网络侮辱 诽谤罪治理的程序机制反思

网络暴力事件频发现象严重破坏社会公众的安全感。侮辱罪和诽谤罪,作为当前网络暴力犯罪中主要涉及的两大罪名,系告诉才处理案件,适应自诉程序。然而,在信息时代,固守传统告诉才处理案件只能适用“绝对自诉”的观念,已经不能满足当前网络暴力犯罪治理的需要。无论是《刑法修正案(九)》新增的公安机关协助,还是《关于依法惩治网络暴力违法犯罪的指导意见》中允许在一定条件下适用公诉程序的方式,都无法从根本上解决网络侮辱、诽谤犯罪的追诉机制问题。针对网络侮辱、诽谤犯罪呈现的社会危害大和因证据产生维权难的新特征,现提出两种路径:厘清“告诉才处理”与自诉程序的关系,构建网络侮辱、诽谤犯罪的二元追诉模式;法律规定将通过网络实施的侮辱、诽谤罪作为自诉案件的例外,直接适用公诉程序。

网络时代侮辱、诽谤罪司法适用之争

面对不断滋生的网络暴力,亟待厘清侮辱、诽谤罪在司法适用中的争议。通过对最近五年近百个公开案例进行观察可以发现,侮辱、诽谤罪的适用存在罪与非罪标准模糊、犯罪证明困难、此罪彼罪界限不清、公诉相对保守等问题,已无法适应网络时代治理侮辱、诽谤犯罪的需要。对此,必须明确“一般谩骂”与“诋毁性侮辱、诽谤”的区别;正确认识本罪与强制侮辱罪、寻衅滋事罪之间的界限;适度扩张公诉范围,对这类网络犯罪案件在入口增加“预先公诉程序”,即“按照公诉程序先行审查”的诉讼原则,并对“严重危害国家利益”作限缩解释,努力避免“权力造罪”。

刑法对距离遥远型法益的保护及其界限

距离遥远型法益包括被害人自我侵害型法益与介入因素侵害型法益,在我国刑法规定的某些犯罪中具有区分罪与非罪、罪轻与罪重的功能。根据法益理论和归责理论,距离遥远型法益原本不能纳入刑法保护范围。但在当前人本主义勃兴的背景下,考虑到社会治理的需求以及填充刑法条文中罪量要素的需要,刑法保护距离遥远型法益具有一定的正当性和合理性。距离遥远型法益的确立必须遵循一定的限度条件:一是两类距离遥远型法益共同需要遵循的基本限度,二是不同类别的距离遥远型法益各自需要遵循的内部限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