准备工作、完善侦查讯问标准与侦查讯问制度,实现侦查讯问在刑事诉讼程序中所具有的一系列有利作用、积极结果以及正向价值。

侦查讯问中犯罪嫌疑人罪责感分析及其运用策略探究

罪责感源自个体对自身所犯罪行或不当行为所产生的内在责任感和道德压力,是犯罪嫌疑人在侦查讯问中普遍存在的心理现象。根据罪责感形成机制,罪责感既可能构成犯罪嫌疑人供述的障碍,也可能产生推动其如实供述的动力。侦查讯问中,侦查人员需要对嫌疑人的罪责感进行准确分析并因势利导,以取得这场心理博弈的胜利。

共情技术在“帮信”案件侦查讯问中的应用研究

电信诈骗案件发案数在我国仍然居高不下,其犯罪网络复杂,犯罪手法多样,绝大部分都形成了上下游犯罪的完整链条。帮助信息网络犯罪活动罪作为电信网络犯罪的下游犯罪,案件数量巨大,证据收集困难,对其主观明知的认定困难也给公安机关侦查起诉带来了极大的挑战。“帮信”罪作为一种非接触型犯罪,犯罪嫌疑人的口供发挥着独特的作用,往往也会成为定罪量刑的关键证据。探讨将共情技术应用在拒供态度不恶劣的“帮信”案件的犯罪嫌疑人讯问中,有利于犯罪嫌疑人对其主观明知的如实供述,有利于提高案件办理效率,保证程序公正和实体公正的实现。

侦查讯问人员应具备的能力分析

在众多的侦查措施中,侦查讯问是一种侦查讯问人员与犯罪嫌疑人面对面直接交锋的侦查措施,是一种侦查讯问人员与犯罪嫌疑人之间的心战与智斗。侦查讯问是一项极其考验侦查讯问人员能力的侦查措施。侦查讯问活动冲突性、智识心理博弈性、“面对面”的即时性、互动性、讯问对策整体性等特点决定了要实现有效突破犯罪嫌疑人的拒供心理、识别犯罪嫌疑人的伪装与谎供、查明案件事实真相以及深挖犯罪等审讯任务,侦查讯问人员需要具备敏锐的观察能力、极强的思维能力、灵活的应变能力、良好的沟通能力、优秀的统筹执行能力等基本能力。

论侦查讯问中的律师在场权——一个解释学的论证

法学家们纷纷为确立律师在场权而不断呼吁修改《刑事诉讼法》。但我国1996年《刑事诉讼法》第96条第1款其实早就确立了律师在场权;2012年《刑事诉讼法》虽对1996年《刑事诉讼法》的规定做了调整,但宗旨未变;2018年《刑事诉讼法》继续通过值班律师制度进一步拓宽了该项权利的适用范围。但由于立法表述中缺乏“律师在场权”这样明确的字眼,加上刑事诉讼法解释学的滞后,以及其他一些不容忽视的原因,该项权利并未成为司法实务中真正的权利,而是一度遭到忽略,因此需要通过立法的重新表述或者通过司法解释对具体规则加以明确,同时通过配套制度的完善使该项权利成为侦查讯问中犯罪嫌疑人切实的保障。相应地,律师在场权应当成为一项实质性权利,在场的律师可以为嫌疑人提供现场法律咨询并就相关问题的回答提出建议;侵犯该权利取得的供述应作为非法证据予以排除。

