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专利侵权获利赔偿标准适用的现状、困境与对策

我国专利侵权获利赔偿标准的适用表现出“判赔额高、判赔率高、适用率低”的特征,但这并不意味着背离了司法实践的需求,而是因为其具体适用面临现实困境。一方面,我国专利权人受到客观举证能力的限制,现有的证据保全、书证提出命令、证据调查令制度难以有效提高其举证能力,极大地打击了专利权人主张侵权获利赔偿的积极性;另一方面,我国裁判者受到主观适用标准的约束,因果关系定性错误、具体计算缺乏指引、自由裁量空间不足等问题长期未被纠正,导致法官难以合理灵活地运用专利侵权获利标准确定赔偿数额。为此,需要分别从立法论与解释论的路径入手,针对上述问题提出解决对策,即在立法层面要完善我国专利侵权获利证据收集制度,提高专利权人对专利侵权获利证据的举证能力,在司法层面加强对专利侵权获利赔偿标准的适用指引,提高专利侵权获利赔偿标准的适用率。

知识产权侵权获利赔偿制度的完善路径

作为知识产权损害赔偿量化的推定方法和裁量规范,侵权获利赔偿制度日益受到学界重视。但是,由于传统理论的束缚和制度建构的缺失,侵权获利赔偿制度至今尚未形成成熟的学说与规范体系,实际运行效果欠佳。这一立法技术的运用在克服传统侵权损害赔偿局限性的同时,衍生出诸多结构性缺陷和适用困境。由于侵权获利赔偿制度面向的是获利,其功能导向存有疑义,亟需回归并强化补偿性这一功能旨趣。知识产权的特殊权利属性及其损害认知论是形塑侵权获利赔偿制度体系的逻辑基点。在此基础上,应秉持正义观与激励观的二元价值论。进而遵循利益平衡的规范原理,寻求实体和程序的双重优化。通过制度剖析与实践考察,侵权获利赔偿制度宜以立法论与解释论作为完善路径,构筑证明责任分配、市场利润计算、侵权获利析出等规则体系,推进司法定价机制的科学化展开与规范化适用。

知识产权侵权获利赔偿数额认定的若干问题分析

侵权获利作为知识产权损害赔偿数额的计算方式之一,在我国知识产权法中有着明确规定,却在实践中未能得到充分适用,重要原因在于侵权获利数额确定具有一定的复杂性。在知识产权侵权行为中,众多因素交错影响着侵权人的侵权获利,应当依据一定的规则对获利数额进行合理计算。侵权获利数额的确定,除考虑获利本身的性质外,还应扣除必要的成本,并根据系争权利对于行为人获利的贡献进行获利份额分割。

著作权侵权获利赔偿责任的特殊构成要件研究

相比于以实际损失为内容的侵权损害赔偿,著作权侵权获利赔偿责任的适用需要特殊的要件:侵权人的获利以及实际损失难以确定。获利是指侵权人获得了财产收益;实际损失难以确定要件在实践中被异化,其认定应当由权利人提出损害难以确定的证据或者权利人提出损害的初步证据,由法官来裁量是否属于实际损失难以确定。另外,侵权获利赔偿责任的适用仍然应当强调权利人遭受财产损害,无损害即无赔偿。

侵权获利返还之请求权基础分析——以第三次修订的《专利法》第65条为出发点

在知识产权领域,侵权损害赔偿额除了以权利人因权利侵犯受到的损失为计算根据之外,还可以以侵权人在侵权期间因侵权所获得的利润作为确定赔偿额的根据,形成了知识产权领域特有的确定损害赔偿额根据的规定。但是,侵权获利返还在不当得利领域以及无因管理制度中有自己的请求权基础。以第三次修订的《专利法》第65条规定中存在的疑惑为出发点,通过对德国判例和日本法律规定的比较研究,结合即将实施的侵权责任法以及最高人民法院关于精神损害赔偿额确定根据方面的规定,对侵权获利返还请求权基础进行了分析,认为在客观获利范围内,侵权损害赔偿与不当得利均是侵权获利返还的请求权基础,两者形成竞合;对超过客观利益部分的侵权获利,建议明确以惩罚性赔偿为请求权基础,而否定无因管理制度的准用。

论知识产权侵权获利返还的请求权基础

将侵权获利作为损害赔偿的法定计算标准之一是知识产权侵权损害赔偿制度的重要内容。这一独特的制度安排引起了学界对知识产权侵权获利返还的请求权基础性质之争。与知识产权法作为民法的特殊领域相对应的是,针对知识产权侵权获利返还的请求权基础的探讨、研究也应回归传统民法之内。通过对损害赔偿请求权说及不当得利请求权说的主张及缺陷进行比较,从条文本身的体系及目的等角度出发,应当认为知识产权侵权获利返还的请求权基础为损害赔偿请求权。

