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家暴侵害未成年人强制报告制度

强制报告制度对于保护遭受家庭暴力的未成年人具有重要意义。下一步,应当从扩大强制报告的责任主体、细化强制报告的可能情形、取消法律责任的追究前提、规定明确严格的惩罚体系入手,激发强制报告的制度活力,满足保护未成年人利益的需要。

侵害未成年人强制报告制度问题研究与对策

近年来,侵害未成年人案件高发,实践中由于未成年人身心不成熟,在遭受侵害时往往不敢、不知甚至不愿意对外告诉。侵害未成年人强制报告制度的确立,有利于破解侵害未成年人案件预防难、发现难、取证难的问题。完善侵害未成年人强制报告制度的对策主要有:增强报告主体责任意识、完善配套措施保障、强化司法制度衔接、做好后续跟踪回访工作等。

困境与破解:强制报告制度的法社会学分析——以家庭暴力侵害未成年人案件为视角

法律与社会发展不可分离。未成年人保护不仅是一个法律问题,更是一个社会问题。法律虽为社会控制的高级手段,亦不可脱离社会独自发挥作用,需与道德规范、社会价值观、文化等其他社会控制手段互为表里。从法社会学的研究视角出发,家庭暴力侵害未成年人案件强制报告制度具有多种实践价值,但该制度在一定程度上冲击了部分报告义务主体和社会公众的固有思想观念,致使部分报告义务主体履行强制报告义务缺乏精神动力,阻碍了该制度在实践中的顺利运行。应从回应社会发展需求、关注特殊群体权益保障、加强社会控制、培育和塑造现代公民等方面,借助其他社会控制手段化解思想观念冲突,破解强制报告制度的适用困境,进一步提高强制报告制度在家庭暴力侵害未成年人案件中的适用实效。

侵害未成年人案件学校强制报告制度的反思与重构

考察分析侵害未成年人案件强制报告典型案例,发现学校强制报告制度存在义务主体范围不明、受理部门不清、责任机制难以适用的问题。制度的完善首先要明确义务主体囊括所有工作人员且责任需落实到个人,可通过线索归口管理制度强化学校强制报告制度的可操作性。应建立专门的未成年人保护机构,以实现案件的统一受理和对未成年被害人的综合性保护。责任机制方面应取消“造成严重后果”的条件,细化行政责任、审慎追究刑事责任、引入民事责任。

侵害未成年人强制存在的问题及完善路径制报告制度

侵害未成年人犯罪往往存在隐蔽性高、熟人作案等特征,导致此类案件发现难、取证难。2020年5月,最高检联合国家监委、教育部等九部门发布《关于建立侵害未成年人案件强制报告制度的意见(试行)》(以下简称《强制报告意见》),首次从国家层面确立了侵害未成年人案件强制报告制度。2021年6月1日修订的《未成年人保护法》,对密切接触未成年人的相关单位及工作人员不履行强制报告义务的法律责任作出明确规定,从法律层面确认了强制报告制度。

美国受虐未成年人强制报告制度的实践与镜鉴

我国受虐未成年人强制报告制度存在强制报告的虐待范围较窄、强制报告义务主体不全面、责任追究机制不严密、报告人保护机制不到位、响应措施不健全等问题。借鉴美国成熟的实践经验,结合我国国情,建立具有中国特色的受虐未成年人强制报告制度,需要精确强制报告的虐待范围,扩大报告主体的范围,增设报告人激励机制,明确未履行报告义务主体的责任追究,并通过构建完备的响应保护措施和机制实现对受虐未成年人全方位的保护和救助。

儋州市人民检察院:以“强制报告制度”守护未成年人保护安全区

习近平总书记高度重视未成年人保护工作,多次对未成年人保护工作作出重要指示。2020年5月,最高人民检察院、公安部等九部门联合印发《关于建立侵害未成年人案件强制报告制度的意见(试行)》。2021年6月开始施行的未成年人保护法将强制报告制度上升为法律规定。

侵害未成年人强制报告:基于中外比较的制度建构

我国侵害未成年人强制报告的制度建构已经形成具有本土色彩的制度底色,包括基于自身的社会治理能力、社会文化、组织力量。与之相比,该制度在域外已有较为成熟的实践经验。根据美澳等国侵害未成年人强制报告制度中的正负反馈,结合本土社会实际,应建立具有本土特色的侵害未成年人强制报告制度。其中,限定义务主体、扩张义务内容、依靠检察系统是值得坚持的本土路径;明确责任后果、突出个体报告义务需要借鉴美澳等国的经验;类型化实施主体、明确报告范围则是需要通过立法予以完善的远景目标。长远来看,完善侵害未成年人强制报告的运作程序,需要专业化的独立机构,但也应当注重现实路径,发挥检察系统促进制度建构的过渡作用。

