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庾信的佛教信仰及其转变

庾信由南入北,经历“四朝十帝”,其与佛教的关系,不是简单的“信仰”或者“不信仰”能够说明的。梳理《大藏经》等内外典籍可知,新野庾氏之兴与中古佛教政治关系密切。庾信早年随萧纲奉佛,侯景之乱后责备梁武帝兴佛,入北后以佛寺济世,明悟“空”与“佛性”的关系,经历了奉佛、斥佛、用佛、明佛的转变。作为中古士人接受外来文化的一个剪影,庾信的经历显然具有一种特殊的典范意义。

关于侯景之乱几则史料的辩证

文章辨析了《梁书》《南史》《资治通鉴》等书关于侯景之乱的几条歧异史料,包括侯景是否善于骑射、侯景起兵时的军队数量、建康城被围后城外的梁朝援军数量等,认为侯景善于谋略,也善于骑射,侯景起兵时的军队在万人左右,建康城外的援军数量为二三十万。

侯景之乱和江陵之变前后的梁代文学创作

侯景之乱前的梁代文学主要是宫体文学。侯景之乱和江陵之变前后的十年间,梁代作家的生活发生了根本变化,其文学创作也一扫乱前宫体之习,作家视野从宫廷、台阁转向江山社稷和军国时事,作品风格从香艳绮靡转向苍凉沉郁和雄健悲壮。这一转变,与宫体文学形成了鲜明的对照,成为讨论宫体文学的可贵素材。梁末文学的反思特征,可看成是梁末文化转型的表征,而梁末文化的转型则可看作是唐代文化到来前的曙光。

论侯景之乱后徐陵、沈炯的政治性文书

侯景之乱后,徐陵、沈炯的政治性文书虽为代言之作,但在接撰言辞时却能鲜明表达自己的立场和见解,在情感性和艺术性上都取得了比较大的成就,不仅一改绮靡之风,而且气魄恢宏,充满阳刚之气,起到鼓舞士气、壮大军威的效用,具有强烈的感召力和鼓舞性。这些文书内容丰沛、缉裁巧密,体现了文士们求新、求变的鲜明艺术追求。

梁武帝与侯景之乱

侯景之乱作为梁朝由盛转衰的转折点,影响深远。本文试分析梁武帝与侯景之乱的内在联系,认为侯景之乱的爆发虽是历史的偶然事件,但这一偶然事件却是南北朝时期南朝腐朽士族政治必然衰败,最终被北方消灭这一历史必然的曲折反映。

“侯景之乱”几则史料辨析

萧绎"都督中外诸军事"之职是梁武帝密诏任命,而非朱熹《资治通鉴纲目》所谓之"自命"。萧纪称帝及发兵东下的时间,曹道衡、沈玉成二先生虽有考证,然亦有未密。萧纪的僭越行为主要是素心所致,而不仅仅是受萧圆照之蛊惑。萧恪让郢州刺史于萧纶,而非萧纶逼夺,萧纶自命"都督中外诸军事",埋下了与萧绎决裂的祸因。记录侯景之乱的《淮海乱离志》作者为萧圆肃,非萧大圜或萧世怡。立场倾向的不同,是导致相关各史歧异互现甚至抵牾的重要原因。

侯景之乱与梁末文风之变

侯景之乱等一系列的社会动荡使得安流平进的文士们开始关注社会现实,他们以犀利笔法、恢弘气体描绘了梁末的悲郁气氛与时代精神,真实而典型地反映了战乱给梁朝带来的深重灾难。悲凉忧愤、家国之思成了这一时期文风的主旨,情感真挚充沛,一洗侯景乱前雕藻绮艳之气,为南朝文坛注入了一股沉郁悲凉、刚健浑厚之风。

“侯景之乱”论析

爆发于梁武帝统治后期的“侯景之乱”,是六朝历史上的一个重要事件。它是梁武帝腐朽政治发展酿成的苦果,梁武帝对侯素投梁处置的失策,激发了侯景的起兵反梁;而侯景利用梁境内尖锐的社会矛盾,最终又攻陷了建康台城。“侯景之乱”不仅实际导致梁朝统治的垮台,而且对六朝后期的政局产生了深远影响,成为六朝政治的一个转折点。

侯景之乱:南京历史上一场原可避免的浩劫

在中国六大古都中,南京是一个多灾多难的城市,粗略数一下,自孙吴建都以来至于民国,南京遭遇严重的战火摧残不下七八次。在古代,南京遭到最为严重的一次灾难无疑是发生在南朝萧梁末年的侯景之乱。这场叛乱,不仅颠覆了一个王朝,也在南京城市史上留下了一个极为惨痛的印记。一、侯景之乱1.引狼入室公元534年与粱朝对立的北魏王朝分裂为东魏和西魏。

侯景之乱与阴铿诗风之变

侯景乱后四处流离的阴铿善于写江湖景色,描摹景物独具匠心,一定程度上开拓了梁末诗人的写作空间。他将山水描写与奔波流离相结合,诗中多有幽清寂寞之感,融入了其无尽的离愁别绪和羁旅愁思,创造出了情景交融的艺术至境,诗风质朴自然,清丽流畅,沉郁苍凉,一洗浓艳铅华之气。

试论侯景之乱

侯景之乱是南朝史上的重大事件，中外著名学者都曾指出其重要意义。陈寅恪先生认为：“侯景之乱不仅于南朝历史上为巨变，并在江东社会上，亦为一划分时期之大事。”（见《金明馆丛稿初编》）日本川胜义雄指出，侯景之乱造成的南朝政治社会大变动，“不单超越了梁、陈王朝的嬗递，也可看成是涉及整个中世纪史的问题。”

