爬虫技术下非法获取计算机信息系统数据罪与侵犯著作权罪的关系

【目的】研究非法获取计算机信息系统数据罪与侵犯著作权犯罪的区别与联系,在实现数据法益刑法保护的同时,让其与传统罪名良好衔接。【方法】通过对爬虫技术下非法获取计算机信息系统数据罪、侵犯著作权犯罪以及涉及两罪的相关案例进行实证研究,分析两罪保护的法益与其实行行为的差异,进而研究两罪关系。【结果】在司法实践中非法获取计算机信息系统数据罪与侵犯著作权罪不是非A即B的关系。【结论】将数据犯罪与传统犯罪区分是必然的,但不应将数据犯罪与传统犯罪相排斥,非法获取计算机信息系统数据罪与侵犯著作权罪可以数罪并罚。

利用信息网络传播手段侵犯著作权罪研究——以法经济学为视角

在利用信息网络传播手段侵犯著作权犯罪日益增多的背景下,探究其不断增多的原因,有利于完善利用信息网络传播手段侵犯著作权罪的刑事政策,不断加强对著作权的保护力度。从法经济学角度,利用成本与收益理论进行分析,得出相比于传统侵犯著作权罪,利用信息网络手段侵犯著作权罪受到侦查困境的影响,其预期惩罚较低,导致理性犯罪人认为实施该行为能够获得巨大收益的结论。可以通过设立有偿检举制度、完善其定罪标准以及设立禁止从业资格的方式,提高犯罪成本,使得利用信息网络侵犯著作权罪的潜在犯罪大大减少。

法秩序统一视域下侵犯著作权罪的罪质及展开

侵犯著作权罪理解和适用中出现的种种难题,根源于对著作权刑事保护与前置法规范之间关系的不同解读。强调著作权保护刑民衔接具有正当性,但这并不意味着对侵犯著作权罪构成要件概念必然要作出与前置法完全一致的解释。与其执拗于“著作权说”与“秩序说”之间的理论抉择,陷入法益侵害说下侵犯著作权罪质界定的“双重迷思”,倒不如转向科学界定“著作权保护不同法领域之间关系”这一更为深层次问题的探究上。在目的论层面的法秩序统一原理指导下,与著作权法通过直接赋权实现激励目的的路径不同,刑法则是通过确证著作权法规范效力,确保著作权制度发挥效能来实现激励目的。《刑法》对“复制发行”等核心概念可以作出与前置法规范不尽一致的解释,但应符合目的论法秩序统一原理的基本要求。

侵犯著作权罪中信息网络传播要件的规范理解

《刑法修正案(十一)》中侵犯著作权罪增设“通过信息网络向公众传播”的行为要件并未当然否定2004年司法解释中以“复制发行”涵盖信息网络传播行为之解释在新规实施前的合理性。在处理《刑法修正案(十一)》出台后施行前的案件时,2004年司法解释的相关条款依然可以适用。对于刑法中“通过信息网络向公众传播”的解释不应受著作权法中信息网络传播权定义的限制,而应依照其教义学方法解释为利用信息网络途径以各种方式使不特定人或多数人知悉作品或可能知悉作品的行为。基于法秩序统一性的前置法限制不在于阻止刑法的发动或限制概念的同义解释,而只在于要求刑法不可处罚那些著作权法上认为不是侵权或不受刑罚处罚的行为。

“信息网络传播型”侵犯著作权罪的法教义学研究

《刑法修正案(十一)》新增了通过信息网络传播侵犯著作权的行为类型,是刑法应对知识产权客观治理现状的应然之举。伴随数字技术的发展,著作权保护的公共政策需求不断强化,侵犯著作权罪法益秩序化造成了著作权刑事和民事保护体系衔接的断裂。基于法秩序统一原理,确立以财产权利作为侵犯著作权罪主要法益,以此为基础对侵犯著作权罪中信息网络传播行为予以限缩解释。从传播形式上,本罪信息网络传播行为应严格以信息网络传播权为边界,仅指交互式传播而不包括非交互传播。从传播性质上,明确信息网络传播行为的可罚性在于作品提供行为,进而将提供网络服务的间接传播行为排除本罪的规制范围。通过对信息网络传播行为的形式和实质的限缩,在满足刑法积极回应著作权保护社会治理现实需求的同时,剔除与规范目的不相契合的内容,实现信息网络传播型侵犯著作权罪的准确合理适用。

