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香港澳门地区毒品犯罪案件侦查诱惑问题的综述及思考

对于毒品犯罪,中国香港及澳门在法律上均允许警方采用侦查诱惑,借以有效地打击毒品犯罪。他们通过法律形式严格的规定了毒品犯罪案件诱惑侦查实体条件和程序条件,及出庭作证与豁免起诉制度。诱惑侦查在中国大陆早已为侦查实践所采用,在审查认定特情人员介入的毒品犯罪案件时,毒犯的犯罪主观故意问题及特情介入贩卖毒品案件侦查的既遂、未遂认定问题尤为关键。

被侦查诱惑之犯罪刍议

我国确实存在着诱惑侦查的事实 ,被侦查诱惑之犯罪能否被定罪量刑 ,这是一个亟需解决的问题。本文阐述了被诱惑侦查之犯罪应当负刑事责任的刑法法理 ,分析了诱惑侦查的合法性及其对被侦查诱惑之犯罪的刑事责任所产生的影响 ,提出了若干刑事立法建议。

侦查诱惑之法理辨析

侦查机关普遍采用未经我国法律认可的侦查诱惑行为,它的合法性与合理性一直受到法学界的质疑。本文从法理的层面展开评析,明确侦查诱惑不仅具有存在的必要性与合理性,而且可以被纳入相关法律的调整范畴,以减少它的社会负面影响,提高缉查犯罪的工作效率。

被侦查诱惑之犯罪刍议

当前，我国刑事司法实践中存在着诱惑侦查的事实，一些案件也起诉到了法院。但是，对于被侦查人员诱惑实施的犯罪(以下简称“被侦查诱惑之犯罪”)而言．法官能否对其定罪量刑呢?这是亟需予以研究的问题。笔者认为，从法理上说，被侦查诱惑之犯罪应当负刑事责任，但是，诱惑侦查合法与否对被侦查诱惑之犯罪的刑事责任会产生一定的影响。

毒品犯罪案件中的诱惑侦查研究

毒品犯罪有高度隐蔽性等特征,仅依赖传统侦查措施,侦查机关收集证据效果不理想。由于立法无明确规定,侦查机关在“台面下”广泛应用诱惑侦查手段,其适用受学界诟病,实务界对此合法性也争议不断。基于惩罚犯罪与保障人权目的,平衡两种有张力的法律价值,区分犯意诱发型与机会提供型诱惑侦查手段,试图解决区分诱惑侦查手段之犯罪意图核心要素问题,仅肯定机会提供型诱惑侦查合法地位,并提出具有可操作性的立法构想。

诱惑侦查合法性认定的实践困境与制度优化——基于150份裁判文书的实证分析

我国刑事诉讼法对诱惑侦查作出“不得诱使他人犯罪”的禁止性规定,为诱惑侦查合法性判断提供了概括性的法律依据。对近年来我国诱惑侦查合法性认定的司法样态予以类型化分析可以发现,实践中存在不当限缩非法诱惑侦查形态、对诱惑侦查正当目的的审查陷入循环论证、类似事实证据的使用有失偏颇等问题。在当前立法模糊、实践认定不尽合理的情况下,宜强化对行为人犯罪嫌疑之事前审查,同时引入因果关系标准优化诱惑侦查合法性认定的路径。

诱惑侦查合法性审查标准的选择:修正的分离式标准

针对我国一元主观标准难以规制诱惑侦查行为的问题,学界提出一元客观标准和主客观并存的二元论标准以期解决。但采取何种审查标准还众说纷纭,需要深入分析这些审查标准的优劣并选择出最佳的标准。一元客观标准具有仅局部规制诱惑侦查行为等不可逾越的功能鸿沟。二元论标准可细分为分离式和混合式标准。在将客观标准修正为“诱惑侦查行为是否正当”后,分离式标准在认定非法诱惑侦查范围的全面性、保障人权的充分性、归责诱惑者与被诱惑者的清晰性、实现制裁措施与诱惑侦查行为非法程度的相称性上,具有混合式标准无法比拟的优势。我国应选择修正后的分离式标准。