论刑事诉讼法侦查讯问规制位次的调整

按照实施先后顺序对主要侦查措施进行规制是我国刑事诉讼立法的常规做法。犯罪嫌疑人作为刑事案件的实施者,在侦查初期常常并不确定。因此,作为以犯罪嫌疑人为工作对象的侦查讯问行为本不应该出现在侦查工作初期,然而,刑事诉讼法却将其作为首个侦查措施进行了规制。学界认为此举不够合理并将其归因于“口供中心主义”。深入解析此现象及“口供中心主义”背后的因素可知:审讯工作在刑事公诉程序中的先导性和重要性,侦查讯问行为在侦查工作中的重要性,治理刑讯逼供顽瘴痼疾的迫切性,等等,是刑事诉讼立法如此安排的现实原因。但是,侦查讯问与审判讯问工作的显著差异性,侦查人员通过侦查讯问破案、结案的依赖性不断降低,刑讯逼供不再成为侦查工作顽疾的现实性,均使得侦查讯问作为第一侦查行为的规定位次应该调整。破解“口供中心主义”,必须基于现代侦查实践,根据实现侦查工作任务的立案、破案、结案的阶段性特征来确定侦查讯问在侦查措施体系中的位置,它应在“通缉”之后,“侦查终结”之前。

侦查讯问中人工智能应用的现状、困境与突破进路

在审讯中应用人工智能不仅必要而且可行。当前人工智能在审讯中的应用已达到感知智能阶段,主要体现为智能笔录系统、智能心理测试技术、智能证据审查、讯问文本数据挖掘。但现阶段人工智能在审讯中的应用面临一些困境:人工智能和审讯深度融合步履艰难,现有数据资源无法满足智能化审讯,技术层面遭遇法律瓶颈等。对此,应明确人工智能在审讯中应用的定位、构建并应用结构化审讯模式、奠定坚实的数据基础、规制人工智能审讯可能引发的法律问题等。

互动社会语言学视角下侦查讯问语言话语分析

侦查讯问语言是讯问环节警察突破嫌疑人语言、心理防线的重要工具,对侦查讯问语言的掌控很大程度上决定了讯问结果的走向。本文将从互动社会语言学视角,对讯问实例进行话语分析,从会话策略和社会语用两方面总结具有实用性的讯问言语技巧,这对侦查讯问实践效率的提升和效果的实现具有一定理论指导意义。

侦查讯问中共情技术应用存在的问题及其对策

《刑事诉讼法》的进一步完善和以审判为中心诉讼制度的全面深化改革,对侦查人员的讯问水平与取证能力提出了更高的要求。作为心理咨询中一项关键技术,共情技术在侦查讯问领域具有重要的应用价值。但实证研究表明,部分侦查人员应用此项技术的意识不强、应用前的准备不充分、应用中的技巧缺乏。为发挥共情技术的积极作用,侦查人员应当从做好应用前的准备工作、明确共情技术的应用范围、选择合适的共情时机、把握适当的共情限度、优化共情技术的表达方式等方面着力改进。

将思政元素融入公安专业课程建设探索——以《侦查讯问》课程为例

公安院校是培养预备警官的摇篮,承担着为公安机关一线培养应用复合型人才的重要任务。将思想政治教育全面融入公安院校专业课程教学中,是公安院校贯彻政治建校、落实政治建警的重要组成部分。本文以公安院校《侦查讯问》课程为例,从课程改革创新入手,深度挖掘其思想政治理论教育资源,以期为开展课程思政教学提供参考。

公安高职院校“金课”建设的探究——以侦查讯问课程为例

在高校大力建设“金课”的背景下,公安类高职院校进行“金课”建设势在必行。侦查讯问课程是公安高职院校的专业核心课程,课程特有的属性决定了“金课”建设具有可行性和必要性。为了更好地实现课程培养高素质学生和实战型警务人才的目标,需要在课程建设中认真打磨,从课程教学团队、教学设计、课程资源、教学形式、实训建设、结果考核等方面着手,开展“金课”建设,真正实现“教、学、练、战”一体化的教学模式,实现立德树人的根本教育目标。基于此,解读了“金课”的内涵,指出了侦查讯问课程建设中实施“金课”的必要性和可行性,提出了公安高职院校“金课”建设的具体思路,以供参考。

由一起诈骗案件谈侦查讯问能力的提升

诈骗案件是基层公安机关办理数量较多的刑事案件类型之一,以李某诈骗案为例,分析讯问中出现的僵局的原因,总结最终成功获取犯罪嫌疑人供述和辩解的经验,结合公安实践工作,分析现阶段侦查讯问人员面临的困境,从案件讯问中总结经验教训,设计侦查讯问能力提升的具体路径。在讯问前,做好案情分析、证据核实的准备工作、准确地分析犯罪嫌疑人的心理,并选派合适的侦查讯问人员按照既定的侦查讯问策略开展讯问,最终完成侦查讯问的具体任务,实现讯问的总目标。

