跨境知识产权侵权纠纷的域外法律适用

各国在处理跨境知识产权侵权纠纷的域外法律适用问题时主要采取两种模式,即单向域外适用模式与双向域外适用模式。前者更多地是将知识产权视为一种政策性的特权,在处理域外侵权行为时往往不会发生外国的知识产权法被本国法院所适用的情况,但会出现本国知识产权法适用于发生在域外行为的情形;后者更多地是将知识产权视为一种民事权利,对于发生在域外的行为,本国法院既可能适用本国知识产权法律,也可能适用外国知识产权法律,是否发生外国法律的适用取决于一国立法对较为中立的连接点的界定。我国在立法上采取了以“被请求保护地”为连接点的双向域外适用模式,但是在司法实践中往往并不进行法律选择而是径行适用中国知识产权法律。这将导致在司法上采取了将中国知识产权法律适用于域外行为的单向域外适用模式。我国应在跨境知识产权侵权纠纷的域外法律适用问题上回归双向域外适用模式,并在具体纠纷裁判中丰富和明确“被请求保护地”的含义,同时设置“无所不在”侵权行为的特殊法律适用规则,限制当事人共同选择适用法的范围以及确定公共秩序在准据法选择中的适用,以实现维护本国利益的目的。

生态环境侵权惩罚性赔偿的适用问题研究

《民法典》第1232条规定的惩罚性赔偿,是生态文明建设中用最严格的制度、最严密的法治保护生态环境的制度创新。关于生态环境侵权惩罚性赔偿责任及其司法解释的理解与适用问题:首先,在适用范围方面,惩罚性赔偿应当适用于生态环境损害领域。其次,在责任构成要件方面,应在明确“违反法律规定”内涵与范围的基础上,区分“违反法律规定”与“违反国家规定”之间的区别与联系,并针对“严重后果”的认定标准进行具体化规范。再次,在生态环境损害惩罚性赔偿金的计算方面,应以生态环境损害赔偿费用作为惩罚性赔偿金的计算基数。最后,在惩罚性赔偿金的归属和履行方面,对于污染环境、破坏生态造成人身、财产损害的情形,惩罚性赔偿金归被侵权人所有,应优先于刑事罚金、行政罚款履行;对于污染环境、破坏生态造成生态环境损害的情形,惩罚性赔偿金应与罚金、罚款折抵后,统一上缴国库。

恶意民事诉讼侵权行为与损害赔偿责任

恶意民事诉讼是指当事人没有诉权或者超出合法诉权范围,故意提起民事诉讼,意图实现侵害对方当事人或者第三人民事权益非法目的的一般侵权行为,包括恶意诉讼、滥用诉权和虚假诉讼三种类型。恶意民事诉讼是一般侵权行为,在《民法典》侵权责任编不必作特别规定,直接适用《民法典》第1165条第1款规定的侵权行为一般条款即可。《民事案件案由规定》“侵权责任纠纷”项下的第三级案由和第四级案由没有规定“恶意民事诉讼责任纠纷”案由,可以直接适用第二级案由即“侵权责任纠纷”确定案由。恶意民事诉讼侵权责任构成应当依照《民法典》第1165条第1款规定并结合恶意民事诉讼的特点认定,损害赔偿责任应当依照《民法典》第1184条、第1182条和第1183条第1款等规定的方法确定。

基于知识图谱的专利侵权风险预警研究

同一领域产品的专利技术具有高技术关联度等特征,企业在生产经营活动中面临着专利侵权的潜在风险,立足于企业专利侵权预警的实际需求,高效、准确地检测产品存在的专利侵权风险具有重要意义。由此,本文提出了专利侵权风险预警模型,该模型重新定义了领域专利知识图谱、产品技术方案图谱的模式层,涵盖了组件实体、结构实体和功效实体三类实体类型,以及组成关系、相对位置关系、连接关系和功效达成关系四类实体关系;基于BERT(bidirectional encoder representations from transformers)和BiLSTM(bi-directional long short-term memory)模型构建专利知识图谱和产品技术方案知识图谱;基于ComplEx模型实现知识图谱的嵌入,实现产品和专利技术之间相似度的量化计算,并根据专利侵权风险指数做出侵权预警。以空气加湿器和耳机两类产品进行实证研究,专利侵权预警准确率为86.67%,具有一定的应用价值。

