侵害英雄烈士名誉、荣誉罪若干问题探讨

侵害英雄烈士名誉、荣誉罪的主要法益为国家对英雄烈士名誉、荣誉的保护秩序,次要法益系英雄烈士的名誉、荣誉等人格利益。该罪的保护对象中的烈士与英雄是一种种属关系,英雄既包括在世的英雄,同时也包括烈士。本罪与侮辱罪、诽谤罪、网络寻衅滋事罪均为法条竞合关系,应优先适用侵害英雄烈士名誉、荣誉罪。

论侵害英雄烈士名誉、荣誉罪的保护法益

关于侵害英雄烈士名誉、荣誉罪的保护法益,目前存在着集体法益和个人法益、单一法益与复合法益之争。英雄烈士的名誉、荣誉同时体现着个人利益和公共利益,但在刑法对其保护路径的选择上,将其定位为个人法益,不具有理论、实践上的妥当性。根据法益保护理论,法益一元说显然无法与刑法发挥风险应对、社群整合机能的要求相协调,无助于本罪法益的规范解释。法益二元说承认集体法益与个人自由发展及其基本权利实现的价值关联,但无需还原为个人法益。这一观点用于解释本罪法益更为合理。英雄烈士作为国家历史符号,对其名誉、荣誉的保护,旨在保障国家内部架构条件即公民认同感这一维系国家存立的集体性心理。它有利于强化共同体的价值凝聚力和精神向心力,是保障国家存续的必不可少的心理条件,由此可以证成其属于集体法益。根据二元说的立场,在价值面上,本罪法益与个人自由和人格发展具有关联性,具备立法的正当性;在存在面上,通过犯罪对象的确定和罪量要素的认定,可以为司法识别保护法益提供更加明显的外在标识。

论侵害英雄烈士名誉、荣誉罪的保护法益

侵害英雄烈士名誉、荣誉罪侵害了社会公众的历史记忆、共同情感和民族精神,以及由此组成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进而损害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的正当性和合法性,打击中华民族的自信心,破坏中华民族作为一个共同体的道德凝聚力。道德的、民事的、行政的手段以及刑法上的一般条款不足以惩罚、预防该种行为,在刑法中设立本罪具有必要性。增设本罪是以刑罚手段制裁、遏制那种以违反规范的方式破坏道德建设的制度安排、损害社会公共利益的行为。只要根据本罪的保护法益准确界定其构成要件,就不会损及学术自由、言论自由和公民的知情权。

法秩序统一性的含义与刑法体系解释——以侵害英雄烈士名誉、荣誉罪为例

法秩序统一性原理对于刑法解释具有制约关系,但是如何理解法秩序统一性的内涵,历来见仁见智。对于侵害英雄烈士名誉、荣誉罪中的“英雄烈士”如何界定,在理论上存在争议。以《英雄烈士保护法》为前置法,进而主张“英雄般的烈士”是本罪保护对象的观点虽有一定影响,但很值得质疑。最高人民检察院第136号指导性案例将已牺牲的烈士和健在的英雄模范人物进行“整体评价”的论证逻辑存在明显不足。法秩序统一性的真正含义是“法规范的集合”不存在内在的、根本的矛盾,是目的论层面的统一,仅以《英雄烈士保护法》及《民法典》第185条为根据理解本罪的保护范围,是将法秩序统一性降格成了“部门法之间的统一”,存在方法论上的缺陷。将本罪保护对象限定理解的主张还忽略了《国家勋章和国家荣誉称号法》等法律的存在。从立足于法秩序统一性的体系解释出发,应当认为本罪所保护的英雄和烈士之间是并列关系,侮辱、诽谤健在的英雄,且损害社会公共利益的,同时构成本罪和侮辱罪、诽谤罪的想象竞合犯。

