网络侮辱 诽谤罪治理的程序机制反思

网络暴力事件频发现象严重破坏社会公众的安全感。侮辱罪和诽谤罪,作为当前网络暴力犯罪中主要涉及的两大罪名,系告诉才处理案件,适应自诉程序。然而,在信息时代,固守传统告诉才处理案件只能适用“绝对自诉”的观念,已经不能满足当前网络暴力犯罪治理的需要。无论是《刑法修正案(九)》新增的公安机关协助,还是《关于依法惩治网络暴力违法犯罪的指导意见》中允许在一定条件下适用公诉程序的方式,都无法从根本上解决网络侮辱、诽谤犯罪的追诉机制问题。针对网络侮辱、诽谤犯罪呈现的社会危害大和因证据产生维权难的新特征,现提出两种路径:厘清“告诉才处理”与自诉程序的关系,构建网络侮辱、诽谤犯罪的二元追诉模式;法律规定将通过网络实施的侮辱、诽谤罪作为自诉案件的例外,直接适用公诉程序。

网络侮辱诽谤刑事案件特征分析——基于332份刑事裁判文书为实证样本

近些年,网络侮辱诽谤案件近年来在我国呈明显上升趋势,对民众和社会造成了严重的负面影响。通过对332份网络侮辱诽谤刑事裁判文书进行实证分析,以进一步探寻现存网络侮辱诽谤案件的各类特征以及治理过程中存在的问题。并为改善网络侮辱诽谤犯罪的有效打击,提升司法机关对事实证据的准确认定,完善依法治国整体建设布局提供新思路。

网络时代侮辱、诽谤罪司法适用之争

面对不断滋生的网络暴力,亟待厘清侮辱、诽谤罪在司法适用中的争议。通过对最近五年近百个公开案例进行观察可以发现,侮辱、诽谤罪的适用存在罪与非罪标准模糊、犯罪证明困难、此罪彼罪界限不清、公诉相对保守等问题,已无法适应网络时代治理侮辱、诽谤犯罪的需要。对此,必须明确“一般谩骂”与“诋毁性侮辱、诽谤”的区别;正确认识本罪与强制侮辱罪、寻衅滋事罪之间的界限;适度扩张公诉范围,对这类网络犯罪案件在入口增加“预先公诉程序”,即“按照公诉程序先行审查”的诉讼原则,并对“严重危害国家利益”作限缩解释,努力避免“权力造罪”。

权利行使还需正当

“竞聘”在一个人的职业生涯中的确是一件大事，它关系到个人能力是否能获得更为广阔的施展舞台；对用人单位来讲，它是选拔人才的有效途径。因此，如何保证竞争的公正、公平，选拔出有真才实学、德才兼备的人无论是对个人还是单位都显得尤其重要。我国法律规定公民依法享有控告权、批评权和举报权就是要发扬民主、广开言路、去伪存真。但是，法德毕竟是双刃剑，在立法赋予公民权利的同时，还必须禁止其权利滥用，以维护权利行使的正义性。

刑法对距离遥远型法益的保护及其界限

距离遥远型法益包括被害人自我侵害型法益与介入因素侵害型法益,在我国刑法规定的某些犯罪中具有区分罪与非罪、罪轻与罪重的功能。根据法益理论和归责理论,距离遥远型法益原本不能纳入刑法保护范围。但在当前人本主义勃兴的背景下,考虑到社会治理的需求以及填充刑法条文中罪量要素的需要,刑法保护距离遥远型法益具有一定的正当性和合理性。距离遥远型法益的确立必须遵循一定的限度条件:一是两类距离遥远型法益共同需要遵循的基本限度,二是不同类别的距离遥远型法益各自需要遵循的内部限度。

网暴案件中的民行刑责任与一体化衔接

网暴案件往往会关涉民行刑三种责任。民事责任的讨论重点聚焦于平台责任及其边界。近年来越来越多的互联网立法强调平台的主体责任,但这种主体责任却不能被简单上升为平台广泛的事先内容审查,否则不仅会给平台运营造成重负,也会直接干预个人的言论表达;网暴案件的行政责任既涉及对网络侮辱诽谤者的治安管理处罚,也涉及对平台未尽保护义务的行政处罚;针对网暴案件的刑事规定迄今已覆盖网络侮辱诽谤罪的入罪条件、打击范围、自诉转公诉的条件,以及溢出侮辱诽谤罪的犯罪行为的定性与处理,但这些规定在细节上又都需要进一步地讨论和澄清。网暴案件的处理需要民行刑三者的衔接和协力,三者的一体化衔接应谨守刑法作为最后手段的立场,避免通过盲目扩大犯罪圈来回应网暴治理。在考虑是否需要制定单行的反网暴立法问题时,须戒除立法万能的认知,避免象征性立法造成的立法冗余和实施困难,同时避免对网暴的治理陷入以暴制暴的困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