个人信息侵权中过错的认定及对侵权责任的影响

过错对判定个人信息侵权责任成立与明确损害赔偿金额具有重要意义。就归责原则而言,《个人信息保护法》与《民法典》体系衔接不畅,引发了个人信息处理者与非个人信息处理者适用过错推定责任抑或过错责任的法律适用难题。就过错程度而言,非法收集、使用、获取、买卖、公开、泄露个人信息等单纯侵害个人信息权益的行为,行为人主观上多为故意,过失侵权多发生于网络信息侵权及信息公开侵权;将个人信息用于刑事犯罪、商业营销及人格侵权等以个人信息为媒介侵害其他民事权益的行为,上游个人信息侵权人对下游损害承担责任以故意为要件,但上下游信息处理者之间存在合同勾连关系时,即便上游个人信息侵权人仅为过失,也需对下游损害承担相应责任。

环境污染第三方治理中侵权责任因果关系的“类型化”认定

环境污染第三方治理中行为人的多元性、行为的多重性、因果关系的复杂性增加了人民法院认定其侵权责任因果关系的难度,导致其侵权责任因果关系的认定在裁判文书中呈现出“理论含混、表述迥异”的样态。侵权行为与损害后果间的因果关系作为环境污染第三方治理中侵权责任的构成要件之一,亟需以“污染者担责”原则为指引、以识别“污染者”和“非污染者”身份为基础确立“类型化”的认定路径。在排污企业与治污主体间有意思联络的情形下,两者均为“污染者”,此时各自的行为与损害后果之间的因果关系认定宜采因果关系推定理论。在排污企业与治污主体间无意思联络的情形下,两者中必有一方为“污染者”,其侵权责任因果关系的认定宜采因果关系推定理论;另一方则为“非污染者”,其侵权责任因果关系的认定宜采相当因果关系理论。

智慧养老的侵权风险与规制革新

新一轮科技革命正以空前力量改变着传统生产生活方式。相较于传统养老,智慧养老依托大数据、人工智能等技术,能够根据老年人的需求实时、快捷地进行服务供给。处于数字弱势地位的老年群体具有风险意识薄弱、心理脆弱、生理脆弱的特点,导致其个人信息容易被泄露,个人隐私权保护受到冲击,智能养老产品侵害权益的现象也时有发生。智慧养老所产生的侵权风险呈现多变性、隐匿性与不可预测性,现有法律规制面临严重适用困境。为促进智慧养老法治化,需重塑智慧养老法律规制的价值抉择,明确智慧养老信息收集、使用的界限,设置大数据时代隐私权保护举证规则,完善智能养老产品责任司法适用标准。

论网络服务提供者对侵权通知的审查义务

“通知-删除”规则在我国网络侵权治理中发挥着重要作用,随着网络侵权形势日趋复杂,亟须确立网络服务提供者对侵权通知的审查义务以应对频发的错误通知。对比分析不同法域“通知-删除”规则的差异,尊重网络服务提供者对侵权通知进行审查的事实,从法解释论视角,明确网络服务提供者对侵权通知的审查义务。我国法语境下的“通知-删除”规则应为归责规范,适用过错责任原则,网络服务提供者的审查义务是其注意义务的组成部分。确定网络服务提供者对侵权通知审查义务的内容应当同步考量权利人的维权成本和网络服务提供者的审查负担,以“盖然性优势”为标准对通知的不同要素进行审查,是网络服务提供者对侵权通知的审查义务的一般性内容。针对不同类型权利的权属证据和侵权证据,网络服务提供者的审查逻辑和判断标准可进行适当调整。

定牌加工出口下的商标侵权请求权基础探析

定牌加工出口为我国十分重要的产业发展方向,海关系统也对知识产权提供边境执法保护。然而,假使境外委托方并未在我国境内进行商标注册,并且在我国境内却由第三人拥有该商标专用权,则我国境内受托方定牌加工的行为将可能产生侵权疑虑。在平衡境内商标权利人的权利保护及促进定牌加工制造业发展间,应找出一个平衡点,但长期以来,司法裁判观点历经数次变动与海关执法存在一定的逻辑矛盾,使得相关争议一直存在,因此,明确请求权基础才能把问题从根本上解决,也才能平衡我国加工出口产业的发展及商标权保护。

植物新品种权非法代繁侵权行为分析——基于(2020)最高法知民终428号判决书分析

种子是农业的芯片,植物新品种权是保护育种创新的一项重要知识产权,而非法代繁侵权行为是侵害植物新品种权的一种典型行为。对最高人民法院发布的种业知识产权典型案例之一——(2020)最高法知民终428号案件分析发现,我国司法实践过程中仍然存在侵权主体混杂、行为隐蔽、取证困难和赔偿数额认定难等复杂问题。因此,需通过行政和司法合力保护、科学分配举证责任、法定赔偿和惩罚性赔偿相结合的完善对策来纾解困境。