侵害知识产权中返还侵权获利救济的定位及适用

完全赔偿原则及“差额说”是侵权损害赔偿所遵循的基本原则。然而在适用返还侵权获利的知识产权侵权救济时,是否应当证明侵权人的侵权获利与权利人实际损失之间的因果关系,返还侵权获利的适用及其金额是否应当受权利人实际损失的限制,成为了理论上及实践中有待回答的问题。通过比较法考察,以及对我国知识产权侵权获利救济方式的立法史和现行立法进行考察、分析可以发现,我国知识产权法中的返还侵权获利宜作为独立的请求权。而无论是将返还侵权获利视为抽象的损失测算方式亦或是将返还侵权获利视为独立的救济方式,其在适用时均不应受限于权利人所受的实际损失,而应关注于侵权人因对他人知识产权的侵害而获得的利润份额。

人格权侵权获利赔偿的请求权基础研究

《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责任法》第20条、《民法典侵权责任编(草案)》(二次审议稿)第959条规定的侵权获利赔偿的请求权基础并非不当得利返还,或不真正无因管理。侵权获利赔偿请求权并非独立的请求权,应当是侵权损害赔偿请求权。侵权获利赔偿并非对损害的计算方法的改变,而是颠覆了以实际损害为支点的侵权损害赔偿体系,以侵权人的获利作为确定损害赔偿数额的方法。侵权获利赔偿请求权的生成与可商业化利用的人格要素的无形性、易被侵害性,以及权利主体难以证明实际损害、难以对其采取有效的防护措施等特殊属性直接相关。侵权获利赔偿并不是惩罚性赔偿,在“填补损害”的功能之外,彰显了预防功能在人格权侵权损害赔偿中的主导地位。

专利侵权获利赔偿中因果关系的认定

专利损害赔偿的范围以因果关系为分析工具,在侵权专利产品的市场获利总额中析出某一具体专利技术的贡献比例是异常困难的。在法律因果关系理论的背景下,相当因果关系说突破了条件因果关系说的价值无涉性,允许法官在因果关系的判断中介入主观的价值裁量。如此,在侵权人获利的总额中析出涉案专利的贡献比例是基于法律目的考量的主观判断。在因果关系框架内主观认定贡献比例,应当考虑"预防侵权人侵权、鼓励权利人维权"的司法政策,通过证明责任的合理分配来降低权利人的维权风险、增强侵权人的违法成本。故而,应在法律规范上改变我国现在的侵权获利赔偿的侵权利润分摊法的计算规则,采用侵权成本扣除法,即可逐步提高侵权获利赔偿规则的司法适用率,使知识产权损害赔偿更加具有确定性与合理性。

获利返还请求权基础探讨——《侵权责任法》第20条之解构与重构

《侵权责任法》第20条并非某一单纯的请求权基础,而是将侵权损害赔偿和获利返还请求权杂糅规定在同一条文之中。获利返还请求权融合了侵权损害赔偿责任违法性与过错的归责要件和不当得利的法律效果,构成新的独立的请求权类型。未来立法中应当将获利返还请求权单独作统一规定。

论知识产权损害赔偿中侵权获利的分摊方法

确定侵权获利的最大困难在于确定侵权行为对侵权人利润的贡献比例或分摊比例。中国法院主要采用定性分析法对侵权获利进行分摊,分摊的结果具有很大的不确定性。应采用经济学上的净收益大小作为评价优劣和完善建议的标准,具体采用成本收益分析法。在满足各自适用条件的情况下,侵权获利的分摊方法从优到劣依次为:替代品比较法、消费者调查法、量化比例法和定性分析法。建议中国综合采用上述4种侵权获利的分摊方法。

论著作权侵权损害赔偿中侵权获利的计算方法

基于企业营业利润影响因素的复杂性以及知识产权价值的无形性,在著作权案件中以侵权获利方式计算赔偿数额时,主要需依据权利人提交的侵权方获利证据,从侵权行为的具体样态出发,区分涉案知识产权要素创造的价值和不可归因于该要素的其他价值,在利润中析出专属于具体被侵权作品贡献的专有价值。但著作权案件中侵权获利的计算不仅仅是单纯的事实认定,还需叠加对难以量化的作品价值等因素进行评估确定,因此可在着重考虑给予权利人充分救济的情况下,从有利于维权、制止侵权等损害赔偿的预防功能角度,合理确定利润总额和利润贡献率。