欧洲人权法院视角下非法诱惑侦查认定标准与法律后果——以“Akbay and others v Germany案”为例

Akbay案裁决反映了欧洲人权法院在诱惑侦查问题上的态度,即诱惑侦查的非法性需从实体与程序两方面进行识别;非法间接诱惑侦查的认定应当以官方对共犯加入的可预见性、诱饵对行为人影响的决定性为标准。针对官方非法诱惑侦查行为,法律应当施以排除所有证据,或者终止程序等具有同等效果的法律后果。在国际社会毒品犯罪泛滥、全球应对毒品犯罪目标高度一致背景下,该立场反映了诱惑侦查规则发展的整体趋势,对我国诱惑侦查规则的完善有较大借鉴意义。立足本土法律资源与司法实践,区分非法直接诱惑侦查与非法间接诱惑侦查,明确非法诱惑侦查的认定标准与法律后果是促进诱惑侦查良性发展的必由之路。

诱惑侦查法律容许性界限与法律后果分析

从容许性界限与法律后果两方面检视,可以发现我国的诱惑侦查制度设计单一,制度实施偏离立法目的:传统的二分法导致诱惑侦查法律容许性标准主观化;非法诱惑侦查认定门槛高;非法诱惑侦查法律后果未彰显“罪刑相当”之原则。面对诱惑侦查存在的积弊,我国亟须寻找与司法资源配套的解决路径:其一,重塑主客观分离的双重标准;其二,细化分离的双重标准下合法性认定要素;其三,矫正单一的违法法律后果,设立程序与实体法的双重法律后果。

诱惑侦查的适用困境与规则重构

随着“以审判为中心”诉讼制度改革的推进,侦查权滥用所致侵犯犯罪嫌疑人合法权益的现象被严格禁止。作为一种特殊的侦查方式,诱惑侦查在服务于打击犯罪的同时亦需关照人权保障之价值。鉴于当前诱惑侦查存在适用范围模糊、缺乏有效监督、证据制度疏漏等适用困境,呈现出明显的“重打击、轻保障”倾向,以专门的司法解释和相关的典型案例为指导,科学划定其适用界域、加强内外监督一体化、统一证据合法性标准,应不失为诱惑侦查法治化的一种有益进路。

贩毒案件诱惑侦查适用的实证考察与程序性规制路径研究

司法实践中贩毒案件诱惑侦查的适用情况并不明朗。对150件贩毒案例的统计分析发现,涉毒线索的来源主要依赖涉毒人员,诱惑侦查的实施程序并无明确规定,公安机关对被引诱人犯意的关注有欠缺。反映在实务中则表现为诱惑侦查的适用范围模糊、启动随意、实施无序以及非法引诱救济匮乏。为构建有序的程序规制路径,需要对诱惑侦查的适用范围、启动条件、实施程序以及非法引诱中的权利救济问题加以完善。

诱惑侦查的合法性标准与审查判断——以欧洲人权法院“戈尔巴诉克罗地亚案”为例

欧洲人权法院对单次诱惑侦查的合法性认定采取"必要的被动性"标准,判断要素包括:是否具有犯罪嫌疑、是否具有犯罪倾向以及诱惑侦查行为是否对犯罪行为的发生具有决定性影响。多重诱惑侦查的合法性标准取决于每一次引诱行为是否满足"禁止过度引诱"标准,同时,还要求作为整体的多重引诱行为符合"禁止不当扩大犯意与犯罪范围"标准,后者的判断要素为延期适用理由是否正当。在对诱惑侦查的合法性进行审查判断时,审查程序应与公正审判权的构成要素保持一致。人权法院的判例对我国完善诱惑侦查的合法性标准与审查判断具有借鉴意义。

试论我国毒品案件中诱惑侦查的适用与监督——兼析最高人民法院“法〔2008〕324号”文件第六部分

诱惑侦查作为一种特殊的侦查手段在打击犯罪尤其是在打击毒品犯罪等一些组织化和隐蔽性都比较强的犯罪中发挥着重大作用。在我国的毒品犯罪中,诱惑侦查一方面发挥着积极的打击作用,另一方面却因制度缺失、规范失衡等出现了一些公权力滥用、公民基本权利受到侵害的案例。最高人民法院2008年关于此问题的司法解释因存在基本概念混淆化、具体分类笼统化、犯意诱发合法化、诱惑侦查保密化等问题,缺乏可操作性。因此建议借鉴外国法中诱惑侦查适用与监督的成熟做法和思路,结合我国司法运行环境和体制,构建符合我国司法国情的适用与监督体系,以期杜绝因不当适用诱惑侦查所造成的危害,同时充分发挥此种特殊侦查手段在打击毒品犯罪中的积极作用。