侵害英雄烈士名誉、荣誉罪要素之认定

侵害英雄烈士名誉、荣誉罪作为为了维护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而增设的风尚犯,认定其犯罪构成要素过程须慎之又慎,预防因法益虚化所带来的刑法风险。在法教义学视角下,该罪中的保护对象“英雄烈士”应通过解释方法将“英雄”定位为修饰词,将“烈士”定位为实义词,整体理解为“英勇的烈士”。另外,该罪的直接法益是尊重英雄烈士的善良风俗,其辐射法益为民众对英雄烈士的虔敬情感及党和政府的历史根基、公信力等公共利益,由此也排除了寻衅滋事罪的适用。在厘清侵害英雄烈士名誉、荣誉罪的属性定位和坚守集体法益原则的立场上,将行为方式内容限制于侮辱、诽谤和侵害“评定英雄烈士的相关事迹”和“英雄烈士人身品格”。通过对该罪保护对象、行为方式、行为内容等要素的认定,既可以体现实质刑法的精神,又可缩小犯罪圈,有效地汇聚司法力量保护英雄烈士名誉。

侵害英雄烈士名誉、荣誉罪的适用困境与出路

法益一元论认为,只有能被还原为个人实在利益的法益才是刑法上的适格法益,纯粹思想的目标设定不是法益,根据这一通说观点,国家尊严荣誉这种纯粹思想目标设定无法成为适格的刑法法益。这导致侵害英雄烈士名誉、荣誉罪在法益一元论下出现了种种解释困境,只有在彻底的法益二元论下,才能解决以上种种困境。

侵害英雄烈士名誉、荣誉罪构成要件分析

对侵害英雄烈士名誉、荣誉罪中“烈士”的认定,可以依据《烈士褒扬条例》的标准。本罪中的“侮辱、诽谤行为”主要是指侮辱、诽谤罪中的侮辱、诽谤,同时侮辱行为还涵盖《英雄烈士保护法》中的丑化、亵渎行为。对于如何解读“情节严重”,应当以法益为关键点,当该行为对“公众的爱国意识”造成了侵害之时,才属于“情节严重”所考量的范围。

侵害英雄烈士名誉、荣誉罪中“英雄烈士”的语义判断

侵害英雄烈士名誉、荣誉罪中“英雄烈士”的语义理解存在争议。社会公共利益应作为“英雄烈士”刑法语义判断的基点。“英雄烈士”的刑法语义需经过两次判断方可认定。首次判断的重点在于通过分析前置法中“英雄烈士”的具体内涵,明确前置法的共同规范态度,使刑法与其保持一致。第二次判断的重点在于分析“英雄”是否包括在世英雄。将在世英雄纳入解释范畴符合维护社会公共利益的秩序目标。“英雄烈士”的刑法语义不仅从属于英雄烈士保护法,还应从属于其他前置法。在法律适用方面,侵害英雄烈士名誉、荣誉罪要比侮辱罪、诽谤罪在法益保护与罪数处理上更具合理性。

侵害英雄烈士名誉、荣誉罪的法教义学研究

准确理解侵害英雄烈士名誉、荣誉罪是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内在要求,同时也是协调"刑行"和"刑民"关系的重要保障。本罪首先保护的是民族精神,其次保护的是社会公众的爱国精神。"英雄""烈士"为并列关系,且"英雄"不仅包括"过世的英雄"还包括"活着的英雄"。"英雄"作为规范构成要件要素,可以从以下三个方面进行界定:其一,从所处的领域或者行业来观测,"英雄"行为应当具有专业性;其二,从社会大众的角度来看,"英雄"行为应当具备关键性;其三,从评价基准来讲,"英雄"行为应当具备相当性。尽管本罪与侮辱罪、诽谤罪因保护对象的差异而在法益保护方向上分道扬镳,但实行行为的判定却可以相互参照。"情节严重"的理解需要结合本罪保护的法益,同时借助量化结果、犯罪类型和社会评价三个指标综合评判。

