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面侵华时期日伪政权对华北猪鬃的统制与掠夺

猪鬃是近代重要的工业及战略物资,无论在作为生活用品的毛刷还是在坦克机枪喷漆清洗原料等方面都有着重要的用途。近代以来,中国一直是国际市场上猪鬃出口第一大国,华北地区作为猪鬃产地,又处于北方出口转运中心,其猪鬃生产极为重要。全面侵华期间,日本为弥补本国工业生产所急需的猪鬃材料,在华北地区制定了专门的猪鬃发展计划,成立相关统制机构,进行大肆掠夺。从出口数据来看,该时期华北、东北两地的猪鬃生产量值占了日本消耗猪鬃量值的八成以上,日本对中国的殖民罪恶可见一斑。

日本侵华史上的大谷光瑞对中国蒙古地区的考察渗透

19世纪末开始,日本对中国蒙古地区的考察渗透愈发频繁。1908年,日本探险家大谷光瑞派遣其门徒到中国蒙古地区考察,为后来对该地区的渗透奠定了基础。“外蒙古独立运动”及日俄瓜分蒙古期间,大谷光瑞通过与相关人物的交流,企图配合日本的扩张。1930年代,大谷光瑞提出了“满蒙非中国论”,借此为日本侵占中国蒙古地区提供理论支撑。日本全面侵华期间,他制定了详细的“兴亚”计划,其中就包括针对中国蒙古地区的分裂与铁路建设计划,是名副其实的侵略扩张计划。大谷光瑞及其组织的大谷探险队对中国蒙古地区的渗透,是日本近代文化人配合日本政府对华扩张的一个缩影。

侵华日军对吕梁地区的占领探究

侵华日军在对吕梁地区的占领与统治过程中,从军事占领、政治统治、经济掠夺、文化殖民等方面对吕梁进行着全方位的侵略与奴役。在军事方面,是以各县为主要分层,实现对吕梁地区主要城市、据点的占领;在政治统治方面,日军在占领区发展日伪组织,进行殖民统治;在经济方面,重点是对资源和劳工进行侵占与掠夺;在文化方面,日军采用先破坏后重新建构的方法以达成文化殖民的目的。

日本议会内对侵华战争的异议——基于议会档案考察斋藤隆夫的“反战论”

1936—1940年间,随着日本对外侵略战争在规模上的逐年扩大,军部独裁政治体制也进一步在日本国内趋于完成。亲身经历了这一过程的日本立宪民政党所属众议院议员斋藤隆夫,在结合自身政治经验和人生阅历的基础上,为维护政党政治的原有地位,曾多次在议会众议院发表演说批判军部干政现象。以斋藤为代表的政党方面为与军部势力争夺政治主导地位,通过发表一系列言论反对将军部主导的侵华战争扩大化。斋藤虽实则为反和平论者,但因其对由军部主导的侵略战争实质给予了一定批评与揭穿,间接起到了鼓舞中国国内抗战士气并迟滞日本政治军国主义化进程的作用,深刻影响了战后日本部分群体对于战争观念的实际认识。

以行动告慰历史——建在侵华日军第七三一部队废墟上的中国“一铝”

近日,“尔滨”强势“出圈”,让侵华日军第七三一部队罪证陈列馆展现在纷至沓来的“南方小土豆”面前,也让世人看到或重温了中国那段屈辱不堪的岁月,在这条“冰雪文旅+爱国主义教育”的旅游新线路上,奏响了振聋发聩的时代强音:勿忘国耻,吾辈自强。这正是72年来,一代代东轻人在侵华日军第七三一部队遗址上,高举中国一铝旗帜、践行铝基强国使命担当的生动写照。

日本细菌部队官兵证言与侵华细菌战研究

战后原日本侵华细菌部队官兵证言的出现至少呈现三个层次,即1940年代末1950年代作为被审判者的第一批证言、1970年代中后期至1980年代来自“良心者”的第二批证言、1990年代“731热”催生的第三批证言。1990年代中期以来“证言潮”的出现,为日本侵华细菌战的深入研究提供了丰富的史料基础,日本侵华细菌战研究成为日本侵华史研究中不可缺失的领域。对于历史学者而言,原日本细菌部队官兵的“证言”并非对历史事实的简单忆述,还包括证言者对历史事实的价值立场,具有层累性和阶级性。

