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公安机关侦鉴分离制度改革方向——以刑事侦查与刑事技术鉴定比较研究为视角

刑事侦查与刑事技术鉴定两者的最终目的相统一、原则相一致、法律地位相同。但两者也存在具体任务分工不同、工作方法及司法要求不同、工作人员要求不同、证据表现形式不同等不同之处。在社会发展和法治化的推进,公平度、透明度的提升的环境下,侦鉴分离尤显必要,应通过明确刑事技术鉴定与侦查活动的职能范围、加大社会鉴定机构的作用、确定公安系统内刑事技术鉴定的标准,进一步完善刑事侦查与刑事技术鉴定过程中的人权保护。

司法改革背景下侦鉴分离制度之构建

侦鉴分离是与侦鉴一体化相对应的一种刑事司法鉴定制度,具有司法鉴定人独立、鉴定程序公正、鉴定意见客观真实和鉴定管理集中等特点。当前构建侦鉴分离制度是实现依法治国方略、顺应刑事诉讼制度改革发展、预防减少刑事错案发生和刑事司法鉴定回归本源的客观现实需要。保证刑事司法鉴定客观公正、域外借鉴与我国国情相结合、循序渐进和法制统一是构建我国侦鉴分离制度应遵循的原则。构建侦鉴分离制度的具体路径为先实行侦鉴有限分离,这是构建我国侦鉴分离制度的近期目标;后实行侦鉴完全分离,这是构建我国侦鉴分离制度的远期目标。

审视与构建:当前刑事诉讼背景下侦鉴分离制度研究

在我国长期的司法实践中,侦查机关内部司法鉴定一直未能与侦查鉴定相区分,出现了"自侦自鉴""侦鉴合一"的乱象,这对最终鉴定意见的公正性、客观性造成了不利影响,严重制约了司法的公正及公信力。在全面依法治国深入推进的背景下,侦查机关内部侦鉴分离应作为加强现代司法公正的重要制度而被采用。结合法律的基本原理与国外成熟的经验来构建符合我国国情的侦鉴分离制度,即侦查与鉴定的相对分离而不是绝对分离、职能或机构的分离而不是机关的分离。

鉴侦分离机制研究

我国刑事司法实践中存在的“鉴侦合一”现象,违背了鉴定活动与司法活动分离的法定原则和科学鉴定的客观公正立场。鉴侦分离机制要求司法机关内部鉴定机构独立化,鉴定活动与司法活动的界限应予以明确,还应通过将侦查与鉴定工作任务、组织机构进行分离,纠正刑事诉讼法关于“鉴定”的立法表列来区分鉴定与鉴别的关系,进而构建鉴侦分离的机制。

侦鉴一体的弊端与改造

近年来我国刑事诉讼中暴露出的冤假错案多涉及自侦自鉴,严重影响司法鉴定的中立性和权威性。侦鉴一体从建国初期我国司法鉴定机构的设置上便已根深蒂固,2005年全国人大常委会《关于司法鉴定管理问题的决定》保留侦查机关内设鉴定机构的做法过于妥协。狭隘的部门利益观念、对侦查与鉴定关系认识的误区、以前苏联鉴定体制为模型的移植是侦鉴一体的主要成因。侦鉴一体既造成司法鉴定多头管理的后果,又影响鉴定中立,还混淆侦查鉴定与司法鉴定的差异。鉴定中立性是鉴定程序正当的底限。侦鉴分离是保证刑事鉴定主体中立性的基本要求。侦查中应由中立第三方鉴定机构配合侦查机关出具鉴定意见,从而提高侦查中司法鉴定程序的正当性。

司法鉴定管理体制改革与完善——以侦查机关内设鉴定机构为视角

司法鉴定管理体制尚不健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司法体制的深化改革,且不能完全适应党的十八届四中全会《关于全面推进依法治国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提出的"健全统一司法鉴定管理体制"新要求。具体而言,司法鉴定管理体制,特别是侦查机关内设鉴定机构在准入门槛、程序实施及标准适用方面仍有待完善。短期之内,可通过细化准入细则、严格准入程序把控"入口";通过制定科学的标准适用规则严抓"过程",以期改善侦查机关内设鉴定机构现状。长远来看,实现"自侦自鉴"制度向"侦鉴分离"制度的改革,更有利于司法鉴定管理体制的健全统一,具体可尝试独立侦查机关内设鉴定机构或者侦查机关内设鉴定机构与高校合并等方式。

