乾隆御制咏侧理纸诗及相关问题

本文结合故宫博物院藏侧理纸文物和相关文献记载,通过对乾隆御制侧理纸诗的分析和解读,梳理了乾隆皇帝发现侧理纸的史实,考察了其对侧理纸不断深化的认知过程,探讨了其不断题咏并仿制侧理纸的原因。乾隆皇帝认为,内府所藏与他南巡所获的侧理纸均为《拾遗记》中所记载的古纸,侧理纸淳朴而坚韧,比"澄心堂纸"和"金粟山藏经纸"更为古老和稀少,故使用起来十分珍惜。他自乾隆二十三年(1758年)至五十三年(1788年)间不断题咏侧理纸,并命人进行了成功的仿制。乾隆皇帝自小接受过严格的书法训练,即位后遍临历代名家法帖,尤其钟爱王羲之。在他所临习的古代各家法帖中,王羲之所占的比重最大,远超其他任何法帖。他喜爱和推崇侧理纸的原因即在于他对以王羲之为书法正统的追求和"以古为徒"的崇古思想,并委婉地表达出对"社稷之臣"的渴求。

论侧理纸——古纸研究之二

介绍侧理纸的历史渊源以及失传的原因。

“侧理纸”得名来源考

侧理纸是出自晋代的一种历史名纸,制作方法久已失传。从东晋就开始认为,侧理纸得名来源于纸面上纵横斜侧的独特的纹理特征,实际上这是昧于音韵学常识,望文生义而作出的误判。“侧理”又写作“侧梨”,“侧理”“侧梨”都是“陟釐”的异写。陟釐即水苔,侧理纸即苔纸。侧理纸的制作原料,起初以陟釐为主,后来扩大到海苔。侧理纸,实应写作“陟釐纸”,其得名当来源于制作原料陟釐而非其纹理特征。

发笺考辨

自古以来,由于人们认识上的偏差对原始手工浇纸“发笺”在制造方式、原料取材、外观纹理、质地性能、实用效果、方言称呼等方面产生了种种不同程度的误会。而名称上的混乱则导致了文人哄传及历史记载过程中的严重错误,从而给文物研究及标本取认带来了很大的困扰。因此,正确地认识“发笺”即“苔纸”、“陟(?)”非“侧理”是十分必要的。

《石渠寶笈》紙品著録的啓示與意義——兼與《秘殿珠林》比較

與古籍打交道,常常遇到古紙問題,它們作爲古籍的載體,無論是名稱還是構成成分、時代、地域等相關資訊,都是古籍與生俱來並可作爲鑒定版本的'硬體'資訊,可惜古文獻中的古紙記載太少了。筆者曾在著録頗詳的《欽定天禄琳琅書目》及其《後編》中查找古紙錢索未果;轉而查閲其它記載古紙的文獻,却並不對應具體作品,不知其所指爲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