日本侵华细菌战研究导读

人类的肉眼是看不见病菌的,政治可以,军国主义政治尤其如此。侵华日军把病菌用于侵略战争,企图用细菌征服即使武装到牙齿的日本军人也征服不了的中国,是侵华战争期间日军发动细菌战的目的。经常有人用“悍然违反国际法”等强势语词来形容细菌战之类行为的严重性,其实,如此并不能揭示问题的本质。

日本侵华战犯笔供中的南京大屠杀

1937年12月13日,侵华日军“华中方面军”在中国南京开始对我同胞实施长达40多天惨绝人寰的大屠杀,30万中国人惨遭杀戮,制造了震惊中外的南京大屠杀。南京大屠杀是人类文明史上灭绝人性的法西斯暴行,是野蛮扼杀文明、兽性掠杀人性的集团犯罪,这一公然违反国际法的残暴行径铁证如山,早有历史结论和法律定论,不容任何篡改。

日本侵华细菌战研究的新面向——以中方口述资料发展为视角

中国民众是日本侵华细菌战最直接受害者,其口述材料是相关战争研究的重要史料。口述材料采集过程从1950年代发端至今,主要经历三个阶段。调查者分别在东北地区、中南部地区和中部地区进行大规模调查取证,使事件现场与亲见亲闻者的记忆表象得以即时记录,成为书写那段历史的基础资料。在以中日民间展开对日索赔诉讼活动为代表的反战市民运动推动下,个人记忆渐渐转化成集体记忆,乃至成为公众性的社会记忆,这也为理解中日关系的过去与现在提供了有益路径。

建构社会创伤的“记忆之场”——以日本侵华暴行史料群为中心

日本侵华期间,侵略者在中国实施了大屠杀、细菌战、化学战、强征慰安妇等一系列惨绝人寰的战争暴行,留下了一大批能够证实和揭露日本罪行的文献、文物、音视频等史料,可称为日本侵华暴行之史料群。这些史料不仅是日本侵略者悍然挑起战争、制造战场暴行的有力证据,更是建构中国社会创伤记忆的具象载体。因此,应充分利用日本侵华暴行史料群,在多语种文献、空间与仪式、教材与课程等层面,通过文字化、视听化、知识化等途径,建构中国全景式社会创伤“记忆之场”,并以此解构日本右翼势力妄图否认日本侵华暴行的历史虚无主义,以及将“加害者”倒转为“受害者”的错位记忆,让其成为人类社会反思战争的共享记忆。

如何保卫根据地之物资——从一份侵华日军档案看中国共产党反“剔抉”战术

经过与中国共产党长期的交手,侵华日军已深刻体会到游击战的威力,这不仅体现在军事作战方面,更体现在物资隐藏方面。中共军民通过有技巧地藏匿物资,为自己积蓄了力量,也让日军的战时补给陷入窘境。为此,日军制定了一套详细的搜索与剔抉要领,妄图开展全面“扫荡”,剔抉中共力量。在实践中,日军更多的是采用血腥暴力方式去实现所谓的“搜索剔抉”,使广大农村民众进一步认清其侵略面目,中共则借助人民力量,巧妙应对,使得日军的图谋难以奏效。

媒体话语下纪念性恐惧景观神圣性地理想象建构过程研究——以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遇难同胞纪念馆为例

纪念性恐惧景观是人类珍贵的记忆遗产,但因灾难事件存在非亲历性和时空距离感,公众可能会对其产生负面的地理想象,纪念性恐惧景观的社会意义不断陷入困境,如何建构纪念性恐惧景观的神圣性成为重要的研究问题。以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遇难同胞纪念馆为案例地,运用扎根理论探讨了媒体话语下纪念性恐惧景观神圣性地理想象的建构过程与机理。研究发现:1)网络媒体将南京大屠杀记忆扩展至更宽广的时空语境之中,叙述重点呈现由宏观历史向微观生命意义演变的趋势。2)国家及媒体通过命名规范、法律尊崇、象征物建构、仪式互动等方式,自上而下地将纪念馆建构为一个神圣的和平纪念地与新时代国家形象的传播地。3)在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遇难同胞纪念馆神圣性建构的过程中,纪念仪式扮演着联结主体、记忆与空间的重要角色。公众通过参与纪念仪式将自身与记忆场域和集体身份相连接,产生强烈的使命感与意义感。