我国司法鉴定领域目前存在的主要问题及改革建议

全国人大常委会《关于司法鉴定管理问题的决定》实施以来,我国司法鉴定工作取得较好较快发展,但同时存在着影响司法公正的问题。总体来看,该决定没有执行到位,统一的司法鉴定管理体制至今未能得到贯彻落实;"自侦自鉴"直接、间接导致冤假错案;司法鉴定标准化委员会尚未建立;司法鉴定机构发展迅速,数量增长较快,但是鉴定机构整体水平不高,狭隘的部门利益主义是主要制约因素。侦查机关内设鉴定机构的中立性缺失严重削弱司法鉴定的公信力,有关制度未建立,阻滞了司法鉴定行业的发展。坚持严格依法统一由司法行政机关审核登记全国司法鉴定机构和鉴定人、实施"侦鉴分离"体制改革、加快司法鉴定标准化委员会的建设以及实现对鉴定机构和鉴定人的动态监管是解决以上问题的关键。

当事人视角下的刑事鉴定制度

为保障专门性事实查明的准确性,当事人除作为自身鉴定利益的维护者以外,在更为宏观的司法系统内还承担着鉴定纠错者的角色。当前的刑事鉴定制度设计是一种以“司法主导”与“侦鉴一体”为特征的“非知情人司法”结构,在运行过程中面临信息偏在阻碍鉴定错误的发现、认知隔阅限制鉴定错误的证明、错误鉴定责任主体与纠错主体同一、鉴定纠错裁决的形式主义倾向、刑事诉讼惯性加剧鉴定纠错难以及鉴定纠错功能的辐射范围受限等困境,无法适应刑事案件当事人作为“案情知情人”纠正鉴定错误的制度化需求。刑事鉴定制度的优化需要通过特定的程序操作消除当事人纠正鉴定错误的制度障碍,打造一种相对区隔于“非知情人司法”逻辑的鉴定纠错机制,让刑事案件当事人与司法机关回归“正和博奔”的应然关系定位。

刑事案件中收集电子数据专业技术人员的合法性

收集电子数据一直存在“合法性”和“合技术性”的矛盾。2019年发布的文件首次明确外部的专业技术人员可以协助收集电子数据。新主体首先需要符合技术性要求,然后要遵循侦鉴分离原则和回避原则。新主体可以从鉴定人和其他技术人员中选择。对于侦鉴分离原则,应该扩大到整个鉴定机构;适用回避时,需要进一步明确“利害关系”的含义。只有保证侦查人员的主持地位,专业技术人员收集的电子数据才能避免合法性争议。

域外法医鉴定机构设置的特征

近年来我国媒体批露的多起轰动全国的群体性事件都因当事人对公安机关法医鉴定结论不服,导致群众与当地政府的矛盾逐步激化而引起。法医鉴定机构附属于公安机关确实可能导致鉴定人员被迫甚至故意迎合办案人员,出具符合办案人员主观预期而违背事实的鉴定结论。在其他国家和地区,警察机关虽然大多设置鉴定机构,但警察机关鉴定机构通常只进行法医鉴定以外的鉴定,法医鉴定必须委托警察机关以外的机构进行。在我国,要想增进当事人及社会公众对法医鉴定结论的信任,必须将法医鉴定机构从公安机关剥离出来。

监察委员会内设鉴定机构之可行性探究

监察委员会作为反腐败工作的承载部门,在行使职务犯罪调查权的过程中,存在鉴定和勘验检查的实际需求。当前监察委员会的所有鉴定和勘验检查工作均通过委托外部鉴定机构来完成,这在风险把控和效率保障上存在一定的缺陷。根据全国人大的有关决定,侦查机关可以设立鉴定机构,而监察机关作为拥有实质性侦查权的机关,可以依法内设鉴定机构。为保障监察调查权的有效实施,监察委员会在保证鉴定人员个人独立、侦鉴相对分离的前提下,可以在一定级别的监察委员会设立属于自己的司法鉴定中心,并进行相应的制度设计,为案件调查提供技术支撑,确保案件调查中鉴定事宜的有效处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