侧翼大国的战略悲剧——秦帝国的兴衰与美帝国的浮沉

获得霸权的国家多出自侧翼或边缘地带,它们通常拥有攻守自如、坐观成败的超然地位,但侧翼大国似乎不能建立持久、稳定的霸权秩序;侧翼大国的成功养成根深蒂固的刚性原则,并形成战略沉疴;历史上秦帝国与美国都未能避免瓦解或失败的结局;侧翼大国上升为中心强国时所具有的地缘优势逆转,要建立持久稳定的统治秩序需要克服地缘上的不利,并作出明智而富有远见的政治安排;大国被其地缘与历史所限定,秦帝国与美帝国的命运正是这一地缘铁律的最好例证。

现代国际体系史的一大理解范式和根本主题

在其愈益广阔、愈益复杂的演进中,15和16世纪之交开始的现代国际体系史愈益形成其能动的常在机理和“运动模式”。对它们的首次揭示出自利奥波德·冯·兰克1833年的经典论文———基于欧洲大陆国际政治之动态机理的《论列强》。兰克之后,这方面最卓越的成果当推百余年后问世的《不牢靠的平衡》,其作者路德维希·德约揉合三项地缘政治关系理念,即海权对陆权、欧洲均势对海外优势、传统中等列强对侧翼超级大国(后两项有赖于他的创造或决定性发展),异常雄辩和发人深思地论说了4个世纪的现代欧洲国际权势斗争。德约揭示的现代国际体系史一大范式和主题可用两对概念概括:欧陆均势与海外优势,欧陆均势与侧翼大国。它们与兰克的揭示大有差别,首先因为德约的全球眼界不同于兰克的欧陆眼界。德约的至关重要的深层理解之一,在于“洲级大国”之新兴绝对优势,那是现代国际体系演进史的一大必然性,而中国以及当代美国以外的其他一两个“洲级大国”成为未来世界强国的终极依据就在于此。

欧洲体系变革与“东方问题”的欧洲化

“东方问题”,简单来说就是“土耳其怎么办”的问题。19世纪以来,欧洲强国面临着如何处置不断衰落的奥斯曼帝国的难题。“东方问题”成为欧洲国际体系的一个黑洞,最终成为引爆欧洲体系“内战”,也是第一次世界大战的导火线。“东方问题”并不是到了19世纪才产生的,奥斯曼帝国从15世纪就嵌入到了欧洲国际关系的演变过程之中,是欧洲最先面对的“他者”之一。18世纪中后期,西欧、北欧以及东欧次区域体系相互融合与挤压,欧洲大陆体系与海外殖民体系相互博弈,奥斯曼帝国恰恰处于这种体系挤压的切面上,被动地卷入到了欧洲体系之中。然而,拿破仑战争之后的维也纳体系并没有将“东方问题”纳入其中,从地缘文明的角度,奥斯曼帝国并非欧洲一员,在主观意识上,维也纳体系的设计者也“忽视”了奥斯曼帝国。欧洲体系的变迁改变了“东方问题”的内涵,而“东方问题”也挑战了维也纳体系的僵化与狭隘。希腊革命之后,依靠维也纳体系确立的通过会议体制解决争端的方式就难以奏效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