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刑事侦查中侦羁分离改革之必要性

早在1988年,我国法学界就共同呼吁:整治根源在于让看守所脱离公安机关体系,转而交由相对独立的司法行政机关管理,即"侦羁分离"。然而,这个声音呼吁多年,直到今天,侦羁分离似乎远未寻到出路。本文拟将从分析侦羁合一的体制所带来的诸多弊端出发,讨论建立侦羁分离体制之必要性,并就相关制度的构建和完善提出一些意见和看法。

也谈“躲猫猫事件”发生的根源——驳“侦羁分离”论

侦查与未决羁押均由公安机关负责,即"侦羁不分"一直被学界认为是中国侦查实践中刑讯逼供现象不能得到有力遏制,以及未决羁押场所中"牢头狱霸"现象产生的制度性根源之一。但从实践来看,刑讯逼供现象通常并非发生在未决羁押场所,相反,侦查机关的办公室才是刑讯逼供发生的主要空间。而"牢头狱霸"现象的存在则与未决羁押场所由公安机关管理并无实质性联系。因此,"侦羁分离"并非治理刑讯逼供与"牢头狱霸"现象的根本之策。

完善我国审前羁押制度的路径分析

近年来被曝光的监所暴力事件再次暴露了我国审前羁押制度存在的种种弊端,对羁押制度进行改革的呼声再次响起。为了维护被羁押人员的合法权益,建立公正的司法秩序,重塑司法权威,必须对我国现行审前羁押制度进行改革,以实现其惩罚犯罪与保护人权职能之间的平衡,推进我国司法现代化进程。重点分析我国审前羁押制度目前存在的主要问题和产生的原因,并根据我国国情,就如何完善审前羁押制度进行探讨。

中国看守所问题与对策

看守所是羁押未决犯、执行部分已决犯的重要机构,担负着保障刑事诉讼顺利进行、保障羁押人员人权的重大职责。然而实践中因为制度、办案水平、办案理念的种种原因,看守所滋生出追查余罪、超期羁押、损害羁押人员人身权利等一系列严重侵犯羁押人员权益、背离刑事诉讼原则的问题。本文主张,司法审查制度、律师帮助制度、法律监督制度的构建和完善是解决问题的根本,改善办案设备、提高办案水平、转变办案理念有助于问题的减轻。

“躲猫猫”暴露的司法病灶及其诊治——兼论个案之外对权利问题的遐思

由云南"躲猫猫"事件挖掘现实社会中的司法病灶,尤其是看守所的诸多弊端。开药方出具有适用性的"治病药方",重点是对个案之外权利问题的遐思,强烈主张程序正义应落到实处。

我国看守所中立化改革立论依据辨析

目前没有令人信服的实证资料表明侦羁分离是世界上绝大多数国家在看守所管理体制上的主要模式。分权制衡、诉讼中立、人权保障、无罪推定等理论不足以推导出侦羁分离体制明显优于侦羁合一体制的结论。侦羁分离与侦羁合一体制的选择,与一国司法体制有重大关系,我国没有必要实行侦羁分离体制。看守所在刑事诉讼中保持中立,不表明我国应实行侦羁分离体制,应重在实质上的中立而非形式上的中立。

论中国看守所改革

看守所管理由公安、武警、检察各司其职,因此具有一定的制约监督。管理未决犯的核心职能,难免使看守所成为侦查破案的"第二战场"。看守所的改革要实现侦羁分离,应做到其中立是相对的,能保障诉讼顺利。侦讯、检讯、律师会见嫌疑人,看守所都应给予保障,也要予以监督。看守所内的制约监督,要细化提讯管理、监管到位、实现看管监督、加强驻所检察、保障诉讼权利、进行社会监督等。无论是保留三方制约的格局,还是由司法部管辖,看守所的侦羁分离改革,都要走具有中国特色的渐变之路。

论刑事辩护律师会见权的实现

2012年修订的《刑事诉讼法》在完善犯罪嫌疑人和被告人律师会见权方面体现了对律师有效辩护权的尊重与保障。但新《刑事诉讼法》对律师会见权的规定仍然有改进的空间。为了有效地保障律师会见权的充分实现,本文拟从安排会见机关的中立化和救济途径的完善化两个方面进行机制建构。一方面,将犯罪嫌疑人的羁押由非隶属于侦查机关的其他机关负责和实施,实行侦羁分离。另一方面,应当将违反会见权所取得的证据纳入到非法证据排除规则的适用范围,通过司法解释赋予被告人及其辩护人进行程序性救济的权利。

权力的扩张与限缩：妨害公务罪中警察权的合理适用

妨害公务罪中警察权的合理适用，不仅能够保障国家机关工作人员有效执行职务，免受不当干涉和阻挠，最大限度地实现追诉犯罪，而且能够保护警察权利不受侵害，避免执法相对人遭受不当追究发生冤狱。在妨害公务罪的认定上，警察权的合理适用有赖于侦查权、羁押权、讯问权、鉴定权等的依法运行与分配，最终实现刑事司法的公平正义。否则，妨害公务罪将会陷于“因言获罪”的不利情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