规避技术措施型侵犯著作权罪的刑法归责研究——以技术措施附随问题为切入

虽然技术措施旨在保护权利人的作品免受不法侵害,但技术措施本身存在大量附随问题,如技术措施可能导致合理使用萎缩、权利人滥用技术措施形成外部侵害、技术措施蕴含着“科林里奇困境”等,这给权利人利益保护与公共利益保障的平衡机制带来巨大挑战。在认定规避技术措施型侵犯著作权罪时,需要克服技术措施的附随问题,以免刑法工具化、过度化。刑法介入规避技术措施的行为时,应严格考察具体行为是否侵害著作权法益,并着重判断以下方面:被规避的技术措施是否属于以保护著作权法益为目的而设置的技术措施、技术措施本身是否属于保护著作权法益的有效性措施、实施规避技术措施行为的行为人是否是为了合理使用。当具体规避行为欠缺法益侵害性时,不应仅凭形式上的规避行为而作为犯罪处理。

侵犯著作权罪中狭义的“复制或发行说”之理解与适用

侵犯著作权罪的法条中规定了“复制发行”的行为方式,尽管司法解释已经对其做出了规定,但是学界对于“复制发行”的理解仍然存在着较大的争议。比较来看,“单纯复制说”不符合罪数的认定原则,“复制且发行说”与我国著作权的刑法保护要求相抵牾,广义的“复制或发行说”难以解决侵犯著作权罪和销售侵权复制品罪之间的关系,即便可以对“发行”作一定的限制解释,但是仍然存在着不合理之处。狭义的“复制或发行说”将单纯的发行行为剔除,可以合理地界定“复制发行”的外延,避免销售侵权复制品罪的虚置。事实证明,狭义的“复制或发行说”也能解决网络环境下部分著作权犯罪中“复制发行”的认定问题。

侵犯著作权罪中“复制发行”的司法认定

《刑法》第217条规定了“复制发行”是侵犯著作权罪四种行为方式之一,这也是实务中该罪最常见的行为方式。然而,复制行为与发行行为的定义仍有较大争议,特别是随着网络在人们生活中扮演着愈发重要的角色,复制发行的行为方式发生了很多变化,一系列新的法律问题也随之产生。不仅如此,由于该法律条文中“复制发行”间没有标点符号,故此前复制行为与发行行为间应是选择还是结合关系不甚明晰,理论上也存在多种观点。但此后最高院出台多条司法解释明确了两者之间关系。但关于复制发行的司法认定,仍存在众多司法争议需要进一步的讨论。

弱人工智能背景下侵犯著作权罪犯罪对象之扩张

人工智能正在冲击传统著作权基本理论,法学理论应对此作出积极回应。刑法作为推进著作权保护的一般目的的手段之一,不应置身事外。客观而言,人工智能的发展将长期处于弱人工智能阶段。在这一技术背景下形成的人工智能生成物,是一种“人工智能作品”,其著作权应当归属于对作品投入“个性”的人。当下,人工智能作品大量涌入著作权市场,对侵犯著作权罪的保护法益造成了直接的侵害和威胁。由此,通过价值、规范以及事实层面的分析,可以将人工智能作品纳入侵犯著作权罪的犯罪对象范畴;通过妥适的扩张解释,可以将人工智能作品分别归属于侵犯著作权罪的犯罪对象之“具体作品”之中。

技术变革背景下从数据价值保护迈向数据版权保护——以侵犯著作权罪的构成要件补足为进路

数据价值的与日俱增并非凭空而来,而是根植于技术的变革。人、数据、网络全方位融合的时代下,数据价值的司法保护难度加大。面对此难题,刑事立法并未准确及时回应。数据价值需立足于数据权利进行保护,尤以数据版权为重。数据版权的客体应当是数据信息。数据版权可以通过刑法第二百一十七条进行保护,但营利目的、保护对象和行为类型存在不足,需克服技术变革带来的版权私有性消解问题,在达到利益新平衡时明确法益向度,并补足构成要件的不足。

论侵犯著作权罪——兼论相关刑法条文的修改

引言 <刑法>第二百一十七条规定了侵犯著作权罪,针对侵犯著作权罪的法律适用问题,<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关于办理侵犯知识产权刑事案件具体应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法释[2004]19号,以下简称为<"两高"解释>)作了明确规定.与以往的司法解释相比,<"两高"解释>降低了侵犯著作权行为的刑事制裁门槛,加大了著作权刑法保护的力度,并且操作性更强.