论诱惑侦查的合法化及其底限——修正后的《刑事诉讼法》第151条释评

对于修正的《刑事诉讼法》第151条究竟是否属于对诱惑侦查的法律授权,学界存有争议。从程序法理、侦查实务和法条解释的角度讲,该条款所谓"不得诱使他人犯罪"一语应当解释为仅仅是禁止"犯意诱发型"诱惑侦查,而未禁止"机会提供型"诱惑侦查。在判断和认定是否构成"犯意诱发型"诱惑侦查时,关键应当是看犯罪行为是否系国家主导、支配的结果,国家(侦查机关)可以介入、推动犯罪行为的发生,但却不能主导、支配犯罪行为的发生。从诱惑侦查的法律后果来看,根据《修正案》第151条的规定,采取"机会提供型"诱惑侦查所收集的材料在刑事诉讼中可以作为证据使用,而采取"犯意诱发型"诱惑侦查所收集的材料应当排除。在实体法上,对于被采取诱惑侦查的被告人应当认定为犯罪未遂从轻处罚。

英国诱惑侦查制度的评析与借鉴

20世纪80年代以后,英国法上发展出了在某些圈套案件中排除证据或终止诉讼的救济措施。在判断诱惑侦查合法性方面,形成了一种兼顾多种相关因素、重点关注警察行为、注重利益权衡、诉诸自由裁量的判断模式。但司法上对待诱惑侦查仍然持相当宽容的态度,表现出法律言说与司法实践的某种背离。对我国具有如下启示:在法律规制方面,应当力求明确清晰;在判断方法上坚持综合审查,以“因果关系”为最终标准;应建立非法诱惑侦查的程序性制裁机制,加强对被告人权利的保护。

美国诱惑侦查法理的新近发展及启示

诱惑侦查在实际运行中呈现欺骗性、主动性、诱导性三大特征,具有传统侦查手段不可比拟的优势。但诱惑侦查手段却蕴涵着风险性,运用不当可能造成严重后果:一是侵犯公民的人格自律权,二是冲击社会信用体系,三是存在警察滥权的可能性。美国诱惑侦查法理的发展,要求在采取诱惑侦查之前应具有合理嫌疑,对被告心理状态和政府行为进行全面审查,更加注重对被告人权利的保护,圈套抗辩成功的可能性增大。由于我国法律对诱惑侦查尚未明确规定,借鉴美国诱惑侦查法理,应坚持合理嫌疑原则、审查监督原则、适度诱导原则、综合审查原则。

机会提供型诱惑侦查行为非犯罪化问题研究

诱惑侦查作为一种特殊侦查手段之所以在今天还被中外广泛运用,自然有其存在的空间与存在的必要性。这种存在的空间与存在的必要性就是任何一种具有合理性但尚未被立法确认的侦查手段成为合法侦查手段的基础。机会提供型诱惑侦查行为不仅具有内在的合理性,而且其主观方面没有犯意存在的余地,客观方面也没有社会危害性,因此,应被视为一种具有积极价值且阻却违法性的正当化事由来对待。

诱惑侦查的理性分析与法律规制

诱惑侦查是世界各国普遍适用的刑事侦查手段,具有打击犯罪的高效性和侵犯人权的高风险性。基于理性的立场,借鉴美日等国的成功经验,诱惑侦查不能因为我国立法上的空白而被完全禁止或完全放任,诱惑侦查可以使用,但必须在法律规定的限度内。排除"犯意诱发型诱惑侦查"的合法化,肯定"机会提供型诱惑侦查"的合法化,对诱惑侦查的实施主体、适用范围、适用对象等予以明确合理的法律规制,以寻求打击犯罪与保障人权的平衡。

诱惑侦查的合法性及其证明

在司法实践中 ,诱惑侦查的合法性是一个十分突出的问题。借鉴国外的理论与实践 ,我国应当以诱惑侦查的基本分类来界定其合法性。同时 ,为了便于评判、证明诱惑侦查的合法性 ,我国还应当确立合法性诱惑侦查的具体标准和诱惑侦查人员出庭作证制度。

论毒品犯罪中的诱惑侦查

在毒品案件侦查实践中,诱惑侦查已被大量使用,我国立法应有限度地承认诱惑侦查的合法性,并加强对其规制,建立侦查机关内部监督与检察机关外部监督相结合的监督体制。在司法实践中,应从诱惑侦查主体、适用范围、侦查对象选定、特情的建立和选派、立案及诱惑行为强度等几个方面进行规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