八国联军侵华时期日本出兵华北探究

八国联军侵华时期,义和团运动在华北地区如火如荼地上演。各国列强为维护自身在华利益,意图使用武力联合镇压团民。日本亦欲借此契机加入侵华行列,但此前三国干涉还辽的记忆犹新。看似牢固的列强联盟实则貌合神离,日本企图通过协调应对策略为出兵华北寻找契机。随着华北局势日益危急,奔赴驰援的联军已无法完成既定目标,占据优势地理位置的日本成为列强的最优选择。以外务大臣青木周藏为首的日本统治集团见势拉拢英国,通过协调外交为自身出兵华北制造机会。日本出兵侵华展现出蓄谋已久的侵略意识,也为日后在华北地区制造事端埋下伏笔。

中国南方侵华日军细菌战研究成果简介

日本侵华细菌战,是二战时期反人类的丑恶历史和残忍的战争犯罪。追溯和研究这段历史,对于鞭挞历史邪恶,警惕悲剧重演,维护世界和平,具有重要意义。冷战结束以来,中、日、美、英等国学者竞相研究二战日本细菌战史,但迄今还有种种缺失和不足。国内研究的不足主要有三:一是“重北轻南”,重视731部队在东北进行人体试验、细菌武器开发的研究,而对日本细菌部队在中国南方的活动及实施的细菌战研究不够;二是“各自为营”。

我收藏的侵华日军投降时的《接收清册》

2007年8月,我在芜湖市金三角古玩市场发现4份侵华日军投降时中国政府接受日军驻芜部队和机构归还所掠夺资产的《接收清册》,觉得十分珍贵,终以高价将其全部购藏。另类投降书极少见到历年来,有关侵华日军的罪证材料,包括日军为炫耀“战果”而拍摄的照片、记录的文字,已有多件公之于世。

日本侵华期间对东北地区农村劳动力的掠夺

1931至1934年,日伪当局在征集劳工主要采取骗招手段,骗招对象主要是城镇中谋生的无业人群,其中绝大多数是为了生计而进城务工的失地或少地的农民。到伪满后期,日本在东北实行地极端的劳动统制政策,手段上则主要采取强制征派的方法,将搜刮劳动力资源的区域扩大到东北各地,即使是人口稀少的边远地区也不例外。

侵华英军使用所谓“毒气炮”考

长期以来,一些中国近代史学者认为,八国联军侵华战争期间,英军在天津战役中使用过一种名为"列底炮"的"毒气炮",是为世界战争史中最早的毒气战战例,但论文中所引史料不足以支持其观点。通过与外文史料详悉甄核、对比参证后可以发现,所谓"列底炮"可能是当时英国海军用于中国登陆作战的3英寸口径速射炮,其炮弹使用了英国最新研制的立德炸药,并非以毒气作为主要杀伤手段。英军在侵华战争中使用"毒气炮"的说法是不准确的。

日本侵华教育与中国教会教育比较研究

在中国近、现代，外国势力在华开办了不同类型的教育，其中尤以西方传教士和日本帝国主义侵华势力所办学校为主，但二者所办教育无论是办学体制、教育目标还是教育内容都存在着根本歧异。前者在一定程度上推进了西方科学文化知识在中国的传播，而后者则是一种彻头彻尾的奴化教育．

回旋历史的声音(下篇) 简论日本侵华时期的日伪广播

1931年，日本帝国主义发动“九·一八”事变占领了我国的东北地区。1937年“七·七事变，标志着日本侵华战争和中国全面抗战的开始。为了彻底征服具有五千年灿烂文明史的东方古国．把他变成殖民地．日本侵略者除了运用飞机、大炮等武力手段外，还依靠广播宣传的力量对中国人民实施思想文化统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