侵犯著作权罪中“复制发行”的网络异化及对策思考

司法实践中接连涌现的一系列相关案件表明,以上传、下载、作品数字化、网络盗贴为行为方式的新型复制发行行为给网络空间著作权的刑法保护带来了冲击和挑战,也凸显了数字时代著作权刑法保护的未来走向。网络复制发行行为的刑法评价中应突破"以营利为目的"的犯罪构成要件要求,通过"共犯的正犯化"对网络服务商的帮助"发行"行为进行入罪化处理,并对网络传播行为与网络复制发行行为进行差异化处置。

侵犯著作权罪中“以营利为目的”的网络异化——以珊瑚虫QQ案为视角

侵犯著作权罪中"以营利为目的"的网络异化,是一个值得关注的问题。珊瑚虫侵犯著作权案在互联网上和媒体上引起了极大关注。此案关涉到众多第三方软件的利益、前途和命运,在客观上也给网络空间中著作权犯罪"以营利为目的"的认定带来了巨大的冲击和挑战,因此本案示范意义重大。

侵犯著作权罪实证研究——以上海市近5年的裁判文书为分析样本

当今网络社会,著作权领域犯罪高发,新型案件不断涌现,给刑事司法带来挑战。文章以上海市近五年来侵犯著作权罪的裁判文书为分析样本,直观展现当前司法现状。目前,刑事司法理念存在偏差,立法较为滞后,被害人权利处于边缘化低位,均影响了侵犯著作权犯罪的实际规制效果。对此,建议应当进一步提高刑事立法的前瞻性与统一性,建立多元化的事实查明机制,完善刑罚结构体系,重视被害人的权利保护,并加强对著作权保护的社会培育。

浅析网络环境下侵犯著作权罪的若干问题

著作权制度在网络环境下呈现出主体产生大众化、权利归属复杂化、作品信息数字化、权利内容技术化和侵犯形式多样化等特点。应对以上新特点,侵犯著作权罪的犯罪对象应扩大到网络作品;客观行为中复制发行行为应注意新的形式,犯罪后果的认定也更加复杂;主体上还应当追究网络服务商的责任,但也要区别对待;主观上的营利目应当区分直接营利方式和间接营利方式。

侵犯著作权罪与销售侵权复制品罪关系辨析——兼评“两高”对《刑法》第217条“复制发行”的司法解释

在刑法层面上,《刑法》第217条侵犯著作权罪条文规定的"发行"行为与《刑法》第218条销售侵权复制品罪的"销售"行为的含义具有等同性,"复制发行"的应有含义为"复制且发行"。因此,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非法出版物刑事案件具体应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以及最高人民法院与最高人民检察院《关于办理侵犯知识产权刑事案件具体应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二)》对《刑法》第217条中"复制发行"的解释错误地理解了该词在刑法中的真实含义。侵犯著作权罪与销售侵权复制品罪两者存在法条竞合关系,前者处于特别法地位,后者处于一般法地位。

小议侵犯著作权罪的立法完善

刑法对侵犯著作权罪的规定与著作权法存在不协调与不衔接之处,要完善立法,可以将原有的叙明罪状修改为空白罪状,充分利用空白罪状之利,并且将具体犯罪构成要件的参照依据限定为著作权法,以减少空白罪状之弊。

侵犯著作权罪未遂形态刍议

我国刑法总则规定了犯罪未遂的成立条件和处罚原则,而刑法分则未对侵犯著作权罪未遂状态的认定作出明确规定,这在很大程度上是因为我国犯罪构成要件理论体系和刑法总则与分则衔接不够顺畅造成的。在未来的立法中,应当改变传统认定侵犯著作权罪的构成要件,加强犯罪形态与具体罪名的衔接,实现侵犯著作权罪未遂形态的明确界定。

网络环境下侵犯著作权罪的若干问题探究

在网络环境下,著作权制度随着大众传播的发展,呈现出主体产生大众化、权利归属复杂化、作品信息数字化、权利内容技术化和侵犯形式多样化等特点。应对以上新特点,侵犯著作权罪的犯罪对象应扩大到网络作品;客观行为中复制发行行为应注意新的形式;主体上还应当追究网络服务商的责任,但也要区别对待;主观上的营利应当区分直接营利方式和间接营利方式。

论侵犯著作权罪的特殊犯罪形态

对于侵犯著作权罪的特殊犯罪形态,刑法理论上探讨的不是很多,但其在司法实务中存在一定的疑难问题。关于侵犯著作权罪的法条竞合,应着重分析该罪与诈骗罪的竞合问题,应按照"重罪优于轻罪"原则处理。关于该罪的共同犯罪,须特别注意受委托制造行为的性质。而关于该罪的犯罪停止形态,需要结合该罪的行为形态进行分析。关于该罪的罪数形态,则要注意想象竞合犯、连续犯、牵连犯等问题。