侵害未成年人案件强制报告的响应处置机制:域外经验与完善路径

侵害未成年人案件强制报告制度在世界范围内广泛确立,一些国家和地区亦已形成了一套较为成熟的报告后响应处置机制。我国自2020年正式确立侵害未成年人强制报告制度后,实践中暴露出响应处置方面的不少问题。域外的制度和实践可以为完善我国强制报告制度响应处置机制提供启示,即按照“线索接收—初步核实与筛选—进一步评估与分级分类处理—综合评估与服务安置—案件跟踪与监督”的步骤对报告的线索进行响应处置,以及时介入侵害未成年人案件并提供有效保护。

侵害未成年人案件强制报告制度及落实机制研究

建立和完善侵害未成年人案件强制报告制度,体现和落实“国家亲权”,是切实保护未成年人权益的重要举措。实践中还存在报告义务人参与性不强、保障措施单一、救助机制不完善、缺乏有力的追责机制等问题。提出重视宣传提高知晓度、细化报告义务人的责任追究和奖励措施、完善对报告义务人的保障、构建综合救助体系和重视教师群体履行义务等建议。

智慧检务视角下侵害未成年人案件强制报告制度的完善

近年来,侵害未成年人案件占比不断攀升,而囿于案发地点隐蔽、未成年人求助意识弱等原因,此类案件常陷入发现难、报案不及时、延误调查取证难的困境。为有效应对这一问题,我国初步制定了侵害未成年人案件强制报告制度,随着各地实践该制度不断细化,但仍然存在报告率低、受理部门规定混乱、未履行报告义务责任不明确不一致等问题。辩证地借鉴域外国家或地区的发展经验,从明确报告主体及其义务类型、确定民政部门为受理部门、充分利用大数据优势设置强制报告平台与提示程序、持续做好后续响应救助工作四个方面进行完善。

侵害未成年人案件强制报告制度的适用困境与完善

未成年人强制报告制度以国家亲权理论和最有利于未成年人原则为理论基础,对解决侵害未成年人犯罪案件发现难、取证难问题,预防和阻断犯罪,及时救济未成年人有重要意义。但是强制报告制度在实践中适用率依然不高,面临责任主体参与度较低,追责力度缺乏刚性,受理部门混乱,报告时机较晚诸多问题。我国可以借鉴域外经验,在立法上有限度地扩大责任主体范围、安排专门人员进行前置调查、完善追责机制提高威慑性,在思想上通过提高普法宣传的广度、力度、深度,破除传统家本位思想禁锢,提高全民报告意识,从而真正提高强制报告制度的适用率,实现对未成年人的立体综合保护。

学校视角下侵害未成年人犯罪的治理--以强制报告制度为例

强制报告制度的出台为侵害未成年人犯罪治理提供了破题之策,但也不可避免地存在着新生制度的不足之处。为推进学校强制报告制度的具体实施,需要从主体驱动之维厘清"学校主体"的内涵范围;从报告内容之维明晰具体案件情形;从责任规制之维强化学校各类型主体的责任设计;从协调联动之维构建学校与司法、群团组织的社会支持体系,真正使学校强制报告制度成为解决学校痛点的良方,织密学校场域下未成年人的"保护网"。

侵害未成年人强制报告制度的功能及推进

近年来,侵害未成年人案件大幅上升。强制报告制度的实践探索及立法确立,对于加强未成年人综合司法保护,及时惩治侵害未成年人违法犯罪意义重大。如何更好发挥该制度功能作用、抓实主体责任、发挥检察监督职能优势、完善制度衔接、提升运行实效,亟待深入研究。本刊特邀请专家学者对“侵害未成年人强制报告制度的功能及推进”进行探讨,敬请关注。

论侵害未成年人案件强制报告制度的处置机制

侵害未成年人案件强制报告制度的处置机制要求受理部门接到报告后立即受理、处置,并及时反馈案件进展。《关于建立侵害未成年人案件强制报告制度的意见(试行)》为强制报告制度的处置机制提供了规范指引,实践中各地处置流程逐渐细化,但是仍然存在受理部门的规定混杂、报告方式单一且缺乏统一的报告渠道、处置流程混乱烦琐等问题。为完善我国强制报告制度的处置机制,可以适当借鉴域外国家(地区)的经验,明确受理部门,统一报告渠道,增加报告方式,并进一步规范处置流程,确立受理报告和核实调查、分类处理和差别响应、分级评估和干预处置3个步骤。