依据侵权获利确定损害赔偿数额中的证明责任

【裁判要旨】在侵害专利权纠纷案件中,权利人已尽其所能就侵权损害赔偿积极举证,且基于其所提交的证据可以合理推算出侵权获利,能够支持其所主张的赔偿数额的,人民法院应当予以支持;被诉侵权人主张该数额不应得到支持的,应当提交足以推翻前述侵权获利事实认定的反证,并证明其实际侵权获利情况。

知识产权侵权诉讼中侵权人获利的证明——基于裁判文书的实证分析

知识产权侵权诉讼中,权利人在无法证明实际损失的情况下,通常要求按照侵权人获利进行赔偿,实践中这一请求却往往遭遇举证难题而难以实现。根据现行法律规定,在确定知识产权侵权损害赔偿额时也可以采取"优势证据"标准。在此基础上,综合考虑最低证明标准、案件及证明对象的性质、举证的难易程度以及法官自由心证几个因素,构建合理的侵权人获利证明标准。在确保证明力的前提上,应当充分发挥专业评估报告的证据作用,以扫清知识产权侵权获利赔偿的证明障碍。

知识产权赔偿中“侵权人获利”标准的思考

侵害知识产权的赔偿方法,作为知识产权的权利救济手段,对知识产权保护发挥着重要作用。受害人损失、侵权人获利、支付合理使用费及法定损害赔偿均为具体的赔偿标准。将侵权人获利作为赔偿标准有一定合理性,但也存在着显失公平的情形。应在拟定具体计算方法的基础上,对其进行科学的和必要的分割,以平衡权利人、侵权人及社会各方之间的利益。

证据妨碍排除规则适用异化的矫正——基于知识产权案件中侵权人获利降格证成的分析

证据妨碍排除规则是为解决知识产权侵权之诉中的“举证难”“赔偿低”等问题而设,法院作为规则运行的实践者,更关注该规则的社会制约条件和可能产生的适用后果,适用时较为审慎和保守。对于制度设计的“构成标准”在审判实践中遇到了“严落实”等异化情形,通过将优势证据标准作为证据妨碍排除规则的证明标准,降格初步证据的证明标准、证据妨碍排除规则司法启动条件,裁判文书对优势证据的充分说理,强化优势证据标准的准确适用,在“客观证明”与“情理推断”间寻求证据妨碍排除规则制度价值和司法技术,为切实提高知识产权审判质量和加大知识产权司法保护力度贡献一剂良方。

商标侵权损害赔偿数额计算的现状与展望

我国商标侵权损害赔偿数额计算的各种规则之间往往不存在共通的理论指引,实践中经常从不同理念出发对各种规则进行论述,其中不乏相互抵触的情况,很难为实务提供有效的指引。鉴于此,应将现有的各种规则依“损失填补性”与“侵权制裁性”予以类型化。其中在“损失填补性”计算方法的适用上,实际损失、侵权获利、许可费倍数以及法定赔偿四种计算方法作为“损失”的金钱衡量,分别从不同角度服务于抑制侵权的制度目的;而在“侵权制裁性”计算方法的适用上,除须明确其适用的实体要件外,仍有必要协调民事、行政与刑事程序,防止双重制裁等过度抑制现象的发生。

中韩两国专利侵权赔偿问题研究

专利侵权赔偿作为专利侵权民事责任之一,其计算方法及适用顺位是一个复杂问题。基于保护专利权的基本目的,法律拟制了多种赔偿计算方法,在个别计算方法中又进行了二次拟制。如何确定赔偿种类及其计算方法,这是中韩两国都面临的问题。

著作权侵权损害赔偿问题研讨会综述

2000年8月7日至8月11日,最高人民法院民事审判第三庭(原知识产权审判庭,下称民三庭)与中国知识产权研究会联合举办的著作权侵权损害赔偿问题研讨会在内蒙古自治区呼伦贝尔盟海拉尔市召开,来自全国28个高级法院、23个中级法院、1个基层法院及最高法院的64位法官和中国知识产权研究会、国家版权局、企业、律师界的18位代表参加了会议。

专利侵权损害赔偿规则的标准、困境与重构

与专利侵权损害赔偿有关的司法实践中,“赔偿数额低”的问题常常为人所诟病。然而,这一评价通常以请求赔偿额或他国的平均赔偿额为标准,存在严重的逻辑缺陷。从专利法持续激励创新的制度目标出发,以填平原则为指引,对损害赔偿数额高低的评价应当以“权利人的实际损失”为标准。适用这一新标准,对结案时间在2014—2018年的9896个专利侵权案件进行实证分析后发现:“赔偿数额低”的描述并不准确。我国专利侵权损害赔偿制度亟待解决的并不是、或者说不只是系统性偏低的问题,而是赔偿金额时高时低、无法准确弥补权利人损失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