侦检协作的实践检视及路径优化

侦检协作虽有坚实的法理基础和重大实践价值,但理论推崇、实务响应的表象下其运行成效并不显著,适用范围狭窄、推行不畅、协作异化等往往成为常态。究其缘由,既有立法基础薄弱、制度保障不足的因素,亦与协作欠缺互动、激励机制匮乏有关。在当前我国宪法和法律关于侦检机关属性定位和职能配置的框架下,侦查环节目标导向的重塑、检察机关侦查指挥权的有限赋予以及评价体系对侦检协作内容的合理吸纳等,无疑可以成为侦检协作进一步推进的现实选择。

检警机关在侦查阶段推行企业合规治理的路径探索

随着涉案企业合规改革的深入,企业合规治理在刑事诉讼程序中的横向延展成为新的探索方向。当前,起诉阶段的企业合规面临诉讼程序之困、合规效益之困与侦查僵局之困,检警机关推行侦查阶段的企业合规治理是值得期待的应对方案。这一路径探索具备法律授权条件、刑事政策条件与实践条件等现实根据。为推动侦查阶段的企业合规治理顺利开展,应明确“以商请启动为主,特定情形依职权启动为补充”的企业合规启动模式,构建检察介入与启动合规双层递进式证明标准体系,并完善与企业合规相适配的侦查措施体系。

妨害国(边)境管理犯罪侦查的现状、困境与路径研究

当前妨害国(边)境管理犯罪多发频发,犯罪组织及行为呈现出新特点,给我国政治、社会和人民安全带来不同程度的危害。自国家移民管理局成立至今,除九大边检总站外,大部分边防检查机关虽组织架构上隶属公安机关,实际却没有刑事侦查权,而地方公安机关出入境管理部门又因历史原因侦查力量较为薄弱。实务中侦查机关常面临犯罪地认定、案件管辖、调查取证和专业化等诸多现实困境。提升打击妨害国(边)境管理犯罪侦查打击能效的实践路径主要包括:从建立侦检协作机制、探索赋予边检侦查权、完善问责激励机制、加强国际警务合作和强化专业队伍建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