远程侦查讯问技术应用困境及其突破

人工智能、大数据等技术的应用拓展了刑事诉讼司法实践范围,远程侦查讯问技术应运而生并得到迅速发展。相较于传统讯问技术,远程侦查讯问技术具有规范诉讼活动、及时固定证据和推动案件快速侦破等显著优势。但该技术的应用还面临公安机关间协作配合动力不足、设备及技术发展较慢和证据可采性受到质疑等困境。侦查机关应着力构建协作配合机制,配齐远程讯问设备,引入先进辅助技术,完善程序监督制度,以突破困境、推进远程侦查讯问技术应用。

侦查讯问中同步录音录像制度的实践省思与完善进路

录音录像制度具有规范侦查行为、证明侦查程序的正当性、防止冤假错案的积极作用。录音录像的多元价值属性衍生出过程性与结果性共生互补的证据能力,但目前我国录音录像制度的规定限制了其功能的充分发挥。为消除立法空白所造成的弊端,首先应肯定录音录像制度的多重功能,因应司法实践中规范侦查活动、保证被追诉人供述的自愿性、证明事实等多角度需求。在此基础上,完善司法机关调取录音录像制度,规范录音录像资料移送制度,赋予被追诉人调取录音录像之权利,合理构建被追诉人申请救济的方式,确保非法证据排除规则的有效实施。

公安大数据技术在侦查讯问工作中的应用

公安大数据技术的发展为公安工作带来了全面深刻的变革,特别是以信息为主导的侦查模式已成为当今公安侦查工作可持续发展的必由之路。依托公安大数据,开发公安应用系统和讯问辅助系统,能够在侦查讯问工作中,从证据的获取、固定到形成完整闭合证据链,直至获得犯罪嫌疑人客观真实的讯问结果,发挥重大作用,对推动侦查讯问工作思维转换和有效发展起着重要的推动作用。

我国侦查讯问的刑事诉讼法规制问题研究

目前,我国侦查讯问的刑事诉讼法规制仍需要改善。针对侦查讯问的刑事诉讼法规制的研究还缺乏可行性对策,应当对侦查讯问的刑事诉讼法律规制的概况做出进一步解释,同时,针对侦查讯问的刑事诉讼法规制的现存问题提出相应解决方法。本文陈述了沉默权缺失、引诱欺骗方法的缺陷和录音录像制度问题。对该三大问题提出了有效的解决建议,包括强化对录音录像制度的刑事诉讼法引导、对欺骗引诱手段进行合理规制和落实有限范围内的沉默权。

谈判视角下的侦查讯问方法研究

以往对侦查讯问方法的研究大多是从如何使用证据、说服教育、利用矛盾、情感感化等角度切入的。而从某种意义上来说,由于侦查讯问行为自身具有与谈判相似的某些特性,侦查讯问也可以理解为是一种特殊的谈判。另一方面,随着法治的日趋完善与诉讼模式的深刻变革,完全凭借权力对讯问对象进行压制的“纠问”式讯问方法越来越失去生存空间。借助智慧、策略、技巧的理性审讯方式使得审讯更趋近于一种特殊的谈判了。从谈判这一个新的视角切入,结合侦查实践中的案例,以期带给侦查讯问方法研究一些新的启迪。

论侦查讯问主体的知识结构

为了保证正确执法,依法查清案件事实真相,依法惩治犯罪分子,侦查讯问主体不仅需要具有优良的心理素质,更应掌握多方面的知识。这就涉及到如何建立合理的“知识结构”的问题。只有建立合理的“知识结构”,才有助于切实提高侦查讯问人员的业务素质,才能保证侦查人员驾驭侦查讯问工作,主动出击,有的放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