商标侵权获利返还与实际损失赔偿的锚定和偏离

一方面,《商标法》相关司法解释允许权利人在实际损失赔偿与侵权获利返还之间自由选择且不互为前提;另一方面,《商标法》和司法实践又表现出两者的密切关联:实际损失赔偿与侵权获利返还一律禁止同时主张,没有实际损失则不能主张侵权获利返还。请求权基础的分析思路并不能很好地解释两者的适用关系。传统的请求权基础难以涵盖侵权获利返还,非传统的请求权基础难以完善相关的适用规则。两者既有锚定的一面,又有偏离的一面,具体取决于商标侵权获利返还在不同场景下的功能发挥。在侵权产品与商标权人产品有直接竞争关系时,适用侵权获利返还是推定侵权人的获利会造成权利人的损失,是其发挥替代和补偿功能的表现。在侵权产品与商标权人产品有直接竞争关系,但由于侵权人的过错程度不再考虑其自身对获利的贡献率或没有直接竞争关系却有过错时,适用侵权获利返还则是典型的威慑和预防侵权功能的表现。

裁判视角下商标侵权惩罚性赔偿额影响因素组态研究

现有文献侧重法学视角对商标侵权惩罚性赔偿制度的研究,暂无关注多因素对惩罚性赔偿额的联动作用。基于裁判视角,运用fsQCA,从基数、主观恶意程度、侵权情节严重程度以及其他因素四个层面8个前因条件出发探究其对商标侵权惩罚性赔偿额的协同联动效应,并探索高惩罚性赔偿额的驱动路径。得出以下结论:充分重视赔偿基数的重要作用,谨慎看待高倍数对惩罚性赔偿额的影响,商标权人在诉讼过程中应注重证据的全面性以及互补性,同时结合个案选择合适的举证路径。

论著作权侵权惩罚性赔偿适用标准的统一——基于687件件裁裁判判文文书书的的实证分析

我国《著作权法》在第三次修改时引入了惩罚性赔偿制度,但立法语言的模糊导致司法裁判标准混乱。基于对687件裁判文书实证分析可知:一方面,法定赔偿暗含的惩罚属性压缩了惩罚性赔偿的适用空间,也带来了能否将这一实践中具有绝对主导地位的损害赔偿计算标准作为惩罚性赔偿基准额的争议;另一方面,惩罚性赔偿构成要件语义模糊、规范指引缺乏,导致裁判标准无法统一。要促进我国著作权侵权惩罚性赔偿制度的司法完善,须以类型化、体系化的思维统一惩罚性赔偿适用标准。具体而言,须厘清并协调“故意”与“情节严重”等构成要件的功能;允许在特定条件下将法定赔偿作为惩罚性赔偿的基数;降低数额认定的高精度期待,避免损害赔偿“数学化”而忽略其法律价值;厘清法定赔偿与惩罚性赔偿的边界,在防止对侵权事实重复评价的基础上促进二者的协调适用。

噪声污染侵权案中噪声标准适用的实证研究

环境标准的法律效力源于公法规定,所以它的强制性理应限于公法。在环境侵权案件中,“超标”与侵权并无直接联系,对环境侵权的认定仍须尊重环境污染的事实,但是实证研究中噪声污染侵权案件却出现了“噪声标准唯一论”的倾向。这种判定噪声污染事实只看超标与否的做法带来了合规抗辩效力和标准适用冲突的争议。争议源于“噪声污染”的私法定义模糊、噪声标准的定位不明,以及噪声标准自身存在的滞后、矛盾等问题。建议在司法中摒弃“噪声标准唯一论”的做法,引入不可量物侵害中的容忍义务理论,将其贯穿于噪声污染侵权责任的判断,并在噪声标准的制定过程中用设置“日落条款”等方式来完善噪声标准在噪声污染侵权案中的适用。

论混合型平台知识产权侵权责任的边界——以美国“恶名市场名单”构陷微信为切入点

美国“恶名市场名单”报告以微信被用于售假链条的环节中为由,无端构陷其整体属于电商生态系统并苛责其承担过重的知识产权注意义务,这既给我国相关企业招致过度关注和不当监管,也对我国在知识产权保护方面的国际声誉造成不应有的负面影响。实际上,与传统的单一型平台不同,以微信为代表的混合型平台创造性地将多种类型的功能和服务聚合为一体,在本质上属于混合型平台,其知识产权注意义务和法律责任应当根据具体功能模块的性质和特征予以类型化分析。在框定混合型平台知识产权侵权责任的边界时,必须冲破知识产权侵权行为碎片化以及知识产权注意义务模糊性的困境。一方面,要严格遵循混合型平台知识产权侵权判定的应然逻辑,重点考察混合型平台内各功能服务模块的角色定位;另一方面,要坚持秉承混合型平台知识产权侵权责任认定的理念思路,以分级分类理念、包容审慎理念和利益平衡理念为视角认真审视侵权责任边界之划定是否科学合理。