刑法新增罪名的合宪性审查——以侵害英雄烈士名誉、荣誉罪为例

对刑法中新增罪名的合宪性审查应当从基本权利的限制和罪刑法定原则的要求两个方面进行。侵害英雄烈士名誉、荣誉罪在对英雄烈士的名誉、荣誉予以保障的同时,也限制了国民的言论自由和文学艺术创作自由。由于言论自由和文学艺术创作自由均属于无法律保留的基本权利,只有将侵害英雄烈士名誉、荣誉罪的保护法益认定为英雄烈士的名誉权和社会公共利益等本身具有宪法价值的权益,并且严格把握该罪的成立范围,才能确保该罪的合宪性。基于罪刑法定原则和本罪的体系定位,本罪意义上的"英雄"应限于被省部级政府部门或军队相关部门授予英雄称号的过世者,以及为中国人民的解放事业和新中国的建设事业做出巨大贡献,其功绩获得国民普遍承认的已过世的英雄人物。

法秩序统一原理下侵害英雄烈士名誉、荣誉罪的保护对象研究

准确理解侵害英雄烈士名誉、荣誉罪的保护对象即"英雄烈士"的范围,是弘扬社会秩序核心价值观及一体化落实《刑法修正案(十一)》《英雄烈士保护法》《民法典》等英烈名誉保护法律责任条款所面临的重要问题。基于本罪设立的法源及其与前置法的关系,基于法秩序统一原理,综合运用多种解释方法分析,本罪中"英雄烈士"不是"英雄"加"烈士"的并列关系,而是"英雄的烈士"的偏正关系;"英雄烈士"的内涵应是为国家、民族和社会的发展英勇牺牲的仁人志士;"英雄烈士"的外延仅限于"故去的烈士",不包括"活着的英雄"。这样的结论既符合法条之文义,也符合本罪设立"保护英雄烈士名誉,与英雄烈士保护法相衔接"之立法原意,更符合本罪维护社会公共秩序之法益保护目的,并遵循了本罪作为法定犯应参照前置法的基本理据。

侵害英雄烈士名誉、荣誉罪的基本构造及司法适用

侵害英雄烈士名誉、荣誉罪的保护法益具有个人法益和社会法益的双重性。该罪的行为对象从解释论来说,是指已牺牲、逝世的英雄烈士。当行为人基于一个概括的故意实施一个或连续多个行为同时侵害在世的和去世的英雄烈士,应整体评价为一行为,系想象竞合,以侵害英雄烈士名誉、荣誉罪定罪处罚。该罪的行为方式及其情节应根据保护法益进行实质解释,并恰当处理与侮辱、诽谤罪及寻衅滋事罪的关系,准确理解刑事附带民事公益诉讼的意义和依据。

侵害英雄烈士名誉、荣誉罪法律适用探讨

侵害英雄烈士名誉、荣誉罪作为刑法修正案(十一)的新设罪名,在法律适用方面存在诸多探讨空间。法益保护方面,其侧重于保护精神层面的社会公共秩序,且与侮辱罪、诽谤罪有明显区别;在英雄范围的认定上,该罪包括在世的英雄,还包括外国人,且对不在世英雄的认定时间范围可划定为近代以来;在行为方式上,对英雄烈士事迹和精神提出不同观点的学术研究行为的性质认定应当审慎,对破坏、污损英雄烈士纪念设施或侵占其保护范围内土地和设施的行为是否构成该罪应根据具体情形区别对待。

侵害英雄烈士名誉、荣誉罪若干适用问题解析

刑法修正案(十一)新增侵害英雄烈士名誉、荣誉罪,对该罪与侮辱罪、诽谤罪的联系区别,以及“英雄烈士”的界定等问题,理论与实务界有不同观点。本刊特组织“侵害英雄烈士名誉、荣誉罪法律适用研究”专题,就相关问题进行探讨。