论侯景之乱与庾信生平创作

关于庾信文学生涯的分期问题,学界一般以其出使西魏为界作为定论。以南北之际截然划分庾信文学前后分期,存在过于鲜明的自然地理论,而忽略人文历史导致庾信生平及文学发生变化的重要现实。通过细微深入考察庾信在侯景之乱的行迹及创作实践,可形成对其文学生涯分期的重新认识。从侯景乱梁开始,庾信的生活就已由和平安稳转为异族乱国,其文学创作《昭君辞应诏》《王昭君》等作品已呈现出内容写实、风格悲凉的特色,这开启了庾信后期文学之风。侯景之乱与庾信文学分期的重新厘定,对于认识梁陈之际文学风气转变也有重要借鉴意义。

论侯景之乱的影响

梁武帝萧衍太清二年(公元五四八年)八月,东魏降将侯景在寿阳起兵反梁.袭取了谯州,降下了历阳,引兵直临长江.十月二十二日,在萧正德的接应下,侯景率军八千人轻易地从采石渡过了长江,直抵台城下.经过一百三十多天的攻围战,于太清三年三月十二日城破,梁武帝被困饿死.候景进入建康后烧掠一空,又派军陆续攻取吴郡、吴兴、会稽、广陵等地,大肆烧杀抢掠,残暴无比.直到公元五五二年,梁朝大将王僧辩和陈霸先率军攻入建康,才击溃侯景的军队.候景战败东奔,与心腹数一十人乘船“自沪渎入海,至胡豆州,前太子舍人羊鲲杀之,送尸于王僧辩”①扰害三年多的侯景之乱,至此告终.

浅析侯景之乱

拜读谭其骧先生在《中国史研究》一九七九年第三期上发表的《勿空破,认真立》一文,深受启发。谭先生指出专题研究中有几种很成问题的倾向,其中之一就是好评历史人物,不爱理会历史事件。还指出:“研究历史事件的少得出奇,南北朝论文中没有一篇讲到侯景之乱”,本人虽然学识浅陋,愿以补缺。南北朝时期,梁武帝萧衍太清二年(公元五四八年),东魏降将侯景起兵攻陷建康(今南京),作乱三年多,使繁荣的江南遭到严重的破坏,史称侯景之乱。对这一历史事件的出现。

侯景之乱新探

侯景之乱是魏晋南北朝时期重大的政治事件,历代史家对此多持否定态度。本文在阅读大量史料的基础上提出如下论点:侯景之乱虽为一场统治阶级内部斗争,但在侯景之乱初期曾得到过人民群众的支持,侯景打击士族地主、解放奴婢也具有进步意义,因此,我们不能一概而论。

论侯景之乱对南朝阶级关系变动的影响

侯景之乱是南朝梁武帝统治时发生的一场重大政治混乱,对南朝后期阶级关系变动有很大影响,主要表现为:士族地主阶级政治地位下降,庶族地主阶级政治地位上升;奴隶在一定程度上获得了解放,成为国家土地上的自由民,有的还活跃在政治舞台上;私人武装以募兵方式得到发展,有些军事长官还成为陈朝时的重要人物。

东晋南朝时期庐江何氏研究

庐江何氏兴起于魏晋之际,鼎盛于东晋南朝,衰落于侯景之乱,是东晋南朝时期著名的侨姓高门之一。考察这一家族主要成员的生平行状、婚姻仕宦以及文化特征,有助于我们认识士族门阀问题。一《晋书·何充传》:“何充字次道,庐江潜人,魏光禄大夫祯之曾孙也。”按魏晋时期庐江郡潜县,地当今安徽霍山县。“魏光禄大夫祯……”句有两点应校正:其一,“祯”与“桢”形近致伪,当作“桢”。其二,何桢入晋方为光禄大夫,“魏”字误也。关于何桢,史书无传。

陈朝建立之际的合法性诉求及其运作

一陈朝创建之艰难 梁末的侯景之乱，结束了梁武帝近半个世纪的统治，也打破了江左长期以来的相对安定之局。至梁敬帝太平二年（557）十月，陈霸先代梁称帝，孙吴以来建都建康的六朝中的最后一个王朝遂告成立。无论是相对於此前的五朝，还是相对於同时鼎立的北齐、北周（后梁乃北周附庸），陈的领地和国力都是最为弱小的。

梁安郡历史与王氏家族

一《续高僧传·拘那陀罗传》记载,印度西北优禅尼国僧人拘那陀罗,又名真谛,曾泛大海于梁大同元年(546年)抵南海(今广州),两年后抵建康(今南京),因侯景之乱,不能安居,自承圣三年(554年)后辗转播迁于今江西、广东等地。陈永定二年(558年)到达福建的晋安郡(治所即今福州),"又泛小舶至梁安郡,更装大舶,欲返西国。

《陈书》纪传疑年录

自清钱大昕撰《疑年录》,二百年来,治疑年之学者虽前赴后继,代有其人,然检其著述之多寡,亦仅能不绝如缕而已,可见其用力之艰难也。余生也晚,不自量力,亦欲效之为《魏晋南北朝史传人物疑年录》,以这一历史时期的正史为主,旁及碑刻墓志、杂史、僧传,杂采诗文、笔记、小说等,自成一书。顾兹事体大,非一蹴可就,故先化整为零,分取诸种史籍中人物载有生卒年者,逐一检核,有疑则随手为之笺证,以备他年聚沙成塔之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