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两晋时期六郡流民入巴蜀引发的侨旧矛盾

元康六年(296年),氐人齐万年自立为帝,扰乱关西,秦、雍二州的天水、略阳、扶风、始平、武都、阴平六郡百姓被迫外徙,大部分流入巴蜀。初期六郡流民多以替人耕田为生,侨旧关系比较稳定。赵廞及流民军失败后,新任益州刺史罗尚催促流民返乡,遭到流民的反抗,侨旧矛盾一度十分尖锐。至304年李雄在成都建立大成政权,实行宽和政役,巴蜀经济得到恢复发展,侨旧矛盾有所缓和。李寿夺权后,改国号为汉,更加依靠巴蜀人士来巩固权力,侨旧联合执政倾向明显,侨旧矛盾进一步缓和。

致力于解决东晋南朝史的根本性问题——评胡阿祥新著《东晋南朝侨州郡县与侨流人口研究》

治史所以明变。东晋十六国南北朝时代历史变动的根本原因,是由移民引出的北方"胡汉"问题与南方"侨旧"问题。《东晋南朝侨州郡县与侨流人口研究》探讨了东晋南朝侨州郡县的产生背景、成立原因、沿革变迁、地理分布、相关制度与影响,例证了利用侨州郡县复原侨流人口的方法或路径,开辟了研究十六国北朝侨州郡县与侨流人口的园地;凡此,便为解决东晋南朝史的"侨旧"问题打下了基础,也为探讨十六国北朝史的"胡汉"问题提供了参考。

东晋初年南北士族共生模式与义兴周氏兴衰

琅瑯王司马睿南镇建康后,由于传统的南北地域矛盾和东吴故地士人政治上的离心力,江南土著豪族并没有合作和依附的倾向。为适应急剧变化的紧张局势,以司马睿和王导为代表的北方南渡士族开始寻求与三吴地域士族的合作与共生,从而形成了一种独特的侨旧共生模式。元帝登基前后这种共生模式逐渐发展成南北文化士族联合压制以义兴周氏为代表的江南武力强宗的局面。晋明帝平定王敦之乱过程中召引鄱鉴、苏峻、祖约、刘遐等流民帅,从而使得江南文化士族在中州文武士族的联合之下逐渐成为侨旧共生模式下的附属,在这种背景下作为武力强宗的义兴周氏只能成为“牺牲品”。

句容茅山的兴起与南朝社会

梁武帝普通三年刻立于茅山南洞口的《九锡真人三茅君碑》,为理解以句容茅山为中心的南朝信仰地理提供了珍贵线索。题名于碑的"齐梁诸馆高道"人数众多,籍贯明确,呈现出侨旧混杂的特征。从身份上说,三茅君是三位原籍关中、渡江成为茅山之主的"神仙侨民"。这种侨寓情节的三茅君传记,出现于杨、许降神的东晋中期。三茅君被赋予的信仰职责是"监泰山之众真,总括吴越之万神",即主管江南侨旧民众的升仙之路和生死问题,具有融合侨旧的信仰面貌。在这种"宗教想象力"的影响下,茅山成为道教圣地,刘宋以后道馆日渐增多,齐梁时期臻于极盛。这些道馆多由皇室敕建或大族供养,馆务"劬劳",并非纯粹支持个人修道。在梁武帝中期佛教日益兴盛的形势下,道教徒在圣地茅山建造总结三茅君信仰的纪念石刻,具有一定的宗教抗争意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