侵害英雄烈士名誉、荣誉行为的法律分析与司法适用

《刑法修正案(十一)》在刑法第229条中增设了关于侵害英雄烈士名誉、荣誉罪的相关内容,是刑法规范层面保护英雄烈士名誉、维护社会公共利益的积极确认。与行政处罚相比,从法益保护、前置法处罚力度不足、该类行为具有严重社会危害性等方面考察,刑法给予该类行为否定性评价实属必要。从法教义学着手,着重对本罪的行为手段进行解构,其行为手段包含侮辱、诽谤以及其他手段,“英雄烈士”的范围应为英雄和烈士并从形式和实质层面认定更为妥当,侵害“活着的英雄”名誉、荣誉行为仍会造成严重不法侵害,“活着的英雄”理当在本罪保护范围,勘定“情节严重”界限应从侵害手段的恶劣程度、侵害动机、侵害行为次数、造成损害后果进行考量,特定时间场所也是情节严重必须考虑的该当范围,本罪侵害手段无需具有公然性。针对本罪与寻衅滋事罪可能产生一定混淆的问题,从保护法益、行为手段、对象、处罚程度入手将两者予以厘清,有助于合理适用该项罪名。

侵害英雄烈士荣誉名誉入刑的意义及司法适用

在2021年3月1日实施《刑法修正案十一》中,新增了侵犯英雄烈士荣誉、名誉罪这一罪名。该罪的实施完善对英烈保护的法律体系,构筑了对英烈保护的“防火墙”,对我国法治建设的完善具有重要意义。本文将简单阐述关于该新增罪名的出现对社会的影响以及对法治的意义,并结合了最新的“辣笔小球”一案简要阐述对于该条文具体的内容解读和司法适用问题。

英雄烈士人格利益的刑法保护之维——以《刑法》第二百九十九条之一的解释论为视角

《刑法》第二百九十九条之一侵害英雄烈士名誉、荣誉罪保护的法益是包含公众情感、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等在内的社会公共利益。我国对英雄烈士的界定没有国籍限制,不区分有名或无名,且不以获得明确带有“英雄”“烈士”字样的荣誉称号为必要,但在世的“英雄模范”不属于本罪的保护对象,且相关荣誉和评定机构仅指“国家”一级。“情节严重”是区分本罪与一般民事侵权、行政违法行为的主要标准,实务中应当严格遵从“能民法者不行政,能行政者不刑事”的公权介入原则和宽严相济的刑事政策,妥善处理好民事、行政、刑事措施间的梯度关系和发动次序。

《葛长生诉洪振快名誉权、荣誉权纠纷案》的理解与参照--以细节考据、观点争鸣等方式对英雄烈士的事迹和精神进行贬损、丑化的行为构成对英雄烈士名誉权、荣誉权的侵害

为了正确理解和准确参照适用第99号指导案例,现对该指导案例的选编过程、裁判要点、参照适用等有关情况予以解释和说明。本案例的相关情况近年来,社会上出现了以各种手段歪曲历史事实,侮辱、诽谤英雄人物和烈士的现象。

彻底的法益二元论之提倡

法益一元论认为,只有能被还原为个人实在利益的法益才是刑法上的适格法益,“纯粹思想的目标设定”不是法益,因此,国家尊严荣誉这种纯粹思想目标设定无法成为适格的刑法法益。即使法益二元论的学者,也未对“纯粹思想目标设定不是法益”的观点提出过系统有力的质疑。但是,这一观点不仅内部存在重大矛盾,而且对部分罪名的解释适用产生了重大误导。因此,应当打破法益一元论主张的“纯粹思想的目标设定不是法益”的定论,构建彻底的法益二元论。在此基础上,才能对以保护国家精神为目的的集体法益类的犯罪作出正确的解释与适用。

新规

侵害英雄烈士权益行为将受严惩全国人大常委会日前表决通过的英雄烈士保护法于5月1日起正式施行。法律从行政、民事和刑事方面加强对英雄烈士姓名、肖像、名誉、荣誉的保护,建立了侵害英雄烈士名誉荣誉的公益诉讼制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