侵害未成年人案件强制报告制度的法理基础与规范逻辑

未成年人作为社会主义建设事业的后备力量,其身心的健康历来都受到全社会的高度关注。但在实践中,未成年人受到侵害后“不能告诉”、加害人“不愿告诉”、旁观者“无义务告诉”的局面严重妨碍了对未成年人权益的保障和救济。强制报告制度的引入有力地破解了侵害未成年人案件“隐蔽性高”“发现难”的顽疾,其实践意义是不言而喻的。通过法理分析可知,强制报告制度的建立不仅贯彻了国家亲权主义的理念,落实了平等保护的基本人权观,更是对未成年人最大利益原则的忠实践行,因此其具备充分的法理正当性。通过对域外国家成熟经验的考察发现,各国强制报告主体的涵盖范围较广,强制报告内容的分类较为科学、具体,对未履行报告义务的主体责任追究更具威慑力,同时对善意报告者的保护和责任豁免的考虑也较为周全。域外国家的经验对我国强制报告制度的进一步细化和落实具有一定的参考价值,有助于我们从规范维度厘清强制报告的主体、内容及未履行报告义务的责任。

试论侵害未成年人案件强制报告制度完善路径

党的二十大报告强调,要“保障妇女儿童合法权益”。自检察机关推动建立的侵害未成年人案件强制报告制度实施以来,以其广泛的覆盖范围、严格的执行要求、强力的保障手段,对依法保护未成年人权益发挥了重要作用。但同时,实践运行中存在的一些问题影响了强制报告制度功能价值的发挥。本文从检察机关办案实务出发,通过对域外强制报告制度的比较研究,探究梳理建立强制报告制度的理论基础和实践过程,深入分析制度落实中面临的困难与问题,结合司法实践和检察实务提出具有针对性的对策建议,以期对完善中国特色强制报告制度有所裨益。

我国侵害未成年人案件强制报告制度的文本解读与制度完善——兼评《关于建立侵害未成年人案件强制报告制度的意见(试行)》

《关于建立侵害未成年人案件强制报告制度的意见(试行)》的颁布标志着侵害未成年人案件强制报告制度在我国全面建立起来。该意见作为目前最新的也是效力层级最高的强制报告制度系统文件,有必要对其内容进行全面解读。通过解读发现该制度在报告主体、报告内容及时限等方面仍存在诸多不足之处。针对此,建议从立法层面完善相关法律,实现该制度与其他法律规范的衔接,夯实制度基础;从制度本身出发,弥补其在报告主体、报告内容及时限、受理部门及职责分工、法律责任和保护规定等方面的不足,健全制度内容;从配套措施角度,提高未成年人工作队伍的专业化水平,加强对报告主体的宣传培训和社会公众的普法宣传,助力制度落实。

侵害未成年人案件强制报告制度的法理分析与优化探究——以新《中华人民共和国未成年人保护法》的实施为背景

新修订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未成年人保护法》将强制报告的道德义务上升至法律义务,从而正式确立侵害未成年人案件强制报告制度。从法理分析可知,强制报告制度的设立彰显了家庭自治到国家干预、权利缺位到儿童独立人权、传统教养到儿童最大利益的三重转变,因此具备充分的正当性基础。强制报告制度实施迄今两年有余,在落地过程中仍然存在义务主体报告意识薄弱、受理部门混乱、责任承担缺失、处置流程虚置等适用困境。针对制度实施痛点,要增强义务主体报告意识、提升报告积极性,通过设置儿童专门权利保障机构,统一案件受理职责,并且明晰和细化报告处置流程,完善相关配套措施。

侵害未成年人案件强制报告制度的理论检视与规则形塑

近年来,我国侵害未成年人案件频发,且存在预防难、发现难、取证难等痼疾。侵害未成年人案件强制报告制度遵循国家亲权主义理念,旨在通过系统性主动干预手段,实现对未成年人权利的倾斜性配置。我国新近设立的强制报告制度不可避免地存在种种问题,域外的强制报告制度相对成熟,具有报告主体多元、报告内容全面、责任追究有力、保护措施完备等特征,对我国相关制度的完善具有积极的借鉴意义。当前我国应当以夯实制度基础、弥补制度漏洞为主要抓手,助力强制报告制度乃至整个未成年人保护机制的不断发展完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