海外代购电商经营中商标侵权法律风险防范

海外代购电商作为跨境电商的一种主要运作模式,推动我国跨境进口电商交易额迅速增长。近年来,海外代购电商的商标侵权纠纷频发。海外代购电商是在传统代购的基础上不断演化发展而来的,其在交易主体、交易模式和法律关系性质方面与传统代购存在着本质区别;传统代购的法律关系是有偿委托合同法律关系,海外代购电商的法律关系性质需要根据不同交易模式进行分析判断。在有偿委托合同法律关系中,海外代购电商经营者作为受托人无须承担卖方责任;而在合同法律关系中,作为出让方的海外代购电商经营者以及电商交易服务提供商,可能面临商标侵权法律风险。海外代购电商的商标侵权行为认定及法律风险防范主要从海外代购电商经营者和电商交易平台服务提供商的角度进行探讨。

越南2022年《油气法》及其在南海油气侵权的新动向

2023年7月,越南于2022年末修订的《油气法》生效,该法是南海问题呈现出“法律化”趋势后越南的又一部涉海法律。与此前的越南油气法相比,该法有三个明显变化:一是在“深水远海”区重点增加“符合国际法”的油气基础调查,二是对外商“退还的”油气田放开采竭制度,三是主动吸引更多外商进入“深水远海”区开采油气。越南试图借此将油气勘探和开采活动向中国断续线内深处推进,以保障经济增长和能源安全的需求、持续推进南海问题“国际化”、坐享“南海仲裁”负面溢出效应。这将严重损害我国在南海的正当权益,增加我国在南海的维权压力,加大我国面临的法律风险。这要求我国应以维权维稳为准则,做到“防—止—治”并举,有理有法地应对越南新油气法向断续线内的渗透,早日实现与越南在油气资源方面的共同开发、互利共赢,努力推进中越海洋共同体的建设。

商业秘密侵权案件“接触加相同”举证规则之反思

“接触加相同”举证规则是基于商业秘密侵权行为的特殊性而对原、被告举证证明义务的一种新探索,目的在于减轻商业秘密权利人的举证负担。当前,该规则虽已为我国《反不正当竞争法》第32条所明确规定,但在适用过程中仍面临本质定位不清、判断标准不明、内部逻辑混乱及过分加重涉嫌侵权人举证负担等问题。为此,要正确适用“接触加相同”举证规则,应厘清其本质定位、明确其判断标准、理顺其内部关系,科学利用司法技术对“接触加相同”举证规则进行修正,以实现对原、被告双方程序利益与实体利益的平等保护。

公共图书馆涉信息网络传播权侵权纠纷裁判结果影响因素研究——基于345份判决文书的实证研究

数字化服务在公共图书馆的各项职能中占据重要地位,但因与信息网络传播权紧密相关,产生不少争议。利用345份生效判决文书,考察公共图书馆涉信息网络传播权侵权纠纷裁判结果的影响因素。研究结果表明:图书馆级别,图书馆是否实施镜像搭载、链接提供两种行为模式,法院是否采纳事前审查、事中限制、事后补救、采购使用4种裁判根据,与裁判结果存在显著的相关性。基于上述分析结果,为消弭公共图书馆与权利人之间的矛盾,公共图书馆自身应重视镜像搭载过程并加强意识转变,图书馆行业应将法律因素纳入评估定级的考量,法律层面应重视、修改合理使用制度,并完善和激活避风港规则。

专利侵权纠纷行政裁决案件适用一并审理行民争议制度研究——兼评三起专利侵权纠纷行政裁决引发的行政诉讼案

行政诉讼一并审理民事争议制度自建立并实施以来未能得到有效适用,特别是在涉专利侵权纠纷行政裁决的行政诉讼中能否适用该制度,一直存在争议。本文以三起专利侵权纠纷行政裁决的行政案件为视角,对一并审理专利侵权民事争议的制度构建,从适用要件、例外情形、裁判形式,以及确认不侵犯专利权之诉的受理要件等方面进行探讨,以期为该制度的适用和完善提供更为有益的思路。尤其是在涉专利行政裁决的行政诉讼中,积极推动一并审理行民争议制度的发展,符合实质性化解矛盾的司法审判导向,有助于防止程序空转,提高审判效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