知识产权侵权诉讼中侵权人获利的证明——基于裁判文书的实证分析

知识产权侵权诉讼中,权利人在无法证明实际损失的情况下,通常要求按照侵权人获利进行赔偿,实践中这一请求却往往遭遇举证难题而难以实现。根据现行法律规定,在确定知识产权侵权损害赔偿额时也可以采取"优势证据"标准。在此基础上,综合考虑最低证明标准、案件及证明对象的性质、举证的难易程度以及法官自由心证几个因素,构建合理的侵权人获利证明标准。在确保证明力的前提上,应当充分发挥专业评估报告的证据作用,以扫清知识产权侵权获利赔偿的证明障碍。

知识产权赔偿中“侵权人获利”标准的思考

侵害知识产权的赔偿方法,作为知识产权的权利救济手段,对知识产权保护发挥着重要作用。受害人损失、侵权人获利、支付合理使用费及法定损害赔偿均为具体的赔偿标准。将侵权人获利作为赔偿标准有一定合理性,但也存在着显失公平的情形。应在拟定具体计算方法的基础上,对其进行科学的和必要的分割,以平衡权利人、侵权人及社会各方之间的利益。

证据妨碍排除规则适用异化的矫正——基于知识产权案件中侵权人获利降格证成的分析

证据妨碍排除规则是为解决知识产权侵权之诉中的“举证难”“赔偿低”等问题而设,法院作为规则运行的实践者,更关注该规则的社会制约条件和可能产生的适用后果,适用时较为审慎和保守。对于制度设计的“构成标准”在审判实践中遇到了“严落实”等异化情形,通过将优势证据标准作为证据妨碍排除规则的证明标准,降格初步证据的证明标准、证据妨碍排除规则司法启动条件,裁判文书对优势证据的充分说理,强化优势证据标准的准确适用,在“客观证明”与“情理推断”间寻求证据妨碍排除规则制度价值和司法技术,为切实提高知识产权审判质量和加大知识产权司法保护力度贡献一剂良方。

论精神损害赔偿中的“侵权人获利”因素

在确定精神损害赔偿数额时,"侵权人获利"应作为独立因素被考量。但是,"侵权人获利"因素有其特定适用范围,即只适用于对他人精神性人格权强制商业化的情形。在确定精神损害赔偿数额时,"侵权人获利"因素之引入预示着对精神性人格权中所包含的财产利益的承认,某些侵害精神性人格权行为的责任形式亦应由精神损害向财产损害过渡。如此,对"侵权人获利"行为矫正的请求权基础除了侵权法外,还将包括不当得利和不法(无因)管理。

精神性人格权之定性——兼论《侵权责任法》第二十条对人格权法立法之推进

根据传统民法,人格权属于专属权,具有绝对性、不可转让性和不可继承性,该认识遭遇了现代"人格权商品化"的挑战。司法解释通过确立精神损害赔偿并实现对"侵权人获利"因素的考量间接承认对精神性人格权中财产利益之保护。《侵权责任法》第二十条规定承认了某些"精神性人格权"中精神性和财产性双重利益之构成,实现了对其的直接保护,同时极大推进了正在进行的人格权法立法工作。

专利侵权损害赔偿的数额

计算损失时,专利法仅考虑"实际损失"与完全赔偿原则出入较大,解释论上应作扩大解释;立法论上对于许可费损失等非难以量化的间接损失在加害人有故意的条件下,应纳入赔偿范围。对于规模经济带来的益处等特别遥远、发生概率较低的潜在损失具备悖俗和故意两个要件亦应考虑。证明因果关系时,勿强求流失利润与销量间高度因果联系之证据;但确定预期利润损失时仍应采"盖然性"的证明标准。适用获利法时,法院可调取税务部门的纳税记录间接确定;专利权人营销能力和制造能力不足以达到侵权专利实施品数量时,要减少利润的核定。适用法定赔偿时可依数量、加害行为、侵权行为人、主观状态细化并参照损失法上的不同法益位阶酌定损失。

日本专利侵权损害赔偿计算若干问题研究及对我国的借鉴

自1998年日本《特许法》修改至今,日本有关专利侵权损害赔偿计算的司法实践开始出现一系列变化,特定权利人所失利润标准、侵权人非法获利标准及实施许可费标准作为确定损害赔偿额的主要方式获得了积极运用并采用了更为精细的计算方法,且随着司法判赔实践经验的逐步积累得到了不断发展。研究日本专利侵权损害赔偿制度中上述三种计算方式的适用条件、考量因素、规则细化问题及其新进展,以期对我国相关制度的完善有所助益。

论受益型侵权行为的法律规制

随着社会时代的不断发展,一种新类型的侵权行为即受益型侵权行为,广泛地存在于现实社会之中,侵权人的不法行为不仅没有损失反而获得了利益,传统的侵权责任法相关规则不能解决这个问题,对侵权人一方起不到有效的规制作用,这样就会致使为了获得利益而侵犯他人权利的行为发生,破坏社会秩序。文章试图解决对这种行为的规制问题。首先介绍了受益型侵权行为的概念,接着论述了目前我国法律规制受益型侵权行为存在的困境,然后总结了目前各个国家在规制受益型侵权时都采用了什么方法以及这些方法的利弊,最后提出了自己对于规制受益型侵权的一些建议,得出了一个简单的结论。

论知识产权全面赔偿数额之确定

全面赔偿原则下的"权利人损失""侵权人获利"和"合理许可费倍数"是知识产权法律规定的赔偿数额确定方法,但存在可操作性不强、具有顺序限制、举证困难突出、未考虑主观过错等缺陷。应明确赔偿数额的确定基准,赋予权利人赔偿数额确定方法适用的选择权,明确过错在赔偿数额确定中的地位,切实发挥全面赔偿原则的功效。

侵犯商业秘密罪损失数额认定的实证研究——以华东地区50个案例为样本

虽然《刑法修正案(十一)》将商业秘密从“结果犯”调整为了“情节犯”,但就侵犯商业秘密罪而言,重大损失数额认定仍然是界分罪与非罪的重要标准。对华东地区的相关案件进行实证检视,目前的司法实践中,侵犯商业秘密罪重大损失数额的计算存在混淆“权利人损失”与“侵权人获利”、合理许可使用费被搁置、商业秘密价值认定标准模糊等一系列问题。对此,应当采取明确界分重大损失与其他严重情节、以商业秘密价值认定法取代合理许可使用费认定法、针对不同类型侵权行为设置不同入罪门槛等一系列办法,优化侵犯商业秘密的刑事保护。

“三择一”损失算定模式立法技术检讨

《侵权责任法》第20条确立了侵害人身权益造成财产损失的“三择一”算定模式,即“受害人损失”、“侵权人获利”与“法院酌定”均可用来算定受害人的财产损失。在剥夺“侵权人获利”的两种私法模式中,该算定模式相对于传统请求权竞合模式在我国当下具有技术上的合理性。但“三择一”限定选择次序,无法妥善贯彻价值判断的结论,其立法技术上的缺陷应当考虑补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